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元良從徐州逃到信陽，為何反遭軟禁？張軫：這位司令來得太蹊蹺

1948年12月18日傍晚，信陽省政府招待所三樓亮著孤燈。張軫坐在小客廳里，透過半掩的門縫盯著對面房間——從淮海戰場“失蹤”十二天的第十六兵團司令孫元良，就被安排在那間房里“休息”。走廊哨兵換了三撥，這位向來以腿快著稱的川軍少帥卻毫無動靜，氣氛壓得人透不過氣。

半小時前，省政府門口，一輛塵土飛揚的吉普車停下。車門一開，孫元良先探頭，隨后才是滿身泥漿的隨員。張軫迎上去，寒暄幾句便發現對方神色飄忽，既有劫后余生的慶幸，也透著藏不住的戒備。張軫心里打了個突：“這人來得太突然，得留神。”

張軫并非多疑。兩天前，南京方面還在準備追悼會；突然又傳來“孫跑跑”現身豫南的消息。此前徐州大撤退中，孫元良不告而別，連電話線都割掉，整個兵團撂在陳官莊。現在人卻帶著四百余名衛隊鉆出重圍，難免令人心頭打鼓：到底是福將，還是另有隱情？

要判斷這位司令的舉止是否異常，得先知道他的履歷。孫元良出自黃埔一期，槍法平平，卻有一副滑不留手的本事。抗戰末期，他靠叔父孫震的舉薦，從重慶警備司令部的舞場與花坊里被撈出來，戴著中將肩章空降整編第四十七軍。1948年9月，這支川軍底子的雜牌部隊升級為第十六兵團，編制八萬余人；真實戰力，連蔣介石心里都搖頭。

10月，濟南失守，劉峙急令孫元良棄守鄭州向徐州收縮。孫元良嘴甜，一到徐州就表態“保衛總部”。可到淮海戰役真打紅眼，他先挨了華野、中野輪番敲打，再丟掉一個99軍，龜縮至五萬出頭。對照兵團表冊，缺口大得驚人。

12月初，杜聿明召集邱清泉、李彌、孫元良商討去留。南京電令要救黃維，杜又怕違命。孫元良不亮態度，只丟下一句“完全聽命令”，話里話外留余地。兩天后，東進受阻，四面包圍驟緊。孫元良見勢，回兵團部砍斷電話線，電臺靜默，緊急布置：“各軍自行突西口，先到商丘，再折信陽。”三萬人無偵察、無預備，靠夜色亂闖；川軍士兵互不識路，隊形被黑暗撕碎。

當晚，華野第八縱火力封鎖，邱清泉的第五軍還把“友軍”當成潰兵開火，孫元良的快速縱隊瞬間炸窩。拂曉時，兵團僅剩幾千人逃回陳官莊，其余或覆沒或流散。孫元良本人跳下吉普，撕掉領章，藏進一輛破馬車，據說還對車把式啞聲低喊：“大哥，算我一路。”一句話，被趕車農夫記了好多年。

究竟怎樣穿出重圍，孫元良沒有統一說法。有人說他冒充俘虜混隊列，也有人講他躲在村婦炕下，夜里蹚河遁走。比較可信的，卻是125師374團為其開道，一路碎步南竄，才保下這條老命。無論哪個版本，都指向一個事實：他沒打算回頭救兵團，只想把自己帶出火坑。

信陽成了避風港，卻也是審訊室。張軫既要護著這尊“蔣校長的學生”，又擔心他攜帶密令或干脆被策反。于是派警衛團層層把守，外界只能見到一句“孫司令在休養，暫不接客”。當夜，保密局豫南站站長秦武基飛報南京。次晨，俞濟時電話直接下達：“速送武漢，乘機赴京晤駕。”孫元良心知“大堂口”難免，只得收拾行囊，跟著憲兵上路。

就在他離開信陽的同一天，陳官莊槍聲愈發密集。邱、李兩兵團已成甕中之鱉。一個月后，杜聿明集團全部繳械，黃土地上再無第十六兵團的番號。可蔣介石舍不得這塊旗幟，1949年1月命孫元良赴川重建。于是，川鄂交界的山間又冒出三萬五千號人，灰藍軍裝上寫著“十六”兩個字，看似威風，實則糧彈都靠攤派。

西南解放在即，川軍老資格董宋珩與孫震密謀“另擇出路”。孫震顧念家屬安危，遲疑不決。董宋珩干脆把兵團兩個軍調到什邡，順手給孫元良遞去半封“勸降信”。信里一句話戳心窩：“贊成和平就留下，反對就別怪兄弟們無情。”孫元良讀罷，連夜裹緊金條，搭小車奔成都，再轉機抵臺。

1949年12月21日，董宋珩率第十六兵團在什邡宣布起義，官兵隨即改編入人民解放軍。三年后，他們中部分人跟隨第九兵團渡海赴朝，槍口對準聯合國軍，而昔日老上司早已在臺北清晨的陽光里打高爾夫球。2007年5月，孫元良以一百零三歲的高齡病逝，其臨終日記只字未提信陽那燈火昏黃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