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心敏感的人，要遠離政治

在動蕩的時代，心靈的脆弱與世界的殘酷相互碰撞，往往會觸發令人痛心的悲劇。弗吉尼亞·伍爾夫，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以其敏銳的感知力和深刻的文學造詣，記錄了人性的光輝與黑暗。然而，當納粹的陰影籠罩歐洲，戰爭的硝煙彌漫整個世界時，她本就脆弱的心靈，再也無法承受外界的重壓。盡管遠離戰場，但戰爭的恐懼與絕望，如同無形的枷鎖，逐漸侵蝕了她的理智與希望。她的故事，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對那個瘋狂時代的深刻反思。

我們通常能夠很好地把政治事件和我們內在心理進行隔離，才會在聽到政治事件可能會讓人精神失常時，感到很不尋常，甚至有點離譜。

我們偶爾會在朋友面前對著屏幕嘆氣，甚至因為針對某個特定情況爆粗，但這種反應和極端失常相比，還是有很大區別的。真正的極端狀態是完全失控的狀態，在極端狀態下，人的心智不再正常運轉，焦慮無法抑制，也無法保持理智的判斷。而我們現在的這種反應，對于并未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政治事件來說，似乎有些小題大做了。

當沒有炸彈直接落在我們頭上，也沒有暴君明目張膽地把我們送進監獄時，我們通常會把保持理智理解為不發瘋，哪怕這個世界在離我們有一定距離的地方，似乎也已經有點瘋狂了。但如果形勢以一種特別強烈的方式壓迫著我們，甚至超出了大多數人認為合理的范圍，我們或許會想起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例子。她是曾經活在這個世界上最為敏感的人之一，卻似乎因為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失去了對自己心智的控制，最終也失去了自己的生命。

弗吉尼亞·伍爾夫長期以來一直精神狀況不佳。從六歲開始持續到青春期，她一直遭受著同父異母哥哥的性虐待。她在13歲時失去了母親，15歲時失去了親愛的同父異母妹妹，22歲時又失去了父親。難怪她會覺得這個世界并不安全。她常常感到恐懼，甚至內化了施加在她身上的傷害，幻想自己是一個可怕的人。她很難相信很難相信別人會真心對她好，會值得信賴，或者真正站在她這一邊。

與此同時，她的種種磨難也讓她對美、對溫柔、對友誼、對文學以及對同情和憐憫產生了強烈的渴望。她緊緊抓住外界那些美好的事物，以此來彌補內心深處的恐懼與傷痛。

但這種信念被希特勒摧毀了，對弗吉尼亞·伍爾夫來說，希特勒是一個生活在異國他鄉的陌生人。他的侵略行徑、充滿仇恨且虛假的演講，以及他對德國人心智的操控，逐漸磨滅了她對一切的信任。希特勒似乎把整個世界都涂成了黑色，奪走了她原本就稀缺的希望。希特勒的殘忍與她生活中經歷過的殘忍產生了太多的共鳴。

波蘭、法國以及整個西歐的淪陷，閃電戰和潛艇戰的肆虐，一點點動搖了弗吉尼亞·伍爾夫對理性與道德的信念根基。整個世界似乎迷失了方向，而伍爾夫也難以獨善其身。她努力想要驅散內心的恐懼、嘈雜的聲音、憤怒與痛苦，但即便有深愛自己的丈夫，她的防線還是在 1941 年 3 月 28 日徹底崩塌，此前倫敦剛剛經歷了一場德國的無意義且極具破壞性的空襲。

弗吉尼亞·伍爾夫在口袋里裝滿石頭，走進了蘇塞克斯羅德米爾她家附近那片泥濘的河邊。三周后，她的遺體被人發現。在溺水之前，她給丈夫留下了一封信。她在信里說，自己感覺又要陷入精神失常了，覺得他們再也無法承受那種可怕的煎熬了。這一次，她知道自己不會再好起來，耳邊已經開始響起聲音，根本無法集中精神。

我正在做一件在我看來最合適不過的事情。你給了我無與倫比的幸福，我想在這可怕的病魔降臨之前，沒有人比我們更幸福了。我已經沒有力氣再抗爭下去了。一切都離我而去了，但你善良的信念卻始終留在我的心里。然而，把弗吉尼亞·伍爾夫看作是納粹的受害者之一，這聽起來似乎有些不可思議。

畢竟，希特勒那些狂怒的演講并沒有針對她，德國空軍的空襲也沒有專門沖著她來。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希特勒及其同黨制造的混亂和無限制的暴力氛圍，導致了這位可能堪稱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那顆脆弱的心靈失衡，盡管她生活在遠離任何炸彈或集中營的寧靜英國村莊里，卻依然無法幸免。伍爾夫的案例是一個警示，也是一個提醒，提醒那些內心不夠強大、因早年的喪失和虐待而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的人，是多么容易受到影響。

政治世界里發生的事情并沒有我們想象中那樣與我們無關，甚至可能更加復雜和危險。那些來自遠方的仇恨言論和險惡用心，總是會讓我們聯想到身邊那些我們早已深惡痛絕、多年來一直努力抵御的東西。我們可能比自己意識到的更渴望這個世界展現出更多的穩定和善意，以此來抵消過去的種種傷害。

如果我們發現自己受到所謂“異常”的影響，如果那些叫囂、仇恨、背叛和惡毒的攻擊深深刺痛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就需要格外小心。我們可能需要以更大的勇氣去抗爭，并積極尋求所有關心我們的人的愛與支持，以堅守在希望的一方，確保外界所有的不友善永遠無法戰勝我們內心深處持久的智慧與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