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近代史的開端應為明萬歷九年

△ （明） 仇英《南都繁會圖》局部

20世紀以來，海內外對于中國近代史的研究主要有三種話語模式：

一是“沖擊-反應”模式，由美國歷史學家馬士(H.B.Morse)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和費正清(J.K.Fairbank)的《中國對西方的回應》所確立，把中國近代史看做是在西方的沖擊下開始其近代化運動的歷史。在馬士的影響下，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的主流派知識分子，如陳恭祿、郭廷以、蔣廷黻等，在他們分別撰寫的《中國近代史》中皆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二是“侵略-革命”模式，由蘇聯學者拉狄克的《中國革命史》和莫斯科中山大學編印的《中國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革命運動史》所確立，把中國近代史看做是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人民起而反抗的革命史。中國的歷史學家李鼎聲(李平心)在1934年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就是直接來自這一敘事模式。不言而喻，這一敘事模式也是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

三是“早期啟蒙”模式，由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于1945年出版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一書所確立，把中國近代史看做是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具有近代人文主義性質的啟蒙思潮發生與發展的歷史，以明清之際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該書于1947年再版時，將書名改為《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從而使其關于中國近代史之開端的觀點更為鮮明。

不可否認，無論是“沖擊-反應”模式，還是“侵略-革命”模式，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某些歷史的真實，中國學者認同這兩種分別來自西方和蘇聯的中國近代史敘事模式，都反映了他們對于民族復興的愿望，并且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都曾發揮過積極的、甚至是非常巨大的作用。然而，二者在學理上似皆有不足之處，前者的邏輯指向是“西化”，后者亦曾導致一度照搬蘇聯模式的弊端。惟侯外廬的“早期啟蒙”模式在學理上似更為全面和深刻，對于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更具啟迪意義。

本文試從學理上評說以上三種中國近代史的敘事模式，接著侯外廬的“早期啟蒙說”往下講，借以論證中國近代史的“內發原生”模式和以明萬歷九年(1581年)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的觀點。

△ 侯外廬 （1903—1987）

一

以何時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對于中國人來說，并不僅僅是一個如何確立當前的奮斗目標、為現實的社會功利目的或政治目的服務的問題。在更深廣的層面上，它乃是一個關系到如何看待中國歷史和文化、如何看待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的重大學術問題。與前者相比，后者更富于學理上的深刻性和廣袤性。

“沖擊-反應”模式論是西方歷史文化背景的產物。在西方近現代史上，“中國文明否定論”和“中國文明贊美論”兩種觀點如雙峰對峙、二水分流。前者源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東方文明否定論”的傳統，后者源自拉丁文化系統的古典人文主義傳統。前者以法國啟蒙學者孟德斯鳩，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威廉·瓊斯、穆勒父子和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等人為代表，重在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政治分析；后者以德國的萊布尼茨、法國的狄德羅和伏爾泰以及現代西方歷史學家湯因比等人為代表，重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人文價值的闡揚。如果說18世紀是“中國文明贊美論”占上風的話，整個19世紀則是“中國文明否定論”占據絕對優勢的時代，而“沖擊-反應”模式論就是直接來自西方文化中的這一“中國文明否定論”的傳統。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通過對中西傳統社會的比較，提出了以下主要觀點：第一，行政機關干預社會經濟運作，是區分亞細亞國家與歐洲農業國家的標志；第二，不具有各種得到傳統和公眾輿論支持，可以同專制君主抗衡的獨立的社會機構來保護個人不受政府掠奪，是區分東方專制政體與歐洲“名義上的專制”政體的標志；第三，法律對私有財產的限制使中國社會很久以來就處于停滯狀態，而農村公社是東方社會制度的基礎和亙古不變的原因與保證。基于上述分析，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幾乎完全一致地得出結論，認為亞細亞制度沒有內部的動力，從而最后只有依靠外國資本的輸入才能使這種制度類似靜止的狀態歸于結束。

19世紀的德國學者更從思想文化層面論證了中國社會缺乏內在動力，只能靠西方思想的輸入才能終結其停滯狀態的觀點。赫德爾認為儒家傳統阻礙了中國在教育和政治方面的任何進步，而專制主義又防止了與儒家學說相對立的任何學派與儒家學說爭雄長；因此，中華帝國實際上是“一個裹以絲綢、畫以象形文字和涂以防腐香料的木乃伊”。黑格爾認為，中國人的思維水平尚且停止在歷史的絕對精神發展的最低階段，從古到今只知道“一個”是自由的，人們缺乏獨立的人格和自由的精神，因而這個國度也就沒有任何的生機和活力，只能在周期性的相斗相殺中重復著終古相同的王朝更迭，其歷史也只能是一種“非歷史的歷史”。因此，“遭受歐洲人擺布是亞細亞帝國的必然命運”。繼黑格爾之后，馬克斯·韋伯亦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而作出了中國根本不存在走向現代化的文化背景的武斷結論。

正是由于19世紀西方學者們所提供的“中國社會停滯論”的理論基礎，所以才有20世紀從馬士到費正清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沖擊-反應”論的敘事模式，后者只是前者的合乎邏輯的推演。這一模式強調的是西方之“沖擊”的決定性作用，所以只能把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是如此，費正清等人的《中國對西方的回應》也是如此。中國20世紀20～40年代主流知識分子的近代史研究主要是受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的影響，1934年出版的武漢大學教授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1939年出版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1940年出版的中央大學教授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等等，都是以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為思想淵源的。而80年代以來的中國學者則主要是受費正清等人的《中國對西方的回應》的影響，所謂“西方的現代化是內發原生型，中國的現代化是外發次生型”等觀點，就是費正清的“沖擊-反應”論的引申。

△ 郭廷以（1904—1975）

至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侵略-革命”模式，以帝國主義的入侵和中國人民的反抗與革命為近代史之主題，與“沖擊-反應”的話語模式在敘事的純粹形式上并沒有差別，二者都是遵循由外而內的思路；差別僅在于前者是蘇聯話語，后者是西方話語。這兩種意識形態在世界范圍內長達70年的較量，使運用蘇聯話語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深深地打上了東西方冷戰的烙印，其中最明顯的是把西方人在中國辦學校、辦醫院、辦報紙等等一概斥為“文化侵略”。不過，值得珍視的是，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接受蘇聯的中國近代史話語的時候，力圖避免形而上學的外因論而保持中華民族自身的主體性。1933～1937年間，呂振羽在他發表的多種論著中明確提出了明清之際的中國社會已有資本主義萌芽的觀點。1939年12月，在延安的歷史學家代毛澤東草擬《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中國社會》時，也接受了呂振羽的這一看法，肯定“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這一事實；然而，該章又說，“中國社會幾千年在經濟上和社會生活上停滯不前”。既然停滯不前，又何來資本主義萌芽?所謂“中國社會停滯論”，正是“沖擊-反應”模式的西方話語和“侵略-革命”模式的蘇聯話語賴以確立的理論前提。

與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西方話語模式和蘇聯話語模式相區別，侯外廬在建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話語模式方面作出了富有開創意義的探索，提出并論證了中國近代史的“早期啟蒙”模式。

在侯外廬看來，西方學者和蘇聯學者的中國研究雖不乏真知灼見，但中國社會決不像某些外國學者所說的那樣早就處于停滯狀態，中國文化也不是一種喪失了任何生機和活力的文化，它可以而且能夠在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作用下自我發展和自我更新。1945年，重慶三友書店出版的侯外廬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從17世紀的王船山一直講到20世紀初的王國維，確認這一時期從中國文化自身所生發出的新思想所具有的近代意義。1947年，該書由上海生活書店再版時，侯外廬又將書名改為《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史》。這一改動殊堪玩味。前者之所謂“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完全可以從思想往往先于時代這一社會意識的相對獨立性去加以理解，思想史意義上的“中國近世思想學說”未必就是社會史意義上的“近代中國”的思想學說；而后者之所謂“近代中國思想學說”，則是從社會史的意義上明確論定從王船山到王國維這一歷史時段的中國乃是“近代中國”了。1956年，侯外廬又將該書從王船山到龔自珍的部分獨立成書，而名之為《中國早期啟蒙思想史》，且增補了關于16～17世紀和18世紀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專章論述，進一步從思想追溯到其賴以產生的社會基礎。在1956年以后的意識形態氛圍內，雖然侯外廬一方面不得不在形式上對以1840年鴉片戰爭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的蘇聯話語模式表示認同，但另一方面卻傾注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晚明思想史，將早期啟蒙思潮的產生由17世紀上推到16世紀中葉(明嘉靖年間)，并且富有深意地提出和論證了中國近現代化的“難產說”。

——不過，這是一個長期受到冷落的敘事模式。在蘇俄話語模式占據統治地位的幾十年內，雖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也被看做是史學界的“五朵金花”之一，但卻沒有人賦予其以“近代史”研究的名義。20世紀80年代以來，“沖擊-反應”論的西方話語模式重新占了上風，“早期啟蒙”模式又被斥為“唯物史觀的教條”，對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被斥為不能為經驗事實所證明的“偽問題”。我們的一些學者不明白，蘇東劇變和東西方冷戰的結束決不意味著史學領域內的“沖擊-反應”模式的西方話語的勝利，決不意味著放棄了蘇聯話語模式就可以照搬西方話語模式，而是意味著各國的史學家可以不受任何外來模式的支配和束縛而獨立地探索本國的近現代化之路。至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和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是不是“偽問題”，只要尊重事實，自不難解決。古希臘人說得好：“只要存在事實，上帝難改歷史?！?/p>

△ 費正清（1907—1991）

二

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首要標志是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因此，有無資本主義萌芽，乃是論定近代史開端問題的關鍵。最先提出中國有資本主義萌芽的是呂振羽。他在提出這一觀點時，并不是從原則出發去尋找史料，而是從史料出發，十分審慎地引申出他的結論。他在1933年只是認為清代的前半期有資本主義萌芽，到1937年出版《中國政治思想史》時，才根據新發現的史料將資本主義萌芽上推到“明清之際”。他的這一觀點為侯外廬所認同。繼呂振羽、侯外廬之后，不少史學家在明清史領域辛勤耕耘，產生了尚鉞、許滌新、傅衣凌、鄧拓、鄭昌淦、田居儉、李文治、戴裔煊、錢杭、來新夏、韋慶遠、陳學文、劉石吉以及美國學者蘇均煒、林珍珠等研究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力著，以大量第一手資料證明了明代中葉以后的中國社會已開始其近代轉型歷程的論題。就連晚年費正清也開始意識到“沖擊-反應”模式的局限，試圖代之以“傳統-現代”模式，并且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據實承認中國社會的近代化萌動開始于鴉片戰爭以前，近代化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中國內部社會演化的結果”。

綜合海內外的研究成果，明代中葉以后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主要表現為以下特征：

第一，在農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瓦解，為交換而生產的農業和手工業興起，出現了農民向商品生產者轉化、農村的城鎮化進程迅速推進的局面。其主要表現，一是農村的專業經濟區和專業戶的大量涌現。例如：浙江南潯的農民多為桑葉專業戶，杭州臨平的農民多為蠶種專業戶，海寧硤石的農民多為木棉專業戶；嘉興從明初畝產水稻1126市斤的“粳稻之鄉”一變而為生產桑、豆、棉、麻、煙草等經濟作物的專業區，閩廣多果品專業戶、甘蔗專業戶，河南半數農民成為木棉專業戶。受價值規律的支配，農民是什么賺錢就種什么，這正是列寧所說的“小生產者是每日每時地、自發地和大量地產生著資本主義”的情景。二是手工業勞動從“農夫紅女”的自然勞動分工中分離，帶來了鄉鎮手工業的發展，有力地促進了農村的城鎮化進程。江南地區的小城鎮建設在全國處于領先地位，原先的許多只有數十戶居民的村落發展成為有數千家甚至超過萬家的繁華的手工業和商業城鎮，馮夢龍《醒世恒言》中寫的盛澤鎮就是如此。像這樣的新興城鎮在江浙一帶就有二十余座。城市的主體，是手工業者和商人，而不是官僚豪紳。如此迅速發展的農村城市化的進程，正是社會經濟按其自然規律發展的產物。

第二，在城市，國有手工業經濟衰落，私營手工業工場興起，出現了商業資本轉化為手工業產業資本，漢口、上海、佛山等商業大都市迅速崛起的局面。中國傳統的手工業是由朝廷的各行政部門掌管的國有手工業，而在明代中葉以后私營手工業蓬勃發展的新形勢下，這些國有手工業大都不景氣，甚至無法繼續存在，國家需要的產品遂以向民間加工訂貨的方式來取得。國有手工業是一種超經濟強制的生產關系，而私營手工業工場則是“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雇傭勞動關系。與傳統社會的商業資本總是向土地回流、商人轉化為地主的情形相反，明代中葉以后，出現了商人直接變為產業家，即商業資本直接投資于手工業來組織商品生產的情形。汪道昆《太函集》中就有關于徽商阮弼投重資于漿染業而使蕪湖成為全國漿染業的中心、徽商朱天澤投重資于福建鐵冶業的記載。馮夢龍《醒世恒言》中也有關于小商人發財后成為工場主的描述。更值得注意的是，像漢口、上海和佛山這樣的大型商業都市，都是在明代中葉以后誕生的，典籍俱在，可從范鍇的《漢口叢談》、陸楫的《蒹葭堂雜著摘抄》等書中見之。

第三，商業的發展為農業的商品化和城市手工業的繁榮提供了廣闊的市場，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加強，全國性的市場網絡初步形成。商業資本直接介入和支配著農村專業戶與手工業的生產，包買主不僅在不同的農業專業戶之間起著中間人的作用，而且在原料的直接生產者與手工業者之間起著中間人的作用。明萬歷年間，“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盡歸商賈”，又由商賈轉售給紡織業發達地區的手工業者；浙江石門的榨油業，原料來自兩湖，而產品則銷售于東南各省。“滇南車馬，縱貫遼陽，嶺徼宦商，衡游薊北”，商人們奔走于全國各地，發揮著組織原料和商品流通的巨大作用。大量的史料證明，當時全國的經濟已經聯為一體，即使是一個縣的生活必需品也是來自全國的十幾個省份，甚至有來自海外諸國的。封閉的、自足的、靜止的農業生產方式正在為開放的、普遍交往的、活動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所代替。

第四，中國民間商品經濟已開始走向世界，努力開辟國際市場，并且展開了與西方殖民者爭奪西太平洋貿易制海權的斗爭。明祖定制：“片板不許下海?！倍鞔腥~，則實現了從“夷入市中國”到“中國而商于夷”的轉變。部分徽商和東南沿海的人民“視波濤為阡陌，倚帆檣為耒耜”，以對外貿易為生。在海上，中國人與西方殖民者展開了激烈的貿易競爭，使荷蘭東印度公司損失嚴重。1650～1661年，中國到長崎的商船607艘，平均每年51艘。荷蘭熱蘭遮城日志1655年3月9日條載：“屬于國姓爺(鄭成功)的船只二十四艘，自中國沿岸開去各地貿易。內開：向馬達維亞去七艘，向東京去二艘，向暹羅去十艘，向廣南去四艘，向馬尼拉去一艘。”1661年，鄭成功收復臺灣，將荷蘭殖民者驅逐到印尼海域，西北太平洋海上貿易的控制權遂為中國人所掌握，形成了以臺灣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賓和印尼、西南達中南半島的貿易網絡。

第五，在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下，明王朝不得不實行一些有利于新的經濟因素生長的措施，客觀上順應了社會轉型的要求。中國歷代都有改革，但以往的改革沒有也不可能觸動自然經濟的基礎；中國歷代都有不同程度的開放，但以往的開放主要是“夷入市中國”，而不是“中國商于夷”。然而明代中葉以后則不同，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已到了迫切要求明王朝實行鼓勵農民為交換而生產的改革政策，以及廢止東西洋海禁、允許民間商品經濟走向世界的開放政策的地步。從嘉靖經隆慶到萬歷，變實物賦稅和勞役賦稅為貨幣賦稅的“一條鞭法”改革逐步推行，至萬歷九年(1581年)正式以法典的形式確立下來而通行全國。改革不僅使農民擺脫了徭役的束縛，而且把農民引上了為交換而生產的商品經濟之路，以至于反對改革者疾呼：“古人立法，厚本抑末；今人立法，厚末抑本?！迸c此差不多同時，開放東西洋海禁的政策也在朝廷中的弛禁派和東南各省封疆大吏的反復吁請下，而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隆慶元年(1567年)和萬歷年間的大部分時間里得到有限的實施，至崇禎元年(1628年)而完全終止海禁政策。海禁開放的結果，不僅使中國商人在與西方殖民者爭奪西太平貿易制海權的斗爭中占有了明顯優勢，而且給當時的中國和西方世界帶來了一次盛況空前的西學東漸與中學西漸的高潮。

不可否認，以清代明的征服戰爭，確實對資本主義萌芽造成了嚴重的摧殘。但在血腥的征服結束后，清王朝也采取了某些恢復和發展經濟的措施。清初的“攤丁入畝”，直接繼承了明朝的一條鞭法；清初雖曾一度恢復“匠籍”，但不久仍實行“以銀代差”的明朝制度；雍正元年除各省樂戶、惰民、伴儅、世仆等籍，使俱為良民；乾隆元年開放礦禁，此后又陸續在部分地區取消礦產品統購統銷，等等，皆有利于商品經濟發展。乾嘉年間，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已超過晚明。明代南京經營絲織的工場主只有幾十張織機，到乾隆時，“有開五六百張機者”，全城的織機“以三萬余計”，其生產關系是“機戶出資經營，機匠計工受值”。農業的資本主義經營也有大的發展，乾隆時期，全國約有15個省份出現了直接雇工從事商品生產的經營地主，雇主與雇工之間沒有主仆名分。農村城鎮化的進程也有進一步的推進，江南蘇、松、常、杭等7府已有市鎮340個，浙江烏青鎮在乾隆時已有8坊68巷116座橋，成為一座典型的以生產性為主的工商業市鎮。由于礦禁的開放，云、貴、川、粵等省出現了大量的商辦礦廠，規模最大的達五六萬人，礦廠內部有相當嚴密的分工和管理體制，出現了中東部農民紛紛奔赴礦業發達地區的盛況，礦廠主與礦工在法律上也是平等的關系。雖然清政府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對外貿易主要是“夷入市中國”，但中國外貿獲得的收入仍相當可觀。1700～1830年間，中國年均輸入白銀約277萬兩。這說明，當時國內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商品化程度是相當高的。據傅衣凌考證，19世紀后期上海資產階級的前身有一部分源自鴉片戰爭以前的蘇、浙、徽、粵商人。鄧拓和韋慶遠也證明，中國近代礦業資本家的前身就是乾嘉年間的民辦礦廠主。

總之，大量的事實證明，自16世紀后期起，中國社會確已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從16世紀到19世紀30年代的中國社會史，正是一部中國資本主義從萌芽到遭遇挫折、再緩慢復蘇和生長的歷史。雖然專制統治者的專橫使得中國未能產生西歐式的享有法律上的特許權的“自由城市”，但社會經濟結構確已處于近代轉型的過程之中，這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

△ 呂振羽（1900—1980）

三

在西方，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引發了思想文化領域的變革，發生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等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思想文化運動，故《劍橋世界近代史》從文藝復興講起，《德國近代史》從宗教改革講起。在中國，伴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也產生了被侯外廬稱為“早期啟蒙”的思想文化潮流。如前所說，侯外廬最初正是通過對早期啟蒙思潮的研究來論定中國的近代史始于明清之際的。但問題在于，“早期啟蒙說”也面臨著一些來自純粹學理方面的挑戰。有學者明確指出：明清之際思潮的性質充其量只是屬于“中世紀異端”，而并非帶有近代性質的啟蒙思潮；明清之際學者批判了舊世界，但沒有可能發現一個新世界。學理的分歧歸根結底來自對史料的掌握程度。近二十年來，學者們在明清思想史領域的潛心開拓，以大量的史料印證了“早期啟蒙說”的正確。

從傳統社會的正統思想中分化出“中世紀異端”、又從中世紀異端中發展出早期啟蒙思想，是中西思想史上一種帶有規律性的現象。如果說從王陽明學派中分化而出的泰州學派依然帶有中世紀異端性質的話，那么，李贄思想在萬歷年間的出現則標志著早期啟蒙思潮的誕生。關于“什么是啟蒙”的問題，李贄的相關論述與康德給“啟蒙”所下的明確的定義，具有驚人的一致性。而自李贄始，提倡“工商皆本”和自由貿易的經濟思潮，批判君主專制而主張分權制衡的政治思潮，個性解放的道德倫理思潮，獨抒性靈的文學藝術思潮，注重實驗和數理演繹的科學思潮，批判宋明道學的哲學思潮紛紛興起，雖然峰回路轉，歷盡曲折，但終究是“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直到19世紀后期與西學東漸的潮流相匯合，并在晚清改革運動中繼續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首先，從經濟思潮看，明清之際具有近代性的經濟思潮具有三個主要特征：

一是反對重本抑末，主張“工商皆本”。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而明清之際則有許多學者提出了工商亦為本業的新觀念。例如，趙南星提出“士農工商，生人之本業”說，馮應京提出“九流百工皆治生之事”說，王徵提出“商人者，財用發生之根本”說，黃宗羲提出“工商皆本”說，王夫之提出“大賈富民，國之司命”說。

二是反對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經濟運作，主張自由貿易。傳統社會的顯著特征是行政權力支配社會經濟運作，而明清之際早期啟蒙學者則主張發揮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李贄主張在自由競爭中“各遂千萬人之欲”，王夫之鮮明地提出了“人無不自謀其生，上之謀之，不如其自謀”的命題，戴震亦認為“凡事之經紀于官府恒不若各自經紀之責專而為利實”。

三是反對封閉政策，主張對內和對外的開放。對各地稅關暴虐商民的行為，東林黨人曾予以嚴厲抨擊；晚明科學家宋應星更明確提出了撤除關卡以“通商惠民”的主張；東南沿海的封疆大吏們大都是主張開放海禁的弛禁派人物；王夫之主張打破一切貿易壁壘，以“視敵國之民猶吾民，敵國之財皆吾財”的胸襟氣魄來發展“天下交相灌輸”的自由貿易。清乾隆年間，有一大批官員主張礦產品自由貿易，而安慶按察使劉柏更明確地提出了打破地域壁壘、建立統一的全國貿易市場的主張。乾嘉學者惲敬縱觀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狀況，發出了“貨殖者，亦天人古今之大會也”的感嘆。而以上思想的產生，正反映了中國社會從傳統的以農為本、以農立國邁向以工商為本、以工商立國的經濟演進的新趨向。

其次，從政治思潮看，明清之際初具近代性的政治思潮亦具有以下三個主要特征：

一是反對傳統的皇權至上主義，確立了以人民的福祉為至上的政治原則，并把政治和立法的原則奠定在近代式的人的“自然權利”的基礎上。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以“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為出發點，強調“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揭露君主專制“為天下之大害”。王夫之從民族生存和發展的自然權利出發，鮮明地提出了“一姓之興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的命題，認為君主若不能做到“公天下”和“保中夏”，則君權“可禪”、“可革”。顧炎武亦明確主張“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

二是批判專制強國論，主張分權制衡。王夫之針對當時流行的“以唐虞(公天下)為弱，以家天下自私者為強”的謬說，指出專制制度乃是導致民族衰亡的根本原因。專制程度越高，人才就愈凋零，國家就越衰弱。有鑒于此，他提出了君、相、諫官“環相為治”的改革方案，以建立一種“置天子寧有無之外”的政治體制。黃宗羲繼承晚明東林黨人提出的“民亦君之主”和“以眾論定國是”的觀點并加以發展，主張學校議政，“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學?！?，使學校成為決定國是、對皇權和各級政府權力具有監督制約作用的民意機關與權力機構。顧炎武亦力主庶人議政，“以天下之權寄天下之人”。

三是反對特權人治，在人治與法治的關系上更傾向于法治。黃宗羲根本否定特權人治的政治體制，主張以真正具有合法性的“天下之法”來取代君主專制的“一家之法”、“非法之法”，強調“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王夫之認為法律的權威高于君主之權威，主張建立一個“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并以“嚴以治吏”和“刑尤詳于貴”為立法原則的法治社會。如此等等，皆頗能體現現代法治社會法律至上和重在防止政府官員犯罪的立法精神。

再次，從道德倫理思潮看，明清之際具有近代性的道德思潮亦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一是反對宋明理學的禁欲主義，提出了建立在自然人性論或“氣質之性”一元論基礎上的新理欲觀、情理觀和義利觀。李贄根本否認有所謂與“人欲”相對立的“天理”，強調“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學”。王夫之認為以程朱理學治天下必造成“后世之死于申韓之儒者積焉”的慘禍，主張“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同時又反對縱欲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戴震從“血氣心知”的自然人性論出發，批判宋儒理欲之辨為“忍而殘殺之具”，主張“遂己之欲，廣能遂人之欲”，認為“情之至于纖微無憾是謂理”而主張“各遂其情”。

二是批判長期的專制統治所造成的奴性，提倡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和豪杰精神。李贄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專制主義的“條教禁約”和圣賢偶像，反對“居官則庇于官長”、“為圣賢則求庇于孔孟”的奴性，提倡“有二十分識，二十分才，二十分膽”的豪杰人格，呼喚“各從所好，各騁所長”的個性發展。傅山繼承李贄，要人們“把奴俗齷齪意見打掃干凈”，從此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地做人。顧炎武、黃宗羲、工夫之皆強調學者要具有不為權勢和流俗所左右的獨立人格與學術個性，提倡豪杰精神。這種精神在清代乾、嘉、道時期并沒有被泯滅，在提倡“學者當自樹其幟”的鄭板橋那里，在以“解藪斯以盡吾生”自任的戴東原那里，在呼喚“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龔自珍那里，都表現得十分鮮明。

三是對倫理異化的種種突出表現的批判。在明清之際的早期啟蒙思潮中，中國傳統的雙重兩性道德、性別角色定位、“張巡殺妾”式的“忠”、“郭巨埋兒”式的“孝”，以及納妾、小腳、閹宦等傳統陋習，統統受到了無情的批判。從這些批判中，產生了初步的男女平等的思想、戀愛婚姻自由的思想、女子參政的思想，等等。我們原本以為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才有的這些新思想，其實早在明清之際就已經出現了。這些新思想也不是個別的、偶然的思想火花，而是得到了許多學者的認同和呼應，并且從未間斷的一股社會思潮。如果不是社會已開始了近代轉型的進程，這樣一股社會思潮的出現是不可想像的。

此外，還可以從科學思潮、史學思潮、文學藝術思潮、哲學思潮等方面來論證早期啟蒙思潮的存在。傳統社會對自然的認知局限于知其然而不求其所以然，而明清之際則興起了以“緣數以尋理”為核心的科學思潮，這一思潮與近代西方科學的發展呈同一趨向；傳統的官修正史為尊者諱，而明清之際的史學思潮則勇敢地揭露官修正史之作偽，以真實性為史學之生命；傳統文學的主流是載道文學，而明清之際的文學思潮則以抒發性靈、張揚個性和反映市民生活為特色；傳統哲學尤其是程朱理學以抽象的類精神來壓抑人的生命追求和智慧創造，而明清之際哲人則凸顯了個人生命追求的價值和意義，強調人的生活和實踐的主體性與創造性。所有這一切，典籍俱在，只要沉下心來通讀明清學者的大量原著，自不難發現其中所閃耀的新思想的光芒。

根據以上史實，可以論定：中國有其內發原生的近代化萌動；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與西方一樣是內發原生型的而不是所謂外發次生型的。因此，應當以世一界近代史的“多元發生”模式取代《劍橋世界近代史》的“一元擴散”模式，以中國近代史的“內發原生”模式取代西方話語的“沖擊—反應”模式和蘇聯話語的“侵略-革命”模式。

在中國社會開始其近代轉型的過程中，1581年(明萬歷九年)是具有關鍵性的，故筆者擬把1581年確定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侯外廬有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作為社會轉型標志的是成文法典的產生。而1581年(明萬歷九年)確立的“一條鞭法”，正是一部具有歷史標志意義的法典。只是由于20世紀50年代以后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蘇聯話語模式占據了統治地位，所以，侯外廬才含蓄地把“一條鞭法”看做是“封建末期”開始的標志。然而，按照筆者的理解，“封建末期”開始的標志其實也正是近代史開始的標志，正如西方各民族的近代社會轉型及西方學者對本國近代史開端的看法都是從“封建末期”開始的一樣。緊接著1581年的改革而來的，是1582年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來華，中西文化交流史從此揭開了新的一頁。從“一條鞭法”的確立和隨后而來的利瑪竇來華這兩大事件所具有的歷史象征意義來看，改革和開放乃是中國近代史之主題。一部中國近代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改革開放走過的曲折道路的歷史；而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歷次改革運動和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斗爭，完全可以納入這一“內發原生”的敘事模式中來加以陳述。

從16世紀到19世紀，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在新舊矛盾的沖突中走過了艱難的道路，但作為文藝復興之策源地的意大利和宗教改革之策源地的德國所走過的道路也很艱難。此兩國也與中國一樣，經受過落后挨打的命運。意大利曾長期處于西班牙、奧地利和法國占領軍的控制之下，拿破侖亦曾征服德國。至于兩國真正走出中世紀，乃是20世紀的事。為什么意大利和德國的近代史能以其體現歷史主動性的15、16世紀為開端，中國的近代史卻要以后來遭遇慘敗而喪權辱國的鴉片戰爭為開端呢?科學的歷史學理論實在是不應厚彼薄此的。以1581年(明萬歷九年)為中國近代史之開端的“內發原生”模式的確立，不僅在反映歷史真實的層面上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據實認識中國社會和文化轉型的歷程，深刻揭示中國社會近代轉型的規律性，而且在價值層面上有助于從中國社會近代轉型所經過的曲折歷程中認真總結和汲取經驗教訓，更好地堅持中華民族歷史創造活動的主體性，在接受外來先進文化的同時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之路。（節選自《河北學刊》，2003年第2期，文章原題為“內發原生模式: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實為明萬歷九年”）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