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野史，比正史還要正

乾隆那會兒，打泰國運米的船隊剛一露頭，廣東這邊的官老爺們不但沒把大炮推出來，反倒敲鑼打鼓地迎上去。

這幫跑船的有個響亮名號——“紅頭船”。

他們捎回來的救命糧，正好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

可要把時間軸往前推個五十年，同樣的這幫人，同樣的這艘船，要是敢在海面上晃悠，那腦門上就刻著倆字：海賊。

下場也沒跑——船給你打爛沉底，腦袋給你砍下來掛桿上。

面孔沒變，海也沒變。

從人人喊打的“死對頭”變成大救星，中間差的，也就是皇上那一張紙。

這張紙背后，是明清兩朝好幾百年沒解開的死疙瘩：對著那片沒王法的汪洋大海，是該把門焊死，還是把路敞開？

為了把這疙瘩解開，滾落的人頭都不知有多少。

這事兒繞來繞去，總歸要落到一個彈丸之地——南澳島。

夾在福建廣東中間的南澳島，擱現在是旅游打卡的圣地。

可回明朝嘉靖那陣子，當官的一提這地方就做噩夢。

按大明的規矩，片板不得下海。

上面的算盤打得精：把海岸線鎖死，倭寇進不來，海賊也生不出。

這賬在紙面上怎么算怎么對，可落到實處，根本不是那碼事。

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朝廷辦了件自以為特漂亮的事兒：給當時海上的“帶頭大哥”汪直設了個局，把他給宰了。

汪直是誰？

那可是走私行當里的總瓢把子。

人家在雙嶼島把買賣做到了日本和東南亞，手底下十萬號人。

誰家船要是掛上他的“五峰”旗，海面上橫著走。

朝廷尋思著：射人先射馬，把領頭的干掉，海邊就清凈了。

結果咋樣？

汪直這一死，不但沒太平，反倒把天給捅漏了。

敢情汪直活著的時候，好歹是個江湖秩序的維持者。

他在那兒鎮著，小魚小蝦不敢亂動。

他一蹬腿，原本的規矩全亂套，底下那幫人沒了管束，瞬間化整為零，滿世界亂竄。

這幫散兵游勇順著海邊往南跑，最后全鉆進了那個山高皇帝遠的旮旯——南澳島。

這地界孤懸海外，兩邊省份都管不著，簡直就是給海賊天然造的窩。

沒多久，又一個“雙嶼島”冒了出來。

緊跟著站起來的，是比汪直手更黑、心更狠的主兒。

名氣最大的那倆，一個叫許朝光，一個叫吳平。

這兩人的登場，說明海賊們升級了，不再是倒爺，開始往軍閥路子上走。

廣東饒平人許朝光，腦子活，琢磨出一套叫“買水”的生意經。

過去海賊搶劫全憑運氣，許朝光不這么干，他明著收過路費。

只要在我的地盤上交錢“買水”，保你平安無事。

這一手太絕了。

說白了，他這是跟官府搶稅收。

后來的同行一看這招好使，紛紛效仿，成了海盜手里最穩當的錢袋子。

這會兒，地方官那叫一個難受。

硬打？

手底下那點兵稀稀拉拉，根本不夠看。

那許朝光都在島上蓋宮殿了，活脫脫一土皇帝。

招安？

許朝光提那條件，簡直是騎在朝廷脖子上拉屎：進城門不許關、手里家伙不許交、當官的還得陪酒、上級領導我不見。

這哪是來投降的，分明是來檢閱部隊的。

即便這樣，官府沒招，捏著鼻子認了。

結局就是許朝光躲在大船里吃香喝辣，壓根沒正眼瞧過官府。

許朝光雖然狂得沒邊，但他碰上了個更硬的茬子——吳平。

福建詔安出的這個吳平，有個毛病：腦子特清醒，下手特毒辣。

連戚繼光都得豎大拇指說他是勁敵。

這圈子里哪有什么兄弟情，全是生意。

許朝光怕吳平做大，玩了個陰招，挑撥人家父子關系。

吳平也是上頭，喝多了把親兒子宰了。

等酒醒過來，他沒哭也沒鬧，直接帶兵去找許朝光拼命。

兩邊在南澳島中間的牛頭嶺死磕，腦袋砍得滿地亂滾，那地方到現在都叫“人頭嶺”。

這哪還是剿匪，分明就是諸侯在咱自家地盤上火并。

嘉靖皇帝這下是真坐不住了。

他打破頭也想不通：咋這海禁越嚴，海賊反倒越兇？

他覺得是底下人干活不賣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朝廷把壓箱底的王牌甩出來了——俞大猷和戚繼光。

俞大猷領著三百艘戰船把海面封得死死的，戚繼光帶著人往島上沖。

這一仗打得那叫一個慘。

吳平手底下被殺被抓的一千五，燒死淹死的五千多。

最后吳平帶著殘兵跑去越南，還是被明軍追上，跳水死了。

這一仗看來是贏漂亮了。

可要是往長遠了算，這買賣做得值嗎？

為了剿滅這幫人，國庫銀子花海了去了，名將也都派上了。

可只要那個封海的政策不改，沿海那幫人“不當賊就得餓死”的處境就沒變。

摁死一個吳平，后面排隊的還多著呢。

過了幾十年，明末清初那會兒，南澳島邊上站起來個更猛的——鄭芝龍。

這哥們兒是真精明。

他把這游戲的底牌看穿了：硬剛沒個頭，只有把“賊皮”換成“官服”，才是長久買賣。

崇禎元年（1628年），把福建官軍打得找不著北之后，握著海上霸權的鄭芝龍干了件讓人大跌眼鏡的事：接受招安，當個芝麻大的“防海游擊”。

這筆賬，鄭芝龍算得比誰都精。

投靠了朝廷，既保住了家底，又能名正言順地收過路費。

更損的是，他還能打著朝廷“剿匪”的大旗，用公家的刀去砍自己的競爭對手。

事實證明他賭對了。

1633年料羅灣那一仗，大明水師把荷蘭人給干趴下了。

史書上寫的是大明威武，其實出力的全是鄭家的私房兵。

到了崇禎十三年（1640年），鄭芝龍甚至混到了南澳副總兵。

這時候的南澳島，名義上姓朱，其實姓鄭。

從這兒去日本、下南洋的路子，全攥在他手心里。

從汪直、吳平再到鄭芝龍，海賊們的生存套路一直在升級。

反觀朝廷的政策，總是在那個死胡同里轉圈圈。

一直到清初，南澳島迎來了最后一位大佬——邱輝。

邱輝自封“忠勇伯”，認臺灣的鄭經當主子。

他在達濠建寨子，把鹽場漁場全包了，甚至弄出個“大明潮州府”。

史書上夸他做買賣公道，多少帶點俠氣。

可隨著清廷平定三藩，準備收拾臺灣，邱輝的日子也就到頭了。

康熙年間，邱輝兵敗，自己點火藥把自己炸了。

邱輝一死，清廷在南澳島設了總兵，讓廣東福建兩家一塊兒盯著。

那會兒有個叫藍鼎元的學者還特意提醒：必須得嚴防死守，生怕這地兒再變成賊窩。

誰知道，真正把海盜時代送進墳墓的，不是大炮，也不是酷刑，而是一張輕飄飄的告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收復臺灣后，清廷宣布：海禁解除了。

這一瞬間，歷史跟大家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那些原來提著腦袋在刀尖上舔血的“海賊”，搖身一變，全成了合法的“大老板”。

困擾了兩個朝代好幾百年的麻煩事，在政策松開的那一秒，突然就沒了影。

原來，所謂的“強盜”，大多不過是想討口飯吃的生意人。

地少人多，潮汕人不出去拼命就得餓死。

你不讓他做買賣，他就是寇；你讓他做買賣，他就是良民。

后來乾隆年間鬧饑荒，朝廷甚至還得求著這些“逆賊后代”趕緊去泰國運米。

如今，你要是站在南澳島的金銀島上，瞅著傳說中吳平埋寶貝的地方，沒準會感嘆：

歷史有時候吵得讓人腦仁疼，殺聲震天；有時候又安靜得很，所有的恩恩怨怨，最后都歸結為一個死理兒——

路堵死了，好人也被逼成賊；路給留著，賊也能回頭當好人。

這筆明白賬，帝國愣是算了幾百年，才總算是算清楚了。

信息來源：

陳春聲：《鄉村的故事與國家的歷史——以樟林為例兼論傳統鄉村社會研究的方法問題》，《中國鄉村研究》第2輯，2003年

杭行：《17世紀明清鼎革中的廣東海盜》，《海洋史研究》第9輯，2016年

劉平：《清朝海洋觀、海盜與海上貿易（1644—1842）》，《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