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娶了廠里沒人要的女勞犯被開除后，一輛上海牌轎車停我家樓下

一九八零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更冷，更漫長。寒風像刀子一樣刮過東北老工業區灰蒙蒙的天空，卷起地上臟污的積雪和煤灰，打在臉上生疼。市第三紡織廠那棟紅磚辦公樓前，宣傳欄上“大干四化，振興中華”的標語被風吹得嘩啦作響，邊角已經卷起。我，陳衛國，攥著那張薄薄的、蓋著鮮紅廠辦印章的“開除決定書”，站在寒風里，感覺不到冷，只覺得一股寒氣從腳底板直沖天靈蓋，然后整個人都空了，輕飄飄的，像一片隨時會被吹走的枯葉。

決定書上白紙黑字：“陳衛國同志，因生活作風問題，道德敗壞，影響惡劣，經廠黨委研究決定，予以開除處分，即日生效。”下面是廠長龍飛鳳舞的簽名和日期。生活作風問題，道德敗壞。八個字，像八根燒紅的鐵釘，把我二十五歲的人生，牢牢釘在了恥辱柱上。而這一切，都因為我娶了沈玉梅。

沈玉梅，是我們三紡廠沒人敢提、沒人敢靠近的名字。兩年前，她因為“流氓罪”被判勞教三年，去年剛放回來。罪名具體是什么，流傳著各種不堪的版本，有人說她勾引有婦之夫，有人說她生活糜爛，總之，在八十年代初那個風氣尚未開化、對男女關系嚴苛到近乎恐怖的小城，一個年輕姑娘背上這樣的罪名，就等于被社會徹底宣判了死刑。她回廠后，被安排在最臟最累的廢料車間，所有人都躲著她，像躲瘟疫。女工們朝她吐口水，男工們用下流的眼神打量她、說葷話。她總是低著頭，穿著洗得發白的舊工裝，瘦得厲害，像一根隨時會折斷的蘆葦，沉默地干著活，仿佛聽不見也看不見周圍的惡意。

我和她沒什么交集。我是機修車間的技術員，讀過幾年技校，算是廠里有點文化的年輕人，平時埋頭鉆研機器，話不多。第一次注意到她，是有天晚上我加班修一臺老掉牙的織布機，弄到很晚，去水房洗手，看見她一個人蹲在昏暗的走廊盡頭，肩膀一聳一聳的，壓抑地哭著，聲音像受傷的小貓。月光從破窗戶照進來，落在她單薄的背上，有種說不出的凄楚。我沒敢過去，悄悄走了。后來，又幾次在食堂看到她獨自坐在最角落，飛快地扒拉完沒有一點油水的飯菜，然后匆匆離開。不知怎么的，我心里就有點不是滋味。再后來，廠里組織義務勞動清理倉庫，我和她分到一組。她干活特別賣力，搬那些沉重的廢紗錠，一聲不吭，汗水把額前的頭發都打濕了。休息時，我遞給她一杯水，她愣了一下，飛快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驚訝，有警惕，還有一絲幾乎看不見的、受寵若驚的慌亂。她接過水，小聲說了句“謝謝”，聲音細細的，很好聽。那是我們第一次說話。

接觸多了，我發現她并不像傳言中那么不堪。她識字，說話有條理，手很巧，倉庫里一些廢棄的零件，她都能琢磨著修好。她很少提過去，偶爾說起，也只是含糊地說“被人害了”、“說不清”。眼神里那種深不見底的悲傷和認命般的麻木，讓我心里發堵。我知道靠近她意味著什么，廠里的風言風語已經開始飄到我耳朵里，“陳衛國是不是也看上那破鞋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也不看看是什么天鵝！”父母更是堅決反對，母親哭著說：“衛國啊，你娶誰不行，非要娶個勞改犯？你讓爹媽的臉往哪兒擱？你還想不想在廠里干了？”父親直接摔了茶杯：“你敢娶她，就別進這個家門！”

但我還是娶了。說不清為什么，也許是同情，也許是那晚月光下她顫抖的背影太讓人心疼，也許是她接過水杯時那聲細弱的“謝謝”觸動了我心里某個柔軟的地方，也許，只是年輕氣盛，看不慣那些落井下石的嘴臉，想證明點什么。在一個同樣寒冷的下午，我拉著她去街道辦了結婚證。沒有婚禮，沒有祝福，只有我們兩個人，和辦事員那冷漠而略帶審視的目光。我把她帶回了我那間只有十二平米、位于廠區邊緣筒子樓的單身宿舍。那就是我們的“家”。

婚后的日子，可想而知。廠里的處分很快下來了，開除。理由冠冕堂皇，但誰都明白，是因為我娶了沈玉梅，挑戰了某種無形的、卻堅不可摧的“道德秩序”。父母真的和我斷絕了關系，母親托人捎來話，說就當沒生我這個兒子。鄰居們指指點點，孩子們朝我們窗戶扔石子。

我們像兩個被世界遺棄的孤島，只有彼此。玉梅更加沉默，眼神里的愧疚幾乎要把她壓垮，她包攬了所有家務，拼命想對我好，卻又小心翼翼，仿佛隨時準備承受我的怒火和后悔。我則開始四處打零工，搬運工、泥瓦匠、修自行車，什么臟活累活都干，就為了那點微薄的收入，維持這個風雨飄搖的小家。晚上回到冰冷的屋子，看著玉梅在昏黃燈光下縫補衣服的側影，我心里有時也會涌起一陣絕望和懷疑：值得嗎？為了一個幾乎算是陌生的、背負污名的女人，搭上自己的前途、親情和所有的正常生活？

但我沒后悔。至少，在那些最艱難的時刻，當我拖著疲憊的身體回家，看到桌上有一碗熱乎的、哪怕只是玉米面糊糊，看到玉梅眼中那全然的依賴和努力擠出的笑容時，我覺得，這個選擇，或許沒有錯。我們像兩只受傷的動物，在寒冬里互相依偎，汲取著一點點可憐的溫暖。

開除后的第三個月，那個冬天最冷的一天。我頭天晚上跟著建筑隊卸水泥，累得脫了形，早上起來就有點發燒，渾身酸痛。玉梅急得不行，想出去給我買點藥，被我攔住了，家里哪還有閑錢買藥。她只好用涼毛巾給我敷額頭，煮了姜湯。我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聽著窗外呼嘯的風聲，感覺人生大概就這樣了，看不到一點光亮。

就在中午時分，樓下突然傳來一陣不同于往常的喧鬧，還有汽車引擎的聲音。我們這破筒子樓，平時連輛自行車都少見，怎么會有汽車？我勉強撐起身，撩開糊著報紙的窗戶一角，朝下望去。

這一看，我愣住了。

樓下的空地上，赫然停著一輛黑色的上海牌轎車！車身锃亮，在灰撲撲的雪地里格外扎眼。車旁，站著兩個男人。一個穿著深藍色的呢子大衣，戴著眼鏡，氣質儒雅，五十多歲模樣；另一個年輕些，像是秘書或司機，手里提著兩個鼓鼓囊囊的旅行包。樓里不少住戶都扒在窗戶邊或站在門口，好奇又敬畏地看著。上海牌轎車！那可是了不得的東西，只有市里的大領導或者特別重要的單位才配坐。怎么會停在我們這棟“名聲在外”的破樓下面？

更讓我震驚的是，那個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抬頭看了看，竟然徑直朝著我們這單元的樓道口走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是來找誰的？我們這棟樓住的都是廠里的底層工人或家屬，誰能和坐小轎車的人扯上關系？難道是……來找我的？因為我被開除的事？可開除一個普通工人，犯得著這么大陣仗？

我正胡亂猜測著，敲門聲響了。很輕，但很清晰。玉梅也聽到了，她臉色瞬間變得慘白，驚恐地看著我，手指緊緊攥著衣角。我示意她別怕，掙扎著下床，披上棉襖，走到門邊，深吸一口氣，打開了門。

門外站著的，正是那位穿呢子大衣的中年男人。他看見我，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目光里帶著一種審視和……關切？“請問，是陳衛國同志家嗎？”他的聲音沉穩，帶著一點南方口音。

“是……是我。您是？”我側身讓他進來，心里七上八下。

他走進我們這間狹小、簡陋、甚至有些寒酸的屋子，目光迅速而仔細地掃過一圈，最后落在站在床邊、手足無措的沈玉梅身上。他的眼神在玉梅臉上停留了片刻，那里面沒有鄙夷，沒有好奇，只有一種深沉的、復雜的情緒，像是……像是終于找到了失散多年的親人，混合著激動、愧疚和如釋重負。

“玉梅……”他開口，聲音有些發顫，“是玉梅吧？我是……我是你舅舅，沈懷遠。”

舅舅？沈玉梅的舅舅？我和玉梅都徹底懵了。玉梅從小父母雙亡，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從來沒聽她提起過有什么舅舅，更別說是在南方、看起來如此顯赫的舅舅。

玉梅嘴唇哆嗦著，看著眼前這個自稱舅舅的男人，眼里全是茫然和警惕：“我……我沒有舅舅。你認錯人了。”

沈懷遠眼眶一下子紅了，他從懷里掏出一個褪了色的舊荷包，打開，里面是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遞到玉梅面前：“你看看，這是你母親，我妹妹，沈懷瑾。旁邊這個男孩，是我。你母親耳朵后面，有一顆紅痣，你……你應該也有吧？”

玉梅顫抖著手接過照片，只看了一眼，眼淚就大顆大顆地滾落下來。照片上的年輕女子，眉眼間確實和她有幾分相似。她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耳后。那顆紅痣，她從小就有，除了最親近的人，沒人知道。

“你……你真是我舅舅？”玉梅的聲音破碎不堪，“可我娘從來沒說過……她只說家里沒人了……”

沈懷遠長嘆一聲，淚水也流了下來：“孩子，是我對不起你們，對不起你娘啊！”他坐下來，開始講述一段塵封的往事。

原來，沈懷遠和玉梅的母親沈懷瑾，出身江南一個書香門第。文革初期，家里遭難，父母被迫害致死。當時沈懷遠正在外地讀大學，僥幸躲過一劫，但也被迫與家庭劃清界限，遠走他鄉，后來輾轉去了南方。妹妹沈懷瑾年紀小，被下放到東北農村插隊，與當地一個青年相愛結婚，那就是玉梅的父親。沈懷遠起初還與妹妹有秘密書信往來，但后來運動越來越激烈，他自身難保，聯系徹底中斷。等他后來情況好轉，千方百計打聽妹妹下落時，只得到消息說妹妹和妹夫在一次山洪中意外去世了，留下一個女兒不知所蹤。

他痛苦萬分，這些年來一直沒有放棄尋找。直到最近，通過一些老關系，才終于查到當年那個女孩可能流落到了東北這座小城，進了紡織廠，還……還背負了不好的名聲。他立刻放下一切，趕了過來。

“孩子，你受苦了！”沈懷遠握住玉梅的手，老淚縱橫，“是舅舅沒用，沒能早點找到你，讓你受了這么多委屈！那些罪名……舅舅都聽說了，那都是誣陷！是當年害你父母那些人，為了斬草除根，故意給你潑的臟水！舅舅這次來，就是要為你正名，帶你離開這里！”

真相如同驚雷，炸得我和玉梅頭暈目眩。原來如此！原來玉梅的苦難，根源在這里！她不是自甘墮落，她是政治運動和人性丑惡的犧牲品！那些壓得她抬不起頭的污名，那些讓她幾乎活不下去的白眼和唾棄，竟然是一場延續了十幾年的陰謀和迫害！

沈懷遠又轉向我，眼神里充滿了感激和贊賞：“衛國同志，我都聽說了。你不顧壓力，娶了玉梅，在她最艱難的時候給了她一個家。你是條漢子！我沈懷遠，謝謝你！”他緊緊握住我的手，力道很大。

接著，他讓秘書把旅行包拿進來，里面是嶄新的棉衣、毛衣、皮鞋，還有各種南方帶來的糕點、糖果，甚至還有幾本嶄新的書。他還拿出一個厚厚的信封，塞到我手里：“這點錢，你們先拿著，把日子過好。工作的事，你們不用擔心。我在南方G省省政府工作，這次來，也跟你們這邊的領導打了招呼。玉梅的冤案，會重新調查，還她清白。衛國你被開除的事，也會撤銷，如果你想，可以調去南方，我給你安排合適的工作。如果不想離開，這邊也會給你恢復名譽，安排更好的崗位。”

我和玉梅聽著，像在聽一個遙遠而不真實的夢。短短一個小時，天翻地覆。壓在我們頭上沉重的烏云，突然被一只無形的大手撥開，刺目的陽光照了進來，晃得我們睜不開眼。

樓下的上海牌轎車沒有立刻離開。沈懷遠在我們家待了一下午，和玉梅說了很多她母親小時候的事，也問了我們這些年的情況。他語氣溫和，沒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只有失而復得的珍惜和深深的愧疚。玉梅從一開始的震驚、茫然，到慢慢接受，眼淚流了又干，干了又流，但眼神里，那種死灰般的麻木和驚恐，正在一點點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難以置信的、小心翼翼的光亮。

傍晚，沈懷遠要走了，他還要去市里辦些事。“玉梅，衛國，你們收拾一下，過幾天，舅舅來接你們。我們先去南方住一段時間，把身體養好，把過去那些不愉快都忘掉。”他拍拍我的肩膀，“衛國，好好照顧玉梅，也照顧好自己。好日子在后頭。”

黑色的上海牌轎車緩緩駛離了筒子樓，消失在暮色中。樓里樓外，看熱鬧的人們議論紛紛，眼神和態度已然不同。之前是鄙夷和疏遠，現在變成了好奇、羨慕，甚至有一絲巴結。

關上門，屋子里恢復了安靜。但空氣已經完全不同了。我和玉梅對視著，久久沒有說話。然后，玉梅撲進我懷里，放聲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把這十幾年所有的委屈、恐懼、絕望都哭出來。我緊緊抱著她，拍著她的背，眼眶也濕了。我知道，這哭聲里，不僅僅是悲傷，更有巨大的釋然和新生。

那輛停在樓下的上海牌轎車，像一個突兀的句號，終結了我們晦暗的過去；也像一個充滿希望的冒號，開啟了完全無法預料的未來。它帶來的，不僅僅是身份的逆轉和物質的改善，更重要的，是洗刷了玉梅身上莫須有的污名，是找回了她失落的親情和尊嚴，也是對我這個“傻小子”不顧一切選擇的，一種遲來的、戲劇性的肯定。

往后的日子，果然如沈懷遠所說，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玉梅的案子被重新審理，很快平反，檔案里的污點被徹底清除。我開除的決定被撤銷，廠領導親自上門道歉，想給我安排輕松的管理崗位。但我們最終選擇了離開。跟著沈懷遠去了南方。我在一家新成立的合資企業做了技術主管，玉梅上了夜校，后來在一家圖書館工作。我們有了寬敞明亮的房子，有了孩子，生活平靜而充實。玉梅臉上的陰霾漸漸散去，笑容多了，人也開朗起來。那段在東北小城筒子樓里相濡以沫、備受白眼的歲月，成了我們記憶深處不愿輕易觸碰、卻又無比堅實的基石。

很多年后，我還會想起一九八零年那個寒冷的冬天，想起那張開除決定書，想起樓下那輛突兀的上海牌轎車。命運有時就是這樣荒誕而神奇。它先給你最沉重的一擊，幾乎將你打入深淵，卻又在某個意想不到的時刻，以最戲劇化的方式，為你翻開全新的篇章。而支撐你熬過那段至暗時刻的，或許不是什么遠見卓識，只是心底那一點點未曾泯滅的善良、勇氣，和不肯隨波逐流的執拗。那輛轎車帶來的轉折，固然重要，但真正讓我和玉梅走到今天的，是在轎車到來之前，在那間冰冷破敗的小屋里，我們給予彼此的、那點微不足道卻至關重要的溫暖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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