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安慶：哲學何以教人高貴

近年來，我身邊真心喜歡哲學的人確實越來越多了，他們有的是事業有成的領導者，有的是生意亨通的企業家，有的是朝氣蓬勃的青年人，當然也有一些“民哲”，再加上那些“被教育”而愛上哲學的“天之驕子”—復旦大學的學生，給我的一個真切感覺就是，對哲學的真實需要在我們當今的生活中出現了。

這樣的感覺對于我這樣一個在哲學之路上“一條道走到黑”的人而言，無疑是非常的愜意。這種愜意并非是說，在寂寞人生中會增加幾個“同路人”（因為對于真正喜歡哲學的人而言，從來就不會感受到“寂寞”，反倒是“寂寞”給了我們一種“思想”的“清凈”和格調的“純粹”，沒有這些，何以抵抗生活中不堪忍受的“嘈雜”和“誘惑”？），而是如同審美愉悅那樣，當一藝術品的審美趣味被同儕的鑒賞力品鑒出來產生的品味相通的精神快感。

哲學常常被人誤認為“無用”之學，說它既不帶來“面包”，也不賜人“長技”，既不令人“富貴”，也不助人“升官”。而一般哲學老師最怕人問的問題，據說就是學哲學究竟有何用？這實際上是長期被灌輸的“假哲學”留給人們的“偏見”。

世上只有“乞丐”才需要別人“帶給”他面包，正常的人依靠自身的“雕蟲小技”就能取得，何勞“哲學”之“大駕”？如果一個人的生活目標只定位為獲取“面包”，他確實不需要來糟蹋哲學。但凡一個人有更高一點點的追求，什么“長技”、“升官”和“富貴”，雖不用哲學也可成之，而若有哲學襄助，定將讓其取之有道，得之無愧，這也是無需申論的常識了。哲學盡管不是“技術”，卻能助人以“長技”；哲學雖藐視一切“升官之道”，但能教導真正的“為官之道”；哲學恥談“富貴”，卻能教人何以“既富且貴”。

人之“貴”全然不在于他的面包，官位和財富，而在于他的知識，才華和教養。而真正的知識、才華和教養的獲得，非有哲學不能成。哲學既不教人一加一等于二這樣的“算術之知”，亦不求解“太陽曬石頭熱”這樣的“物理之知”，它只引導你探索真知何以為真知，即一個能稱之為“真知”的“知”何以為“真”的標準或“道理”，因而，哲學的知識乃是對“真理”之判準的探索，它實際上已經內在地轉“知”為“智”了。于是，哲學的“知”基于“科學”的“知”，但又超越甚至“高于”科學的“知”。

所謂“超越”就是“跨越了”具體科學知識的狹隘“界限”，具有了“世界性”和系統性，正如“物之理”是物理學的知識對象一樣，哲學的知識對象是“知識”本身，因而是知識它自身的那個“世界”或“體系”；所謂“高于”，不是說哲學的“知識”在“天上”，而是說它是一切無論是天上還是地上的具體知識的“根基”或“基礎”，體現為對科學本身所“不知”和“不思”的所謂“不證自明”的“第一原理”之“理”的探究與闡明，這種探究與闡明或許不能成為人人同意的“知識”形態，但卻構成我們一般去求取真知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論。

所以，就此而言，只有哲學才有可能使我們具有“真知”，即對“世界”（萬有）之“第一原理”之理的知，這樣的普遍的知才有可能使我們具有超越狹隘、跳出自我而從“世界”與“人類”視野來思想的“才華”和“教養”。只有具備這種普遍化的視野和心胸，人才具有“人類”的高貴性。一個人“才華橫溢”，本事大得不得了，不是說他“力大無邊”，“無所不能”；一個人知識廣博，見識高遠，不在于他“無所不知”，“無見不識”。人的知識、才華和教養主要在于他的思想力與判斷力。

如果一個人有“知識”，卻判斷不了“是非善惡”，那他的“能力”與“才華”不但不能助其以貴，相反地卻要助其以惡。所以，真正有才華的人會啟動其“判斷力”，對人類面臨的一般問題能做出正當的判斷，對人類一般行為法則能夠承認，知道如何正確區分何者“能為”何者“不能為”，何種“該為”何者“不該為”，隨之能夠“自我立法”，杜絕做“不能為”“不該為”之事，而對“能為者”盡其力做好，對該為者盡其才達于至善，這才是一個人真正的才華。因此，真正的才華不僅是個“轉知為智”的工作，同時還要進一步“轉智為德”，以德去惡揚善，這樣才有真正卓越的“教養”與高貴。

哲學就是這樣一種教人以高貴的學問。人的卓越與高貴，不是天生，不靠出身，而仰賴于我們自身精神品質或靈魂品質的高貴。而精神或靈魂的高貴，非哲學不能成之。因為精神或靈魂的品質以思想和判斷為支撐，而高貴的思想與判斷無不需要得到卓越的哲學之涵養。雖然我們每個人的血液中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哲學的基因，兒童天生就像哲學家，但是，只有少數人能自覺認識到哲學的需要并將哲學需要自覺地予以呵護和涵養。

生活的艱難與困苦，往往把人拖累在為面包而奮斗的旅程中，使人壓抑并泯滅其天性中的哲學需要。有了美味的面包但教養粗俗的人，從來體味不到一點精神層面的愉悅，只會在貪圖世俗的享受、權力和金錢上耗費其全部的心血與體力，從而只能將上天賦予他的寶貴生命止于低俗而無法超升。只有少數幸運者能體會到哲學生活的至趣至樂，自覺到人的更高使命是將自然生命自我造就為卓越，因自我造化的卓越而顯高貴，以此回報和延續著大自然的神奇造化，從而對哲學產生不可或缺的強烈需要。一般而言，我們生活中有三類人容易發現并尊重內心深處的哲學需要：一是心有懼怕者，二是天性好思者，三是追求高雅者。

心有懼怕者既包括成功人士也包括大量失意者，當成功者在某一晚突然被自己的成功而深深地震驚：我何德何能這輩子能發這么大的財，能當這么大的官，能贏得如此大的成功？這時，如果他是一個真有教養的人，就會產生哲學的沖動，不僅僅是探究成功的深層原因，而是探索生命的意義，我的一生真的是為這些而活的嗎？我的生命能承受得了如此的成功嗎？內心的驚訝與恐懼就成為他走向哲學的引線。當然，大量無教養的人，當被自己巨大的成功所驚訝時，內心的懼怕不是將其引向哲學的沉思，引向生死意義的探究，而是引向寺廟去燒香拜佛，祈求神佛的保佑；失意者同樣如此，會在某一天被自己的挫敗深深地震驚，內心的懼怕既有可能把他引向探究生與死的奧秘，人生的真諦，從而走向哲學，也有可能讓其徹底拜倒在神佛殿下，以為上帝會拯救一個不動腦筋的人或精神的侏儒。

天生好思者離哲學最近，因為哲學就是思想的學問。每一個人長大成人，無論家庭富貴還是貧窮，都必須獨自地面對正在他自己面前展開的生活，這就必須自己學會思考，而不可能事事求得父母的指點。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我們動腦筋想清楚，才有可能做好。不思考，不動腦筋的人，生活如果不是一塌糊涂的話，也幾乎就會一無所成。人生的短暫使得我們難以承受不斷地犯錯，人生的不可重來又使得我們無力支付挫敗之不可挽回的代價，這一切都賦予了思想之于人生的至關重要。但是，“好思”不等于“會思”。人類的可悲往往就在于，當我們急需思想時，卻徒然發覺自己并不會思，于是急忙地從權威，從成見，從別人的經驗教訓中取一現成答案來救急，殊不知，別人的思想成果對于自己當下的真實處境并不必定有效。就像一個“救急國家”不會國泰民安一樣，不斷陷入救急的人生必然也是危機四伏。所以，美好生活需要好思者，而好思者需要變成會思者，就必須經過哲學的專業訓練。因為哲學就是教人思想并以思想為生。只有學會哲學思考，才能說會思想。會思想的特征是通過思維的邏輯抓得住問題的實質與根本。好思的人也會胡想亂想，但他的思想可能并無邏輯，而哲學思維的邏輯訓練，最主要的是培養思想之“務本”的能力。“本立而道生”，原因就在于，“務本”能防止我們胡思亂想以假亂真，以表象代實質，從而錯過根本問題。只有抓住根本問題入思以得問題的根本解決，才會具有“高屋建瓴”的才華，這種才華唯有哲學能成之。

追求“高雅者”之所以能發覺并尊重內心的哲學需要，是因為這種追求本身就足以表明追求者已經無法容忍粗鄙生活的價值顛倒了。人的粗鄙并非與生俱來，但世俗生活的柴米油鹽和風光攀比，極容易讓人活在生活之外，生活不是自身高貴生命的造化過程，反倒成了給別人看的“面子工程”，于是物欲、權欲、名欲這些能給生活增添亮色的表相就會無限膨脹，以至于無力從中脫身以進入自身高貴生活的塑造之中。相反，內心追求高雅者總會把高貴的生命理想與目標放置前頭，無論生活多么艱難，這一理想與目標常如燈塔，照亮其前行的路，不會讓其落入俗鄙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追求高雅者之所以能走向哲學，在于他必須思考清楚，究竟何為生活的高雅與高貴的生活這一作為其終生理想和目標的東西，以及如何這種生活值得自己過一輩子而不管別人如何看，否則他很難拒斥粗鄙生活的誘惑與攀比。而當一個人能夠為何種生活是高雅的，何種高貴的生活目標是人生的終極目標進行定位或辯護時，他就已經是一個不俗的哲人，而且可算是真正的哲學家了，因為他已經能夠解答存在的意義是什么這一哲學的最高問題了。追求高雅者不管是否受到了哲學的專業訓練，他一定能夠為了心中認定并相信的“高雅”確立起一套價值高低的等級秩序，從而使得其心靈有序而不會隨意被世俗生活的滾滾紅塵所擾亂。這樣，他／她就能真正進入本身的生活之中，這種生活因其是本己的，從而是自由的，它追求的是哲學的真實：“是其所是”，因而是獨立的；因其自由而獨立并擔負者完成自然生命之向高貴生命自我塑造的使命，因而它不一定能享受到世俗認同的幸福，但一定是配享幸福的，從而是有尊嚴的，因而是真正體面的。無論他人生活如何風光與艷麗都無法與這種本然的高貴相攀比。

人們需要哲學，實際上就是希望哲學能將其引向這種通往高貴生命的自我造化的道路。因為并非每一種天然的哲學愛好能最終成就一種真正的哲學，真正的“哲學”從來不能作為一種名詞(Philosophy)，作為一種現成的“知識”或“意識形態”灌輸給誰，哲學之能受用，根本的是要把哲學作為一個動詞，即德語的philosophieren，作為一種“務本”的思想活動而融化到人的血液中，變成其精神或靈魂的品質，從而對生活形式乃至生命進行“自我塑造”。哲學作為這樣一種精神或靈魂的自我塑造的活動，需要得到專門的訓練。

來源:選自布魯斯.N.沃勒《思考哲學基本問題》一書中譯本前言部分，如有侵權，聯系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