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法的精神》是第一本獲得暢銷書地位的政治思想學術著作

1747年，孟德斯鳩即將完成《論法的精神》這部大作，研究領域是比較政體。他知道，討論政治的作品，在法國幾乎不可能自由出版，所以他請一位朋友幫忙了解阿姆斯特丹的德博爾德出版公司是否愿意再為他出版一部著作。畢竟，德博爾德之前出版過《波斯人信札》和《羅馬盛衰原因論》。但是，此次出版非同往昔。1747年，法國尚未走出漫長的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荷蘭與英國、奧地利結盟，對抗法國和普魯士。在這樣的環境下，孟德斯鳩要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自己的作品，困難重重，他需要巧妙應付當前的局勢。孟德斯鳩請巴黎的一個熟人找到了一位愿意幫忙的瑞士外交官皮埃爾·米薩爾（Pierre Mussard）。米薩爾造訪日內瓦，得知巴里洛父子出版公司迫切希望出版這本書。他們為孟德斯鳩制作扉頁的樣板，標明紙張質量、燙印的文字、字體和裝飾。當時，巴里洛恰好正忙于出版日內瓦作家讓—雅克·布拉馬克的《自然法原理》（Principles of Natural Law），于是，他們照搬這本書的設計，用于制作《論法的精神》的范本。米薩爾和孟德斯鳩都很滿意，于是，巴里洛就出版了這部作品。孟德斯鳩獲得70本免費的樣書，但沒有稿酬；出售這本昂貴的作品所獲取的利潤，均歸巴里洛所有。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的手稿與《波斯人信札》，甚至他的《羅馬盛衰原因論》都大不相同。《波斯人信札》和《羅馬盛衰原因論》篇幅較短，讀者可以立即閱讀并領會其中的含義。相比之下，《論法的精神》幾乎總是以1000多頁的篇幅出版，分成31卷，每卷下又分成不同章節。《論法的精神》可謂長篇巨帙，文風嚴肅、正式，參考古今的文獻，旁征博引，是孟德斯鳩一生學術研究的巔峰之作。《論法的精神》最初面向知識淵博的讀者，其讀者群比《波斯人信札》的讀者群狹窄，因此，首版以兩卷昂貴的4開本版式出版，吸引嚴肅的購書者。孟德斯鳩本人向讀者宣布說，這本著作是他“20年”辛勤勞動的成果，呈現了他最成熟、最深刻的思想。這本書與《波斯人信札》截然不同。“我寫此書時，多次提筆，又多次擱筆……但是，我一旦找到了原則，所探究的一切皆向我腦中涌來。”

把文字變成印刷品，這對于小型家族出版社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尤其是出版孟德斯鳩的作品。孟德斯鳩住在波爾多附近，與日內瓦相距700公里。因此，米薩爾為這個項目聘請了雅各布·韋爾內（Jacob Vernet）教授擔任專業編輯。韋爾內本身是一位學者，“在那個時代的日內瓦、瑞士，甚至整個歐洲，他都算得上重量級的文學、神學巨擘”。孟德斯鳩仿佛找到了理想的對話者。

然而，韋爾內的工作不盡如人意。事實證明，這位中間人咄咄逼人，而且文字編輯工作也很拙劣。盡管米薩爾讓他知道了作者的身份，也沒能阻止他修改文本、刪減段落、改變作品結構。孟德斯鳩原本把整本書分為六卷，每卷反映獨特的主題。韋爾內以輕慢的態度隨意刪減，導致這本書的結構混亂、喪失了統一性，這個問題一定會影響讀者的接受程度。更糟糕的是，韋爾內未能糾正巴里洛印刷廠遺留的印刷錯誤。這些錯誤不算大，但是讓讀者心煩。當然，18世紀幾乎所有書籍都有印刷錯誤，而且圖書通常會附上勘誤表。然而，孟德斯鳩的這本書錯誤泛濫。當《論法的精神》終于在1748年11月面世時，孟德斯鳩發現書中有數百處錯誤，這令他萬分驚駭。他憤怒地對一位朋友說：“《論法的精神》在日內瓦被毀了！”韋爾內怪罪出版商，巴里洛的兒子承擔了責任。巴里洛于1748年6月去世時，這本書正在印刷。他的兒子和女婿在失去親人的悲慟中接管出版社，而這個出版項目讓他們不堪重負，焦頭爛額。一年后，巴里洛的兒子致信孟德斯鳩說，鑒于自己“如此愛戴、珍視的父親長期患病、已經與世長辭”，請孟德斯鳩原諒他們。

孟德斯鳩像

當孟德斯鳩為作品首版中的錯誤極度煩惱時，這本書卻在讀者中引起了轟動。孟德斯鳩托人將新書的樣書送給有輿論影響力的人物唐森夫人，她是巴黎的作家、沙龍主持人。1748年11月，她致信孟德斯鳩，信中寫道：“哲學、理性和人性凝為一體，共同成就了這部作品；這三個恩典小心謹慎地用學問裝飾它。”一個月后，孟德斯鳩的另一位朋友、啟蒙哲人克洛德·阿德里安·愛爾維修稱贊這本書是“世上最偉大、最美麗的作品”。究竟是什么讓早期的讀者感到震撼，而且很快在整個歐洲引起轟動？正是作品中深厚的學術性與清新明快的風格的有機結合，使學問讀起來如此令人愉悅。英國第一位首相羅伯特·沃波爾的兒子、知名作家霍拉斯·沃波爾曾這樣評價這本書中機智與實用知識的完美融合：

如果您看過這兩本法國的圖書，我想聽聽您和科基博士的高見。其中一本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我認為，這是有史以來寫得最好的書——我讀過的所有書籍給予我的知識遠不及我從這本書所獲的一半知識。機智與實用的知識在這本書里并存。

孟德斯鳩莫名其妙地找到了讓深奧的哲學引人入勝的方法。《論法的精神》不曾為了迎合廣大讀者而簡化思想，它吸引的是那些受過教育但算不上是學者的讀者群。此書面世后不久，社交名人德·喬芙蘭夫人（Mme de Geoffrin）評論道：“在我看來，這本書是充滿智慧和哲學的偉大著作。”休謨于1739年首版的《人性論》“一出版即成死胎”；10年后，《論法的精神》實現了休謨長期夢寐以求卻認為不可能實現的成就：出版一本既博學又易讀的暢銷論著。休謨對《論法的精神》所獲得的成就表示贊賞，他致信孟德斯鳩說，這本書將“受到所有國家的尊重，永世受人仰慕”。

與此同時，孟德斯鳩編寫了200到300條勘誤說明。他在朋友唐森夫人的幫助下，把印刷好的400份勘誤表分發給巴黎的書商。因為這本書名聲大噪，新的出版商也有出版的意圖。畢竟，巴里洛出版的那套精美的兩卷4開本，售價18里弗爾，只有富裕的讀者才能買得起。這樣的學術著作往往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收回成本。然而，《論法的精神》如此暢銷，盜版者自然有興趣復制原來奢華的4開本，但是采用低質量的版式（8開本和12開本），從而降低價格。通常情況下，如果一本書走紅，作者會忠于最初的出版商（休謨就是如此），把新的“修訂”版提供給原出版商，它就可以領先盜版者，作者也可以獲得更多收入；事實上，這是作者從一本書中獲得更多報酬的唯一途徑。然而，孟德斯鳩并不指望從書中賺錢；他監管農民在他的葡萄園里種植優質的梅鹿輒和赤霞珠葡萄，已經使他的家庭足夠殷實富足。因此，孟德斯鳩在自己的著作被盜版的過程中扮演合謀的角色，這一點頗似伏爾泰，只是原因不同而已。孟德斯鳩聽朋友說，有一家出版商即將在倫敦印刷法語版時，孟德斯鳩就叮囑自己的朋友威廉·多姆維爾（William Domville）帶著勘誤表奔赴英國，這樣即使未經授權的版本也是最新版本。

約翰·諾斯于1749年春天在倫敦出版的《論法的精神》，扉頁上印刷了虛假信息，標注為日內瓦的巴里洛父子公司出版，印有“經作者修訂”的字樣。這個版本是兩卷8開本的版式，定價僅為日內瓦4開本的一半。此時，幾個未經授權的版本同時面世，倫敦的這個版本是其中之一。巴黎的大出版商洛朗·迪朗早在1749年1月就出版了一本仿制的4開本。到了3月，有出版商在里昂也仿制了一個4開本，在巴黎的市場流通。巴里洛公司重印了原來在日內瓦印刷的版本，同時附上孟德斯鳩的勘誤表。孟德斯鳩似乎支持所有的出版商。他與巴黎的于阿爾—莫羅公司（Huart & Moreau）密切合作；這家公司于1749年5月出版了“經作者修訂”而且“補充了目錄和地圖”的版本。這本書扉頁上的信息也是虛假的：有時寫著日內瓦巴里洛父子公司；有時寫著阿姆斯特丹扎沙里·夏特蘭出版社。一兩年內，又有盜版書抄襲于阿爾—莫羅公司的版本。據波爾多24歲的律師、未來的藝術贊助人西蒙·安托萬·德爾芬·德·拉莫特（Simon Antoine Delphin de Lamothe）說，這本書出版不到一年，“已經發行了11或12個版本……它普遍受到推崇；最牢固的真理總是以簡潔活潑的風格呈現出來”。

1750年1月，距《論法的精神》首版僅14個月，孟德斯鳩已不再因印刷錯誤而懊惱，他開始因這本書的聲望而滿心歡喜，他向尼韋奈公爵（Duc de Nivernais）炫耀說：“我的這部作品有22個版本在歐洲流通。”孟德斯鳩略有夸張，但他無疑趕上了潮流。《論法的精神》需求量激增；事實上，一切才剛剛開始。在孟德斯鳩于1755年去世前，至少又有14個版本（6個法語版本，8個譯本）出版了；于阿爾—莫羅公司在孟德斯鳩去世這一年出版了作者的遺作版本，該版后來成為《論法的精神》的標準版本。這部作品無論單獨出版還是收在文集里，在18世紀剩余的若干年份里始終保持暢銷書的地位。依據最合理的估計，在1748至1800年間，包括其他語種的譯本在內，這本書共有97個版本，其中18世紀70年代和90年代是出版量最大的年份。值得注意的是，只有極少數版本是刪節版。說起作品刪節，荷蘭出版的主題匯編《孟德斯鳩的才華》（Le génie de Montesquieu）是個例外，它在首頁中指出：“在所有作家中，孟德斯鳩先生的作品也許是最不適合刪節的。”幾乎所有出版商都投入大量資金重印孟德斯鳩整部1000多頁的龐大論著，這在18世紀實屬罕見。例如，洛克《政府論》（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的外文版本通常不收錄第一篇論著。相比之下，《論法的精神》最后那一卷論述封建法律的演變，篇幅很長，雖然最不引人注意，卻也無人批評。這個部分安然無恙地收錄在各個版本中。

《論法的精神》被廣泛地譯成外語，可能比早期現代歐洲任何政治哲學作品的譯本都要多。在18世紀，除了法語版本，《論法的精神》至少以8種語言出版（丹麥語、荷蘭語、英語、德語、意大利語、拉丁語、波蘭語和俄語），而且這些外文版本大多都有多個版本（只有拉丁語和丹麥語版本沒有重印），這證明整個歐洲對這本書有強烈的需求。

為了更好地了解孟德斯鳩在18世紀出版界的成就，我們可以將《論法的精神》與另外3部作品進行對比。第一本是《自然權利和政治權利原理》（Principles of Natural and Political Right）。我們已經看到，巴里洛出版《論法的精神》時，參考了布拉馬克1747年的《自然權利原理》的扉頁設計。幾年后，巴里洛在1752年出版了一部配套作品《政治權利原理》，于是兩部作品在出版時合為一本，即《自然權利和政治權利原理》。這本書也經歷了許多版本，對整個歐洲，尤其對美國的開國元勛產生了重大影響。布拉馬克的這部作品在18世紀一共有32個版本，譯成5種外語，發行量自然很好，可是，依然與孟德斯鳩的成就相去甚遠。第二本是約翰·洛克于1690年出版的《政府論》。在1690至1800年這110年間，洛克的《政府論》共發行31版，包括11個法語譯本、1個德語譯本、1個意大利語譯本。事實上，洛克的《政府論》從未像他的《人類理解論》那樣受歡迎；《人類理解論》在18世紀一共發行了92個版本。然而，孟德斯鳩本人的大型圖書館沒有收藏洛克的《政府論》。第三本可用以比較的是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或者《李維史論》（Discourses on the First Ten Books of Livy）。在早期現代的歐洲，最著名的政治理論家也許是尼科洛·馬基雅維里。當然，馬基雅維里的政治著作主要是相對簡短的《君主論》和比較深奧的《李維史論》。《君主論》在18世紀有8個版本，《李維史論》只有7個版本，而馬基雅維里的文集一共經歷22版，文集大多是意大利語，也有法語、德語和瑞典語譯本。總之，雖然政治理論這種體裁在18世紀愈來愈受歡迎，但沒有一部作品能與《論法的精神》的魅力相媲美。孟德斯鳩的這部巨著比洛克、馬基雅維里或布拉馬克的作品更受歡迎，甚至比霍布斯、博林布魯克、哈林頓、斯賓諾莎、萊布尼茨、格勞秀斯、普芬道夫或任何其他政治哲學家的著作更受歡迎。如果說《論法的精神》是18世紀最受歡迎的政治思想著作，這么說甚至有些保守。孟德斯鳩的成就遠不止于此，首先，《論法的精神》是書籍史上第一本獲得暢銷書地位的政治思想學術著作；其次（正如本書第十、十一和十二章所述），孟德斯鳩的成功史無前例，他開啟了一個時代，此后，深奧的學術暢銷書如雨后春筍般涌出，一直持續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

《書寫啟蒙：改變歐洲的十二部經典》，[美國]加里·凱茨著，楊春麗、鄭啟寧譯，譯林出版社2025年11月。澎湃新聞經出版方授權發布。

來源：[美國]加里·凱茨著，楊春麗、鄭啟寧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