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整個中國還大的西伯利亞，為什么只屬于俄羅斯？

1903年7月21日清晨，首列自莫斯科發出的列車駛進符拉迪沃斯托克，呼嘯的蒸汽宣告西伯利亞大鐵路全線貫通。這聲汽笛，既是沙皇時代最昂貴的宣言，也像一把鎖，將東西伯利亞與歐洲俄羅斯緊緊扣在一起。可若把時間撥回千年，人們會驚訝地發現，這片面積逾一千二百八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原本并不說俄語，也絕非天然屬于羅曼諾夫家族，更不是彼得大帝的早產嫡子。它曾是匈奴的放馬場，是唐朝驛道的終點，也是元朝行省的最北疆域。要弄明白“為什么只屬于俄羅斯”，得從更早的足音與火光說起。

西伯利亞遠不是什么“人煙稀少的白紙”。考古學家在葉尼塞河谷發掘過青銅鍛造遺址，表明公元前兩千多年的南西伯利亞已出現高度組織的草原社會。后來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在這里輪番登場，馴鹿、貂皮與青銅刀劍并存，草廬與木檸并起。當地部族的古道向東連著大興安嶺，向西觸到烏拉爾山腳，留給后世一條條生動的文化走廊。

漢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渡河擊匈奴”，漢軍抵近貝加爾湖，卻作罷繼續北上。數世紀后，唐代在貝加爾湖畔設立安北都護府，湖面被改稱“小海”，來源于“大海之北有小海”的地理注釋。唐吏在木簡上記錄黠戛斯部交來的貂皮數量，換回絹帛和鐵器。若說影響深遠，還得看元朝。忽必烈置嶺北行省，北至北冰洋，西伯利亞第一次被納入成文邊界。1279年的郭守敬觀測日影，甚至把中原歷法刻在北緯63度的凍土地樁上——那一刻，這片寒原與中原的距離被行政與科技打成了一個整體。

轉折出現在十六世紀。1558年，伊凡雷帝為償還戰事開銷，將烏拉爾東麓的開墾權交給商人斯特羅加諾夫家族。一紙委任狀像投下巨石的河口，激起了俄國東擴的層層漣漪。1579年，逃犯出身的葉爾馬克帶著八百多名哥薩克，在鄂畢河擊潰西伯利亞汗國的庫楚姆，火繩槍與炮火摧毀了草原騎射的榮光。接下來，俄人采用“舟行即占領”的招法：春天溯鄂畢，冬天滑雪拖雪橇，年年筑堡。秋明、托博爾斯克、雅庫茨克像串珠一樣鋪在三條大河沿岸，把地理優勢變成了吞并機器。

與此同時，明清兩朝在長城外忙于應對蒙古復起和瓦剌叛亂，東北邊防留有縫隙。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平定后，清廷才抽身轉北。雅克薩之戰兩度激烈，俄軍終因后勤斷絕而議和，《尼布楚條約》劃定外興安嶺—額爾古納河一線。雖守住了外東北，但貝加爾湖濱與廣袤林區自此易手，西伯利亞的大門被俄人推得更開。持續七十年后，他們又抓住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后的真空期，迫使清政府簽下《璦琿條約》《北京條約》，連同庫頁島南部、海參崴港，盡數歸入沙俄版圖。邊界上新立的木樁靜默無聲，卻清晰昭示：這場曠日持久的拉鋸，中國已無力回天。

有意思的是，沙俄對新領地的經營談不上溫柔。十七到十九世紀，西伯利亞最大的“移民潮”來自監獄與欠債農奴。腳鐐聲里，漫長冰原成了帝國的流放地。那些在伊爾庫茨克、鄂木斯克、托木斯克修建圓木監舍的人，大都曾是莫斯科和斯摩棱斯克街頭的貧民。更慘的是土著部落，援引1897年的人口統計，雅庫特、赫哲等族群在沙俄征伐后的半個世紀里銳減三分之一，疫病與稅役摧殘了他們的家園和信仰。

鋼鐵的時代隨后降臨。1891年動工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如同一道巨大縫合線，用九十二十三年的時間將新彼得羅巴甫洛夫斯克、車里雅賓斯克、克拉斯諾亞爾斯克串起。一段工程日志寫道：“每前進一華里，雪地里就多七具尸體。”嚴寒、瘟疫、工傷，變成了闊氣鋼軌下的無名白骨。然而鐵路一旦貫通，沙俄的行政觸角立刻纏繞到日本海，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海浪里回響著克里姆林宮的海權狂想。

1917年革命后，這條通道在內戰中反復易手，白軍、紅軍、干涉軍交火無數。到斯大林執政時，大清洗的刁難和古拉格的苦役，使西伯利亞繼續承擔“帝國流放地”角色。衛國戰爭爆發，不計其數的工廠、技術人員、機床，被撤離到鄂木—托木溶洞般的洞庫。炮彈和T-34坦克在零下三十度鑄造，鋼煙驅散冰霧，烏拉爾以東成為保衛莫斯科的后方心臟。1943年，庫茲巴斯煤田產量已達全蘇之冠，這才有了庫爾斯克大會戰的彈藥洪流。

解體前夕的蘇聯曾在這里建立了新西伯利亞飛機制造廠、布拉茨克鋁廠等工業巨人，但高度依賴國家補貼。1990年代財政坍塌，機器停擺，青年外遷，舊式集鎮的磚墻在風雪中剝落，鐵軌旁多了荒棄的水塔。俄學者阿列克謝·耶菲莫夫在回憶錄里寫道：“哪怕晝夜不息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也運不走絕望。”

縱觀四百年東擴，沙俄與后來的蘇聯、俄羅斯之所以能把西伯利亞據為己有，靠的不僅是槍炮與條約，更是三張王牌：便捷的河流—鐵路交通、持續不斷的遷民機制、以及對手因內憂外患而缺席的空當。倘若明清在東北持續保持元朝式的草原—森林統治體系，歷史的走向或許會截然不同。然而“若”字向來奢侈，歷史已經寫定——當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車站那塊寫著“世界自此開始”的牌匾落成時，西伯利亞也就徹底成為沙皇遺產的一部分。

直至二十世紀中葉，西伯利亞在俄羅斯版圖中占地近四分之三，卻僅容納全國四分之一的人口。冰雪、病疫、距離，共同塑造了一種孤寒而倔強的性格，也在政治上形成了反向依賴：莫斯科無論多想向西擁抱歐洲，必須確保身后這片“冷后方”不被旁人覬覦。正因如此，當外部列強衰弱、內部政策展轉，西伯利亞依舊牢系于克里姆林宮的權杖之上。

有一位哥薩克老兵在托博爾河畔燒篝火，他對同伴說：“咱們離彼得堡有十萬里，但彼得堡能缺得了咱們這堆木頭和貂皮？”短短一句戲言，道出了俄羅斯千里孤征背后的戰略算計。今天那堆篝火早已熄滅，烏拉爾山的風仍舊呼嘯，阿穆爾河水依然東流。人們如果想追溯這片冰封大陸為何穩穩落入俄國掌心，就會發現答案寫在冰雪、河流、馬匹、火繩槍與鐵路鋪就的漫長軌跡里：在歷史的游戲場上，速度、時機與鐵血意志，曾經抵得上一切山川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