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任命昆明軍區副政委，沒人通知，心里不舒服，找負責人證實

1973年12月的一天清晨，石家莊的冷風裹著塵土席卷空曠的校場，王宗槐拎著水壺去打熱水，身后傳來一名老熟人湊趣：“聽說你要去西南當副政委啦？”這句話像一粒火星落進柴堆，他怔住了——自己竟從未接到任何正式文件。

那年頭的老干部復出，消息多半是口耳相傳。王宗槐已經被“靠邊站”好幾年，先是“內控”反省，后被下放到河南林縣勞動。早晨挖過溝，下午割過麥，跟青年民工同吃同住。現在乍聞重返崗位，他既欣慰又別扭：組織部門說好的“有事找組織”，可這回組織卻沒找他。

王宗槐1913年生，16歲參加紅軍，三灣改編時還是通訊員，轉戰江西閩西數省。抗戰中他管政工，解放戰爭里在華北野戰軍司政機關摸爬滾打，1949年隨大軍進北平。建國后進入總政治部，在組織部、青年部、干部部先后任副部長、部長，人稱“老政工”。1955年授予少將，上下都曉得他辦事周全。

1958年，他被調往高等軍事學院任政治部主任。軍校里貼近青年軍官，仍是干部路數。可1963年改任副政委沒兩年，運動驟起，帽子一頂一頂往頭上扣。“修正主義”“山頭主義”全讓他背著。關了小灶、撤了警衛，進駐勞動隊，扛鋤頭迎風流汗。那時他五十出頭，本想含飴弄孫，轉眼卻成了“重點審查對象”。

形勢到1971年拐彎，中央提出“安定團結”。1973年夏秋，秦基偉、李成芳、廖漢生等先后解封，陸續歸隊。王宗槐也被列入恢復工作名單。可就在十二月的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背景下，一樁程序性的小事出了岔——他的任命文件在總政干部部擱淺，誰也沒主動通知。

按照當時慣例，副大軍區級干部的職務由總政宣讀，若主任忙，副主任或干部部部長即可代行。偏偏那陣子，總政主任李德生身兼北京軍區司令，一時分身乏術；兩名副主任又正忙著給八大軍區“打包”交接。層層耽擱，一紙電報就這樣被壓在案頭。

王宗槐心里憋悶，歷經風浪的人依舊要講分寸，他先找老同事打聽，再去干部部。那天上午，他推門進辦公室，正逢副部長宋某低頭批卷。隔著茶汽升騰的杯口，王宗槐低聲問：“組織上有我的事嗎？”宋某一愣，翻柜找出電報，拍了拍：“是的，你去昆明。”寥寥數語，卻讓他心里五味雜陳。

昆明軍區當時正進行整頓。九月局后，軍內派性蔓延，這個位于西南邊陲的大區尤顯敏感。軍區政委劉志堅已赴京養病，代理政委尚鈺兼顧不過來。王宗槐肩負的，是穩住部隊、恢復訓練、清理派性。1974年初，他抵昆明，剖析問題直言不諱：整風不是清算老賬，而要讓部隊歸隊伍、槍口朝外。軍區機關里，高級干部驚訝這位“老政工”并未銳氣全失。

邊疆緊張局勢尚存，日常工作卻需從細節抓起。王宗槐要求政治部干部下連住班排，摸清思想；后勤處則嚴禁層層加價，米面油統歸軍區財務結算。他習慣夜里到防空洞辦公室審材料，常寫批注到凌晨，燈泡發白，警衛員幾次提醒休息，被他擺手壓下。

不過，這段新崗位的時光并不長。1974年下半年，中央決定對二炮高層“換血”。當時第二炮兵機關因缺少主官，派性、山頭問題突出。葉劍英在十一月接見向守志，直言二炮“再拖不得”。很快，向守志被定為司令，亟須一位有系統政工經驗的副政委與之配合。王宗槐再次被點名。

調令下達，王宗槐沒有遲疑。這一年他六十一歲，舊傷頻繁作痛，卻依舊背手登上西去的列車。到京郊發射場開完第一次黨委會，他對值班參謀說了一句：“只要把團結放在第一，二炮沒什么過不去的坎。”這句話后來在機關里流傳已久。

從1975年初到1985年離休，他始終坐鎮二炮政治口。那十年間，部隊編制幾度調整，科研試驗牽涉上百家院所，需要統籌協調。豐富的干部工作經驗在此派上了用場：技術骨干按成果提撥，黨支部書記與工程師“一肩挑”，打通了技術與政工的壁壘。向守志晚年回憶，一旦遇到棘手的干部晉升，王宗槐先講“資歷要硬”，轉而強調“作風更硬”，原則分寸拿捏得恰到好處。

值得一提的是，他對“被任命卻無人通知”這段小插曲一直記得。1983年，干部部局域檔案數字化，他特意補寫了一份情況說明，把那張1973年的遲到電報附在卷宗。朋友打趣問他為何較真，他笑道：“軍隊講令行禁止，哪怕我老頭子，多走半步都算違例。”

1995年秋，王宗槐在北京病榻上對兒孫談起當年赴昆明的經歷，語速依舊鏗鏘。他只說了兩句：“組織有紕漏，不等于組織沒原則；對黨交底，心里踏實。”話語不算激昂，卻透著多年風刀霜劍磨礪出的定力。

他的故事并不驚天動地，卻折射出一代老軍人對組織觀念近乎本能的執著。即使在風云突變的歲月，有人被遺忘、被耽擱，他們仍把信任留給黨，把委屈暫壓心底。或許正因為此，復出后的那份“又高興又氣憤”才顯得格外真實，也讓人看到時代的曲折與軍人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