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26年2月4日凌晨,印度加濟阿巴德市一棟九層公寓樓發生一起震驚全國的悲劇:16歲的尼希卡、14歲的普拉奇與12歲的帕希三名未成年姐妹,在被父母沒收手機、切斷網絡后,從自家陽臺集體墜樓身亡。
事發當晚的細節,被警方與目擊者完整還原。傍晚7時許,三姐妹的父親切坦·庫馬爾因擔憂女兒們長期熬夜玩手機損害視力、作息徹底紊亂,且已輟學近兩年、完全脫離正常校園生活,首次沒收了她們共用的兩部智能手機。在女兒們的哭鬧哀求下,心軟的父親于當晚10時將手機歸還,但午夜時分,母親發現三人仍躲在被窩里熬夜玩游戲,再次將手機收走并鎖進抽屜。這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凌晨2點15分左右,三姐妹悄悄從被窩起身,溜進家中的祈禱室并反鎖房門,隔絕了試圖阻攔的父母。對面樓棟的目擊者清晰看到,三人依次坐在陽臺窗臺上,彼此低聲交談片刻后,16歲的尼希卡與14歲的普拉奇手拉手縱身躍下,最小的帕希猶豫數秒后,也緊隨其后從9樓跳下。墜樓的巨響驚醒了整棟樓的鄰居,急救人員趕到時,三姐妹均因高墜導致的嚴重顱腦損傷與失血性休克失去生命體征,送往洛尼聯合醫院搶救無效后,醫生于凌晨3時正式宣告死亡。尸檢報告顯示,死者身上無任何身體虐待痕跡,警方最終認定為集體自殺事件。
在祈禱室的角落,警方發現了一封簡短遺書與一本9頁手寫日記,成為揭開悲劇真相的關鍵線索。遺書上寫著:“爸爸媽媽,對不起,請一定讀完我們的日記。”日記中,三姐妹反復用英文與韓文涂鴉著“我們愛韓國,愛愛愛,對不起”,頁腳畫滿K-Pop組合的名字與韓文簽名,字里行間滿是對韓國文化的狂熱迷戀。據父親庫馬爾回憶,三姐妹自三年前接觸一款韓國“任務型戀愛互動手游”后,便陷入深度成癮狀態:她們給自己取了韓國名字,在社交平臺構建虛擬的韓國身份,甚至經營著擁有數百粉絲的韓流主題賬號;為了全身心投入游戲任務與追星,她們拒絕上學,輟學時間長達近兩年,多次勸說無效后,父親只能無奈接受“她們說學校里沒人懂自己的熱愛”。
日記中還藏著更令人揪心的心理狀態:三姐妹明確表示“痛恨印度寶萊塢文化”,甚至為了維護所謂的“韓國身份”,刻意孤立家中年僅8歲的第四個妹妹德武,直言“我們把德武當成敵人,我們是韓國人、K-Pop粉絲,而你是印度人、寶萊塢粉絲”。在寫給父親的段落里,她們控訴道:“你怎敢讓我們放棄自己的人生?韓國就是我們的命,你試圖讓我們與韓國疏遠,現在你知道我們有多愛韓國了。”她們還表達了對婚姻的極端執念,聲稱“希望嫁給韓國男人,絕不可能嫁給印度人”,日記最后以“這就是我們自殺的原因。對不起,爸爸。比起挨你的打,死亡對我們來說是更好的選擇”收尾,末尾畫著一個哭泣的表情符號。
更令人唏噓的是,這場悲劇背后,還隱藏著一個瀕臨崩潰的家庭。45歲的庫馬爾是一名外匯交易員,兩年前在股市投資中虧損高達200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153萬元),家庭財務徹底陷入絕境。鄰居透露,近期庫馬爾甚至被迫賣掉自己的手機,才勉強湊齊水電費,“他們家很少開燈,孩子們總是關在房間里玩手機”。庫馬爾坦言,自己曾想帶女兒們接受心理疏導或戒癮治療,但高昂的咨詢費遠超家庭承受能力,“我只能沒收手機,這是我唯一能做的”,這位父親在警局接受詢問時數次哽咽,“我沒想到她們會這么極端”。
這個家庭的特殊結構,也加劇了矛盾的復雜性。庫馬爾與兩任妻子共同生活,尼希卡是第一任妻子所生,普拉奇與帕希則是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的妹妹)所生,同父異母的身份讓姐妹間的情感聯結更緊密,也讓家庭溝通本就存在隔閡。自新冠疫情暴發后,三姐妹便徹底輟學,在最需要同齡人陪伴、校園引導的青春期,她們被困在百來平方米的公寓里,社交對象只有家人與手機,虛擬世界成了唯一的情緒出口。臥室墻上,她們用英文寫下的“我非常非常孤獨”“我的生活非常非常孤單”“這讓我心碎”,早已預示著這場悲劇的必然。
目前,當地警方已扣押三姐妹的手機與日記進行法醫鑒定,重點核查涉事手游是否存在誘導未成年人沉迷或自殘的設計,若證實游戲有害,當局將考慮采取封禁措施。但這場悲劇早已超越“游戲成癮”的單一范疇,它折射出印度社會在全球化文化沖擊下的代際沖突、經濟下行背景下的家庭困境,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的嚴重缺失。這場悲劇留下的,不僅是一個破碎家庭的無盡悲痛,更是整個社會對“如何守護失控青春”的沉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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