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為什么要重農抑商？為什么古代統治者，不大力發展工商業呢？

商人真能滅國：一場不流血的戰爭示范

現代人常困惑，為何先秦至明清數千年間，統治者寧守清貧，也要將商賈階層牢牢壓制于社會末端？答案既非出于偏見，亦非源于迂腐，而是源自一種刻骨銘心的歷史教訓——商業力量一旦失控，足以無聲無息瓦解一國根基。

春秋時期，齊桓公欲取衡山小邦，未動一卒一甲，管仲僅遣數十支商隊攜巨資入其境，專收刀戈、矛戟、弩機等軍械。

收購價高到何種地步？鑄一柄長劍所得，竟抵得上農夫墾荒整年所獲之粟米與布帛總和。

消息傳開，舉國沸騰：鐵匠鋪晝夜不歇，村社停耕，連拉犁的犍牛都被宰殺取鐵，田壟漸被銹刃取代，阡陌之間唯聞錘聲震耳。

待兵械堆積如山、糧倉卻日漸空癟之際，齊國驟然終止采購，轉而以三倍市價廣征粟麥、菽豆、干糒等一切可食之物。

此時衡山已無余糧可售，只得傾盡國庫金貝赴鄰國購糧，而齊人早已暗中控盤，糧價一日三漲，如烈火燎原。

不出三月，饑殍塞道，炊煙斷絕，官吏棄印而逃，百姓叩宮門索食未果，旋即揭竿而起，城垣未破而社稷自潰。

此役未見烽火狼煙，卻為后世君主立下一道鐵律：金錢可堆砌虛榮盛景，卻無法充作救命稻草。

商賈調度供需之能，遠超千軍萬馬。當糧食這一生存底線被悄然抽離，金山銀海不過沙上之塔，頃刻崩塌。

故在古人眼中，商人并非尋常營生者，而是具備高度戰略滲透力的“隱性兵種”，稍有疏忽，便成敵國破國利器，必須置于嚴密監管之下。

不是看不起錢，是怕餓死人

世人常誤讀“重農抑商”為思想蒙昧，實則這是在技術天花板下反復推演后的理性抉擇。

彼時農具粗陋，水利匱乏，良田畝產常年徘徊于一石上下，一名成年男子終歲勞作，除果腹所需外，僅能盈余半口人之糧。

這一冰冷數字意味著：整個國家機器的存續，依賴于九成以上人口固守田疇，方能勉強維系溫飽紅線。

倘若青壯紛紛棄耒耜而趨市井，棄織機而逐貨利，糧食供給便會如斷線風箏，急速墜落。

而糧秣短缺從來不是溫和的經濟波動，它是一場多米諾骨牌式的系統性崩潰。

民以食為天，缺糧一成，市價翻倍；缺糧三成，典妻鬻子成風；缺糧五成，樹皮草根食盡，易子相啖已非傳說；再進一步，則是揭竿四起、州縣失守、中樞癱瘓。

對帝王而言，少幾匹蜀錦、缺幾船香料，不過損些體面；但若倉廩告罄、京師斷炊，哪怕只持續三十日，龍椅便已在烈焰邊緣搖晃。

于是再審視商鞅所立諸法：嚴禁擅離籍貫，嚴令戶戶務本，連坐互保、罰及鄰里——這些看似嚴苛的條文，并非嗜權成性，而是精算之后的生命賬本：只要農人尚在壟上揮鋤，百姓尚有粥可啜，王朝就有喘息之機。

只要人命尚存一線，江山便未真正傾覆。在那個沒有化肥、沒有雜交稻、沒有冷鏈運輸的時代，縱容商業擴張，無異于親手松開維系千萬性命的韁繩。

商人不好管，也最容易威脅皇權

除卻糧食安全這一生死線，商人還擁有一種令中央寢食難安的特質：高度流動性與組織隱蔽性。

農民被土地錨定，戶籍清晰，賦稅可征、丁役可調、叛亂可察；而商旅則如游魚穿浪，今日泊于吳越碼頭，明日已至隴西集市，官府連其蹤跡都難以追蹤，更遑論課以正賦、編入鄉里。

更棘手的是，當資本積累突破臨界點，商人便不再滿足于賬簿盈虧，他們開始購置功名、結交權貴、操縱鹽鐵價格、干預地方政令，甚至直接介入王位傳承。

呂不韋便是最驚心動魄的范本：以邯鄲巨賈之身，一手扶植質子登基，一手執掌朝綱十余年，連儲君人選亦可“明碼標價”。在帝王看來，此類人物比嘯聚山林的流寇更令人膽寒——流寇靠一時血勇，商人憑的是十年布局、百人網絡、萬金資本與精密算計。

加之商業邏輯崇尚實效與回報，天然疏離于忠孝節義等倫理秩序。若此價值體系蔓延開來，誰還愿戍守苦寒邊關？誰肯甘居僻壤墾荒？誰愿世代為農、納糧輸丁？

于是歷代政權選擇以制度筑墻：士為首、農為本、工為輔、商為末，從冠服規制、宅第尺度、子孫科舉資格到婚喪儀軌，皆設明文禁限，層層加固身份壁壘。

并非全然無視商業對財富增長的助益，而是經過無數次饑荒暴動與豪強坐大的慘痛復盤后，最終確認：寧可經濟增速緩慢，亦不可讓治理體系滑向不可控深淵。

說到底，古人壓制商人，無關貧富之見，實為防斷糧之危、止失序之患、守集權之核。

這是一場低生產力文明，在資源剛性約束下，以制度剛性換取群體存續概率的悲壯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