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委內瑞拉國民議會本周四(2月5日)在一讀中通過了一項極具歷史意義的大赦法案。
該法案由現政權領導人德爾西·羅德里格斯推動,旨在對查韋斯主義執政二十余年間發生的政治相關罪行實施大規模法律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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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2月5日,加拉加斯國民議會大廳里出現了一幕極不尋常的場景,電子計票屏上,沒有任何紅燈亮起,所有議員的選擇被壓縮成一種顏色——綠色,全票通過,這并不是因為這些人突然達成了政治理想上的和解,而是因為現實已經把他們逼到了同一面墻前。
一個月前的1月3日,美軍直升機在夜色中降落,加拉加斯的權力結構被直接切斷,前總統馬杜羅夫婦被帶往紐約,整個國家在一夜之間進入“無主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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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爭論誰對誰錯已經毫無意義,財政體系接近癱瘓,石油出口受限,外匯枯竭,社會維持成本每天都在上漲,臨時接過權力的德爾西·羅德里格斯很清楚,委內瑞拉現在不缺演講,不缺口號,缺的是美元,是油輪可以重新出港的許可。
而華盛頓給出的條件幾乎沒有修辭空間:想恢復能源通道,先解決政治犯問題,于是,《大赦法案》被迅速推上議程,議會里的每一個人都明白,這不是一次價值投票,而是一份生存協議,你反對它,國家可能立刻失血,你支持它,至少還能爭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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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過去會為一句話、一個席位爭得面紅耳赤的派系,在這一刻選擇了共同沉默,屏幕上的綠燈,更像是一次集體默認——默認這是當前唯一能按下的按鈕,但真正的代價,并不在這塊屏幕上,而在隨之展開的交換邏輯中。
要理解這項法案的真實作用,必須把目光從議會移開,轉向城市另一端的現實操作,象征舊政權恐懼記憶的“螺旋大廈”監獄被宣布關閉,并將改建為文化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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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舉動本身就帶有強烈的對外展示意味:告訴世界,新政府要切割過去,但真正有分量的,不是建筑用途的改變,而是一串可以被核算的數字。
從1月8日開始,已有383名政治犯被陸續釋放,這些人中,有教授、學生、基層活動者,也有被關押多年、幾乎被遺忘的人,他們的共同點只有一個——他們的自由,被用來當作談判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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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關心的是“人權改善”的可驗證信號,以及能源供應的穩定預期,臨時政府關心的是制裁松動、執政合法性和經濟回血,于是,一種極其直白的邏輯形成了:放人,換空間;放得越多,出口通道越寬。
說到底,這是一種冷酷但高效的交換機制,反對派需要這些被釋放的人來重組政治力量,新政府需要用他們的存在來證明“轉型正在發生”,而國家機器則需要石油收入繼續運轉,于是,每一次釋放名單公布,都不只是司法動作,更像一次階段性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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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在于,這份賬單并不對所有人開放——因為在這383人之外,仍然有至少687人被關在牢里,等待下一輪“是否值得被釋放”的評估,正是在這種選擇性釋放中,這部法案的內部結構,開始顯露出更復雜的設計。
攤開《大赦法案》的文本,你會發現它并不是一張單純的“自由通行證”,而是一份高度計算過的制度拼接物,一方面,它搭起了一座極寬的“金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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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責時間被拉回到1999年,過去27年中與政治抗議相關的大量罪名被整體清空,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恢復資格,流亡海外的人可以回國,這種設計,幾乎是為反對派量身定做的重啟按鈕。
但另一方面,法案也修筑了一座穩固的“暗堡”,其中一條關鍵條款,赦免司法人員在履職過程中的“違規行為”,本質上是在向軍隊、法院和檢察系統承諾:不會清算你們,如果沒有這一條,任何釋放行動都無法推進,因為沒有人愿意為過去執行的命令承擔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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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那條“不得赦免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紅線,看起來義正詞嚴,實則是法律壓力下的技術性切割,用來把系統責任壓縮為個體責任,防止牽連擴大。
然而,法律可以抹掉罪名,卻無法抹掉時間,2017年街頭倒下的126人,仍然存在于無數家庭的記憶中,牢里剩下的687人,也提醒著外界,這場“和解”并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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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法案或許能換來短期穩定,或許能讓油輪重新起航,但它真正的考驗在后面——當釋放節奏放緩、外部耐心消退、經濟再度承壓時,這套用條文拼接起來的平衡,是否還能維持?歷史顯然已經在一旁等著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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