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上校轉業要去貧困地區，出任副專員，25年后從地委副書記離休

1957年初春，京城的積雪尚未消融，總參謀部大禮堂卻因為一紙“精簡命令”而人聲鼎沸。大大小小的軍官端坐其間，等待著即將到來的分流安排。會議間隙，時任55軍政治文化干校副校長的王道金悄悄記下一句話：“去最缺人的地方。”這一行鉛筆字，后來改變了他半生的軌跡。

八大總部壓縮為三總部、五大軍種合并為三大軍種，全軍裁減三分之一兵力——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四次精簡。對許多校級軍官而言，離開心愛的軍裝是一道難題。可王道金想得反倒簡單：他在紅軍長征時就見識過黔東北的艱苦，比起沿海繁華，那里才真正需要人手。有人勸他：“老王，去南方城市條件多好，何苦往窮地方鉆？”他只回了六個字：“苦，就有人管。”

轉業培訓設在廣州軍區。那段時間，分流名單幾易其稿，愿去山地省份的寥寥無幾。政工干部出身的王道金在人群里并不起眼，卻在自愿欄里寫下“貴州銅仁”。填表時，旁邊的同學搖頭：“銅仁到省城都得走三天山路，你確定？”王道金抬頭笑了笑，沒有解釋。事實上，他對銅仁的印象還停留在1935年：山高坡陡，百姓只有一條裂口褲輪流穿。

1958年春末，他抵達銅仁專員公署報到。那一年35歲，論資排輩只能算“副專員”，級別相當于今天的副廳。但在九縣的老百姓看來，這位穿舊軍裝、背干糧袋的干部跟他們沒什么兩樣。剛到任的第三天，他就騎馬下鄉，徒步翻越五司坪嶺，去最偏遠的沿河土家縣。基層干部回憶，“那一身塵土，看不出是從天安門走過的人。”

銅仁的十三年，賬本上寫滿了苦差事：修通大龍公路，兩次搶險烏江洪水，手把手教村民種紅薯新品種。王道金自嘲“活成了交通科長、水利站長、農技員”，可上級考核時，他的分數卻一直排在前列。1971年初夏，組織調令來到銅仁：去遵義地區革委會任副主任。簡單收拾行李，他在政府大院門口跟司機說了句，“車子別洗了，直接上路。”

遵義對王道金意義特殊。當年遵義會議召開時，他還是紅軍通信員；如今再回到這片土地，已成為分管文教衛生的地區副書記。那時“文革”余波未平，學校停課、醫院人手緊張，他白天進機關處理文件，夜里蹲點恢復師范教學，常常三點才合眼。有人看到他用煤油燈批示公文，悄悄問：“老王，身體吃得消嗎？”他擺手：“年輕時翻雪山都沒垮，現在算啥。”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熱衷“提級”。1978年機構恢復后，省里兩次想把他調進貴陽，他都以“遵義事務未清”為由推辭。朋友不解，他說：“地委副書記也能干出名堂，只要老百姓記得我們解決過啥事，就值。”這一句話，在后來地方志的采訪里被原樣引用。

1983年，組織批準他離休。那天，遵義地委小禮堂擠滿了各族干部，掌聲持續了足有三分鐘。王道金把發言稿折好放進口袋，只說一句：“25年，干得不算差，但欠你們的還多。”隨后向臺下深鞠一躬。會后，他獨自返回住處，把用了一輩子的挎包整理好，甚至連老式黃銅水壺都不舍得扔。院子里桂花正開，他抬頭嗅了嗅，笑容像春天一樣暖。

離休后，他沒回大城市安度晚年，而是在遵義郊區租下一塊坡地，種蔬菜、帶孫子。地方政府幾次安排他進省里療養，都被婉拒。他常說：“我從黎平走到延安，又從朝鮮戰場走回來，能平平安安活到今天，是運氣。多活一天，就多看看貴州的山。”

王道金一生，兩段軍旅、兩省山河，頭銜似乎始終停在“副”字。但若沿著他走過的路細算，不難發現：他留下的一條公路、一方水庫、一所醫院、一串識字站，比任何晉升都更有分量。這也解釋了為何他去世時，銅仁與遵義的百姓自發送行——他們記得的不只是那位開國上校，更是一位在貧困山區蹲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的老朋友。

回望紙上行程，從1957年大禮堂那行字出發，到1983年揮手作別，王道金在地方工作的歲月恰好25年。軍人底色、地方擔當，兩相疊映，造就了一段靜水深流的生涯。這段故事也許平凡，卻在悄無聲息間構成了共和國基層治理最樸素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