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年，劉文彩被當做教育典型，周恩來得知后立即讓其弟進京任職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北京暑氣蒸騰，中央各部委正緊鑼密鼓地調整新一輪干部。就在此時，一封蓋著“特急”字樣的電報自中南海發出，直抵成都望江樓。電文簡短，卻足以改變一個人的命運——“速來京就任新職”。收電人叫劉文輝，曾號稱“西康王”，也是劉文彩的親弟。

電報抵達的同一天，成都平原另一側的大邑縣熱鬧非凡。縣里正在加班搭建展板、修繕舊宅，準備向社會開放“劉文彩地主莊園”。這處占地七萬余平方米的龐大建筑群，被定為揭露封建剝削的活教材。墻上剛刷好的宣傳標語刀光劍影，把劉文彩塑造成惡霸的原型。鄉親們圍觀議論：一個家族里竟然走出了截然相反的兩兄弟，真是世事無常。

劉文輝并非等閑之輩。二十世紀初，他以優異成績考入西安陸軍中學，后轉北京陸軍第一預備學校。畢業時，北方幾路軍閥拋來橄欖枝，他卻回川投奔侄輩劉湘，理由只有一句：“四川是根。”幾年后羽翼漸豐，在宜賓自立門戶，成了川西一方巨擘。此舉埋下了“二劉爭鋒”的伏筆。

一九三五年，中央紅軍長征進入川境，蔣介石意圖借“剿共”之名染指四川。劉湘暗中放行紅軍北上，同時頂住蔣軍進入川省。那場博弈后，蔣介石收編川軍大部，劉湘亦被架空。誰料兩年后盧溝橋槍聲響起，全國抗戰席卷而來。劉湘披掛上陣，卻在漢口病逝，四川群龍無首。蔣介石旋即向西康步步緊逼，劉文輝不得不再次上場，橫亙在中央與西南間。

外有倭寇，內有掣肘，劉文輝的選擇日漸趨明。三八年夏，他在成都宴請路經的董必武、林伯渠，就抗戰大計徹夜長談；四二年二月，他按照秘密約定，在重慶機房街小樓與周恩來初次晤面。那一夜，燈火昏黃，周恩來言辭懇切：“民族大義當前，地方實力派若能與人民攜手，何患無路？”劉文輝沉吟后答：“但行正道，死亦無憾。”幾句話，成了他后半生道路的轉折點。

一九四九年四月，渡江號角響徹長江。西南戰場風云驟起，劉文輝終于在雅安宣布起義，率部兩萬余人配合解放軍進軍西康。六十二軍由此組編；紅旗插上康定，西南大局定型。建國后，他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授勛之日，他鄭重宣告：“過去的土地、房屋，悉數交公，全歸農民。”這是昔日軍閥對新政權遞交的最有分量的答卷。

然而家族陰影并未散去。劉文彩的巨宅、巨田、巨債在土地改革中成了農民憤恨的焦點。四川省文化部門計劃用劉氏莊園重現“地主惡行”，拍板開館時間定在一九五九年九月。消息傳到成都，引燃輿論。人們或同情，或嘲諷，更多的是好奇：堂堂西康主席的親哥，怎會如此殘虐？劉文輝低調務實，卻難擋街談巷議。

周恩來接報后沉思片刻，揮筆寫下那份電文。他深知統戰工作來之不易，更清楚一名已給國家立功的起義將領不應在浪潮中被誤傷。于是“速進京履新”六字，為劉文輝擋下無形風雨。十天后，這位年過六旬的前督辦在北京宣誓就任林業部部長，四川的尷尬風聲戛然而止。

劉文輝到京后，把全部精力傾注林業建設。三線地區的綠化、東北林區的保護，皆由他拍板推進。一次會議散場，他對身邊干部輕聲說：“總理顧我，我要顧山林與百姓。”話音不高，卻足見心跡。不得不說，昔日“西康王”已徹底融入新國家的治理體系。

外界仍對劉文彩莊園津津樂道。那座七道大門、百八十余間屋舍的建筑群融中西風格，雕梁畫棟，金線玉柱，暗藏密室地牢。修建始于清末，完工于民國末年，耗時半個世紀。坊間常說“進去像走迷宮”，并非夸張。正因奢華與血淚兼具，莊園被選為警示基地，向后世展示封建豪強的殘酷與荒誕。

劉文輝對此保持沉默。他清楚弟兄情誼與社會正義無法調和，只能以行動自證新生。其后，他屢次自請下基層，走林區、進山寨，身體力行推廣營林、禁伐、植被恢復。川西老人回憶：“劉主席來時，帶的行李就一口舊箱子，睡的是木板床。”這番話或許能解釋，為何他在京任職多年，依舊在民間口碑尚可。

一九七六年一月，自京城醫院的病榻上，劉文輝聽見無線電里播報周恩來逝世的消息，淚落不止。他堅持要去告別，“他待我以誠，我豈能不到？”家人勸不住，只能用擔架把他抬到追悼會現場。走出靈堂時，這位七十六歲老人幾乎虛脫，卻沒有悔意。九個月后，他在成都病逝，終年七十七歲。

至于劉文彩莊園，早已成為研究民國川西地主經濟的重要實物資料，每年依舊人流不息。兩兄弟一正一反的命運，被后世擺在同一片土地上對照。有人慨嘆造化，也有人感喟選擇。可無論如何，歷史已經寫下結論：政治眼光與時代取向，常在頃刻之間決定一生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