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狂熱的時代，一位獨行的現代堂吉訶德騎士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年3月14日—1983年10月17日）

雷蒙·阿隆的名字在中國的讀者中間，即使并不陌生，但也絕不會像薩特那樣如雷灌耳，更不會有福柯和德里達那樣的風云流行。這是因為阿隆的思想屬于那種逆水行舟的獨行者的識見，是那種世人皆醉我獨醒的狂歌。 這樣的人，在一個“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國度里，必定會有反動派的嫌疑。

不幸的是，近代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與法國知識分子如出一轍，在喜歡高唱“革命圣歌”這一點上可以說是極其相像，可謂是乃兄乃弟。 正因為如此，阿隆那些猛烈批評法國知識分子激進思想的文字，闡述自由政體如何脆弱和揭穿歷史必然性謊言的理論，乃至他那關于法國學生“五月風暴”運動不過是一場學生狂歡的“心理戲劇”名言，對那些曾經經歷過一浪高于一浪的瘋狂政治革命的人來說，仍然是一帖醒世的良藥。

重新閱讀阿隆的《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以及《雷蒙·阿隆回憶錄》等書之后，筆者恍然發覺阿隆像是塞萬提斯筆下的那位堂吉訶德騎士，孤獨地與各種人們已經是見怪不怪的、且風行一時的狂熱思想作斗爭。

▌他讓世界看見托克維爾，并堅定地站在自由陣線一邊

很多中國讀者恐怕并不知曉，托克維爾在雷蒙·阿隆之前，在法國人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二三流的保守學者。正是通過阿隆的不懈闡釋和宣說，托克維爾對法國幾場革命的經典分析和反思，在沉睡了整整一百二十年之后，才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成了一門顯學，逐漸流行起來。

當代法國“新哲學”代表人物伯納爾-亨利·列維在書中，就聲稱他作為一個“五月風暴”的學生見證人在196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的法國巴黎高師讀書時，托克維爾不過是一個沒有人過問的二流學者。阿隆則是列維的老師一輩。他和薩特在同一年（1924年）進入巴黎高師，以后又與薩特一樣到德國朝圣，聆聽過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哲學。阿隆的博士論文《歷史哲學導論》便帶有明顯的德國思辨哲學的韻味。1968年“五月風暴”發生時，阿隆作為一個社會學教授正好身處學生風暴的心臟——巴黎左岸的索邦大學。

阿隆把托克維爾當作一位分析法國革命前因后果的社會學家。阿隆在他的《社會學主要思潮》一書中講述到，即便是今天你去問一個法國大學生：“1848年的法國革命對法國民主進程起了正面的積極作用，還是起了負面的消極作用？”大多數的人都會說起了積極作用，因為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上就是這么寫的。

但是托克維爾在親身經歷了1848年法國的種種革命事件之后，則深有體會地說，“他比任何時候都相信1848年的革命是一件壞事”，從政治上看，托克維爾不相信被他稱為“私生子王朝”的路易·拿破侖專制會比路易·菲利普的君主立憲制更好。 （參閱《社會學主要思想》）。

基于對自由這一終極政治關懷的考慮，阿隆在上世紀50年代初“鐵幕”兩邊的論戰中堅決地站在了自由陣線一邊，與薩特等人向蘇聯專制政體眉來眼去的獻媚，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阿隆（右）與薩特（左）

▌知識分子的鴉片：醉心于革命，沉迷于幻想

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像法國人這樣熱衷于革命，而在法國人中最陶醉于各種革命的則莫過于解惑釋疑的知識分子了。在法國，知識分子大多是革命的鼓惑者。

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革命一直帶著神圣的威望，成了一種神話。阿隆說：“法國大革命已經成了民族遺產。法國人之所以醉心于革命這一字眼，乃是因為他們沉迷于同過去的榮耀融為一體的幻想。” （《知識分子的鴉片》） 又說：“對于在政治領域尋求消遣，信仰的對象或投機的題材的知識分子來說，改革使人厭倦，而革命卻令人激動。前者庸常乏味，后者卻詩意盎然；前者是政府官員的工作，而后者是人民起來反抗剝削者的行動。革命會中止日常的秩序，并使人相信，最終一切都是可能的。” （《知識分子的鴉片》）

各種鼓吹革命的激進理論，成了法國知識分子的世俗宗教或精神鴉片。法國知識分子編織了各種左派的神話，革命的神話和無產階級的神話。《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寫于1954年，正是東西方兩大陣營之間的冷戰的高峰歲月。法國的大部分知識分子在這一冷戰時期的論戰中，站在了斯大林主義的一邊，用紐約大學歐洲史教授托尼·朱特的話來說，“戰后的巴黎知識分子在斯大林主義面前患上了集體近視病”。

阿隆回憶說：“為什么革命本身就是一種善呢？”因為“革命的神話起了烏托邦思想之避難所的作用，它成了現實和理想之間神秘而不可預測的中介體。暴力本身也成了吸引人，迷惑人，而不是令人懼怕的事物。在歐洲的左派中，尤其是在法國的左派中，那種工人當政的‘北歐無階級社會’，從來沒有像俄國革命那樣具有高度的威望。” （《雷蒙·阿隆回憶錄》） 。

在阿隆看來，這是因為“革命的神話”已經在法國知識分子中間成了一種世俗的宗教，具有鴉片的功能。

歷史的悖論在于，在一個擁有相對強大的左派勢力的國度，各個左派勢力之間卻恰恰缺少現代政治哲學家羅爾斯所說的重疊的政治共識，各種貌似激進的派別之間連對政治自由都沒有共識，以致在大革命到達了紙面上的社會平等之后，又過了一百年，歷經轟轟烈烈的多次流血革命，才于1880年第三共和國實現了政治自由，而且仍然遠沒有英美的民主憲政具有長期的穩定性。

從法國大革命到1880年的第三共和國，真正主張人身保護、陪審制度、出版自由、權力制衡和憲法至上的自由主義黨派，一直僅僅是代表微弱的少數。這也是為什么像托克維爾和阿隆這樣的有識之士在法國一直處于極少數派地位的原因。

雖然“左派”在法國具有相對高的威望，但在阿隆看來，那種統一的“左派”形象卻是一些知識分子回顧過去時構想的一種歷史神話，代表了對過去革命業績的懷舊。法國的各種五花八門的“左派”，歷來就是四分五裂、各執一端的偏激黨團。

如在1848年二月革命之后，就有代表黑社會勢力，主張暴力的布朗基主義者； 代表小業主懷舊空想的蒲魯東主義者，鼓吹均財富的社會主義者，以及像雨果這樣的浪漫主義者。他們都是國民議會的代表，但卻很少為了一些共同的持久目標而走在一起。

▲“五月風暴”時，法國街頭的一些抗議人群

▌從摯友到對手：薩特向左，阿隆向右

阿隆出生于一個猶太人的批發商家庭。阿隆和薩特在1924年同時考入巴黎高等師范。阿隆，薩特，還有一位尼贊，三人一起進了哲學系，成了在校期間最要好的“小伙伴”。

薩特是一個能唱歌，演戲，寫詩，彈琴，并大談哲學的多才多藝的能人高手。阿隆則是薩特談哲學的最佳伙伴。當時的薩特對政治不感興趣，而阿隆卻是一個左派。阿隆于1926年加入了學生社會黨，甚至還參加了幾次社會黨的游行活動。薩特一有哲學心得，便先找阿隆交談。

阿隆對薩特“下筆之快捷，聯想之豐富，思維之敏銳”感到驚奇。“兩人漫長的散步是他們密切交流的機會。薩特思如泉涌，一個接一個的想法讓阿隆招架不住。薩特不是著書，便是寫哲學小品，他幻想與黑格爾，斯賓諾莎，司湯達等偉人齊肩”。

但是1928年畢業時參加哲學教師資格會考，阿隆得了第一名，薩特卻名落孫山；不過第二年薩特再考后也名列榜首。據阿隆回憶錄說，自從波伏娃進入薩特的生活之后，薩特便逐漸與阿隆疏遠了。但是那已是1928年以后的事了。

▲阿隆（前排右一）與薩特（前排右二）在巴黎高等師范學校時的合影

薩特屬于那種超級的天才。阿隆在其《回憶錄》中仍然贊美薩特思如泉涌，筆如劍飛，三個星期可以寫出三百五十頁的手稿，一年常常讀三百多部書！不單如此，他那豐富的想象，以及思想的創造性也令阿隆眼花繚亂。

阿隆還羨慕薩特的自信。在一次圣日爾曼大街上的散步中，薩特告訴他有朝一日他會成為一位黑格爾一樣的人物。然而不久阿隆又說：“薩特的激情和道德感常常是顛倒的，從而限制了他的識見的角度。” （《雷蒙·阿隆回憶錄》） 。

阿隆與薩特的關系在1930年代就遠不如學生時代了。到二戰之后和1950年代，阿隆明確地站在自由一邊， 與加繆一起反駁薩特對蘇聯恐怖政策的辯護。但是兩人關系的徹底決裂則要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時期。

阿隆稱“五月風暴” 是學生的一場革命的狂歡，是顯示理性之瘋狂的心理戲劇表演。阿隆寫道：“學生從這種日常的枯燥常規中脫身出來的消遣，這種扮演出來的，而不是執行下來的準革命，制造出了一種同情，乃至熱潮。街頭的戰斗變成了騷亂......在大學，乃至中學里，那些教師都陷入了激動萬分的爭吵，有些人跟從或引導憤怒的學生，另些人則筑起堤壩阻擋滾滾而來的蠱惑之論，烏托邦主義或白日夢想的洪浪，那些鼓吹更因生活在偉大歷史時期的幻想而愈益膨脹。” （《雷蒙·阿隆回憶錄》） 。

▲“五月風暴”中，學生與警察的對峙場景

5月30日，戴高樂總統向全體法國公民發表了一篇情感真摯的電視講話，贏得了大多數人的贊揚和支持。次日，法國共產黨在國會中的首領巴蘭格宣布接受國會重新選舉，標志著“五月風暴”落下了和平的帷幕。6月1日，阿隆即在盧森堡電臺上講話，首次用“心理戲劇”一語來刻畫“五月風暴”：盡管街上時有戰斗，但街頭的整個氣氛是歡快的，人們仿佛是天天在歡度節日。

堅決站在學生一邊的薩特看了阿隆的評論后，于6月18日在《新觀察》雜志上發表了《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獄》一文，對阿隆和戴高樂總統都作了最無情的攻擊。

薩特說，戴高樂號召成立“市民行動委員會”，號召鄰居市民群體出來抵制知識分子激勵學生，猶如是號召暴眾出來謀殺。“現在法國已經有機會看到了一個赤裸裸的戴高樂，也正是好時機讓學生看到一個裸露的阿隆”。并說阿隆在索邦大學的講課，都是重復他在戰前做研究生時的那些老生常談；阿隆作為教授應該受到學生的評判。

而且薩特一不做，二不休，還真的向索邦大學當局交涉，要求取消阿隆的教授資格。阿隆在《回憶錄》中說，這是薩特對他所作的情緒化的人身攻擊，把薩特降低到了一個粗俗之人的檔次；從而不予回擊，而讓世人和他們兩人的朋友來評判。

此后直到1979年，在世人重新檢討了紅色高棉的慘劇之后，兩人才再次握手言好，但那已是他們的垂暮之年了。

▲阿隆（右）與薩特（左）

朱特曾在《責任的重負》一書中指出，阿隆與他的同代人之間的區別就在于，阿隆不僅充分認識到了，而且是著魔似的關注于現代自由政體的脆弱性，來自于無政府主義和專制的威脅。

從魏瑪共和國失落前的危機，法國戰后的“解放”時期的混亂，一直到1968年的“五月風暴”，阿隆的時評文章始終關注的是“現代社會秩序內在的脆弱性”。針對“五月風暴”，阿隆曾說，一旦學生的狂歡節變成了無政府狀態，它就會比任何形式的秩序都更難以忍受。把學生的狂歡比作以往的革命是人們的一種誤解。

恰恰是自以為堅持社會正義和普世的進步理念，使得薩特成了一個美國學者馬克·里拉所說的那種無所顧忌的知識分子。薩特自認為自己代表的是正義的力量和歷史的必然性，因而偶爾向反動勢力使用暴力，或者是剝奪某些人的自由，也是正當的。

薩特與阿隆的區別，正在于薩特對自己鼓吹的思想沒有一種道德責任感，因為他把自己看成了一個正義社會的道德仲裁人。而阿隆則認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在于評判各種政治體制下的相對非正義時維持一種適當的道德責任感，做一個帶著卑微公民角色的獨立觀察者。

▲雷蒙·阿隆

▌獨行的現代堂吉訶德騎士

阿隆完全不相信各種理論所鼓吹的所謂“歷史的必然性”。在阿隆看來，任何歷史研究學者都不可能知道人類的行動，制度和法律的意義；歷史并不是荒誕的，但活著的人并不能把握它的終極意義。這就是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詐”。

然而歷史整體論的危險在于，在“歷史的狡詐”失敗的地方，人卻出來扮演“替天行道”的角色了。這就是繼承了啟蒙傳統，打著“理性”旗幟的現代知識分子的傲慢了。

在某種意義上，阿隆繼承了英語世界中的經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即由哈耶克，波普爾和伯林所代表的反極權主義的傳統。

在經典自由主義的視野下，自由作為一種法治社會中個人的權利，在超越于個人的國家權力面前必定是脆弱的，因為包括自由社會在內的任何社會都存在著游離于政治共識之外的權力意志；這種權力意志不僅必需受到法治憲政上的制衡，而且要有各種民間團體的監督，不然即使在一個地道的自由社會中，自由也會受到威脅。

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哈耶克等自由思想家在英語世界都是引導思想潮流并風靡一時的人物，而同樣追隨經典自由傳統的阿隆在革命思想風起云涌的法國卻像是一位過時的與風車作戰的堂吉訶德騎士。

當左翼激情彌漫法國時，雷蒙·阿隆的淡定從何而來？

阿隆認為，一個學者首要的職責，是講明事實，傳授知識，而不是編織和灌輸信仰。 我們在自己所處的時代，無論認識和實踐能力如何高超，終有不可逾越的限度，終有局限性。 我們更 多只是看到世界的表象，而無法真正去理解生活的世界。

因此，他為自己提出了兩項任務：“盡可能誠實地理解我的時代，時刻不忘我的知識的局限性。”

他在時代的洪流中逆流而上，哪怕不被人理解，哪怕在法國備受冷落，卻依然堅定地捍衛者法國人文精神的遺產，也是人類精神的共同遺產：理性與自由。

◎他的書擦亮了一代知識分子的眼睛：他一方面探討了所謂的左派的意識形態的現狀，另一方面則探討了法國以及世界上的知識的分子的處境。他要讓知識分子們回歸平凡務實的正道，也希望能讓他們免于在智識方面的混亂不清，正是這種混亂不清造成了許多智識上的“怪胎”。半個世紀后，重讀阿隆，會為其間的清醒與尖銳驚嘆，因為，阿隆的預言正在一一實現。

◎20世紀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阿隆基于權力和體系提出了一個綜合性的概念框架。在對理論、歷史、社會學三個范疇的透徹思考的基礎上，阿隆進入對人類行為學的分析。他探索了有關治國方略的持久問題，闡明了一個不同于馬基雅維利“幽暗”觀點的，也不同于理想主義者充滿樂觀情緒的規范的國際關系理論。

◎他的一生，就是一部20世紀的歷史：阿隆幾乎經歷了20世紀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希特勒的崛起、法國人民陣線、慕尼黑事件、二戰爆發、歐洲聯合、美蘇冷戰、非殖民地化、戴高樂主義、五月風暴、越南戰爭、左翼聯盟等。在那時，全世界都未看清納粹及烏托邦思想的真面目，而他已然意識到“狂風暴雨即將襲擊整個世界”。

為此，先知書店鼎力推薦“雷蒙·阿隆作品集”。阿隆的著作在國內比較零散，此次集齊非常不易：包含最新上架的《論自由》《歷史講演錄》，與他的三部代表作《知識分子的鴉片》《社會學主要思潮》《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以及他一生經歷與思考的結晶《雷蒙·阿隆回憶錄》：

?《論自由》

本書是雷蒙·阿隆多產時期的作品。阿隆在本書中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本性及其政治選擇做了許多富有洞察力的精確分析。他不僅描述了當代不同政制的特點及國際關系的邏輯，而且分析了不同國家類型與政黨的內在關聯，說明了自由問題在二戰后是怎樣成為不同社會的基本問題的。

?《歷史講演錄》

在本書中，作者將盎格魯-撒克遜的分析哲學與德國傳統的社會學相融合，再現了德國傳統中的中心疑問：

認識人類歷史與認識自然世界相比，有什么獨特之處?

人們是否能像解釋物體下落那樣解釋希特勒進攻蘇聯的決定?

警惕對歷史的歪曲，回歸理性和良知的社會。

?《社會學主要思潮》

本書是思想大師雷蒙·阿隆的一部力作，詳細論述七位社會學家思想，并進行了極富創新的比較研究。作者按時間先后分章論述了孟德斯鳩、孔德、馬克思、托克維爾、涂爾干、帕累托和韋伯等七位社會學家的思想及其主要著作，涵蓋了社會學理論成果最豐富的時代 ，同時對這七位社會學家及其思想進行了極富創新的比較研究。整本書敘述脈絡清晰、通俗易懂、引人入勝。此外，文中對各社會學理論家思想體系的批判也甚為精辟。

?《民族國家間的和平與戰爭》

本書系法國著名學者雷蒙·阿隆代表作品，是20世紀重要的政治思想名著。全書包括四個部分：理論、社會學、歷史和人類行為學。作者從承認國家間的部分自然狀態開始，詳盡論述了國際關系的一系列分析工具。

?《雷蒙·阿隆回憶錄》

本書是雷蒙·阿隆的唯一自傳，他把自己一生的思想精華納入其中，也對20世紀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進行了“公正的評判”，被認為是“對20世紀歷史的最好介紹”。

阿隆臨終時說：“我相信，我已經說出了基本事實。”

用這句話說明《雷蒙·阿隆回憶錄》最好不過了。

阿隆汲取了歐洲文明的主要精華，并在原有的自由維度上添磚加瓦，他對“意識形態”、“烏托邦”的洞見，直至今天，依然具有超時代的先見之明。長按下圖，識別圖中的二維碼，即可一鍵收藏。

添加：Leonardo2010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