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中旬,東京京橋的老式排字機正哐啷運轉,《周報》編輯部一片忙碌。距“七七事變”才過去一個月,戰事正酣,報人們急著為新一期封面尋找能“抓眼球”的素材。
彼時,日本軍部剛剛宣布華北作戰捷報,卻對共產黨方面知之甚少。陸軍情報部的檔案里堆滿了山西、河北的地圖,卻找不到一張清晰的毛澤東照片。越缺,越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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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奇心驅動,加上宣傳需求,《周報》決定用“人物特輯”解釋這位被稱作“紅軍靈魂”的領袖。問題隨之而來——照片哪里找?電話最終打到了波多野乾一家。
波多野乾一,京都帝大法學博士,自稱“研究中共第一人”。他在《外事警察月報》和學術期刊上寫過《“赤豹”毛澤東傳》,算是日本國內寥寥可數的“中共通”。
收到請求后,波多野遞去了兩張底片:一張取自1934年莫斯科出版的小冊子,模糊卻是實拍;另一張,則是來歷不明的“胖子照”。兩張里,后者面相圓潤、目光游移,怎么看都不像長征后的游擊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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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室里,眾人對著放大鏡琢磨。一個年輕排字員低聲嘟囔:“這人也太富態了吧?”主編卻擺了擺手,“讀者想看驚奇,別較真。”波多野聽見了,笑著聳肩:“寫真かどうか、重要じゃない。”
第二周,《周報》按時出街。醒目標題“紅色妖星——毛澤東”下,那張“西裝革履的小胖子”赫然在目。東京街頭的讀者駐足圍觀,仿佛見到了傳聞中的“赤匪巨魁”。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離譜的錯位?回頭看,無非兩種可能:其一,日本對陜北的真實情況掌握極少,情報官復印資料時胡亂拼貼;其二,宣傳部門故意丑化對手,以塑造“紙老虎”形象,安撫國內焦慮情緒。考慮到當時軍部正鼓動“北進論”,后一種解釋更像真實意圖。
類似手法,國民黨也慣用。1931年至1934年的五次“圍剿”期間,南京當局散布的壁報上,紅軍領袖不是“土匪”,就是“食人惡魔”。百姓沒見過真容,謠言便趁虛而入。
然而,1937年埃德加·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已經在歐美熱銷。書里那兩張正面照中,毛澤東目光清澈、身形清瘦,與《周報》上的“胖子”判若兩人。有人對比一番,才恍然發現日媒用的是假貨。
更滑稽的是,1940年,波多野乾一又出版《延安水滸傳——中共高級領袖解明》,硬把八路軍將領與梁山好漢一一對號:朱德是“宋江”,周恩來成了“吳用”。書里情節多半憑空捏造,卻在東京書店熱賣。輿論學者后來評語:“既是通俗讀物,也是心理麻藥。”
戰局發展不依人意。1940年百團大戰爆發,八路軍以極小損失炸斷正太鐵路上百公里,日軍驚愕。東京輿論嘩然,《周報》當年那張胖子照再被翻出來,讀者才意識到:真正的對手沒有絲毫“富態閑散”,相反精悍而堅韌。
值得一提的是,波多野乾一晚年成了戲曲迷。1956年梅蘭芳赴日,他自告奮勇當陪同,談起二十年前的假照片,只輕描淡寫一句:“時代需要傳奇。”這句話聽來輕飄,卻把戰時宣傳的底色暴露得徹徹底底。
于是,一張肥胖面孔的“毛澤東”就這樣留在史料角落,提醒后來者:戰火中,真相往往被油墨涂抹得面目全非;口號與照片一樣,都是可供擺弄的兵器。認清它,不被它牽著走,才算識破了宣傳的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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