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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再次從一整年的好書中遴選出了11本值得閱讀的優秀書籍,秉持著“公共立場、專業品格、獨立精神、現實情懷”的原則,與讀者一同領略不同維度的思考極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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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特刊。
我們正逐一在書評周刊公號二條推送這11本被評委和編輯部選擇的好書以及特別致敬獎項。本篇為《與哀傷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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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閱讀推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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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哀傷共處》
作者:李昀鋆
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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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昀鋆,一位為母親離世而哀傷的女兒,也是一個在日常對話中喜歡猝不及防聊起深刻生命議題的人。2020年于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包括喪親、哀傷以及長者照顧。目前選擇成為了一名投身喪親實務的社工。
致敬詞
年輕時期遭遇至親的離世,這份哀痛意味著什么?它好似海浪,并不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褪去,而是周期性地奔涌而來。它好似氣球,被包裹進其中的人努力呼救,卻難以收到同伴的共鳴。在諱談死亡的社會文化里,《與哀傷共處》選擇面對這份沉重,用細膩的共情與嚴謹的社會科學分析,帶我們走進這些被長期忽略的心靈,傾聽他們真實的需求。相比于一句“節哀順變”,他們更需要的,可能是你我一個無聲的擁抱。
我們致敬《與哀傷共處》,致敬它直面脆弱的勇氣,也致敬它將心比心的溫情。我們致敬作者李昀鋆,她不僅為哀傷研究帶來了一部扎根中國本土的創新性作品,更啟發我們思考一種深刻的人生態度:我們要勇于擁抱快樂,也要勇于與哀傷共處。哀,同時也是愛。
答謝詞
感謝《新京報》,感謝評審老師愿意選擇這樣一本并不輕松的書。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我真心覺得,即使明天死去,也沒有遺憾了。所以我也想借這次機會,特別感謝廣東人民出版社,感謝承旭、文豪和葉子,謝謝你們傾盡心力,讓這本書得以順利地走到讀者面前。
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么沉重的一本書居然會獲得這么多關注。我曾想,哪怕將來只有一位喪親者,在書店最下層、蒙塵的角落里偶然發現它,對我而言都已足夠。我也想感謝所有的讀者,謝謝你們愿意直面自己的哀傷。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最后,再次感謝《新京報》對這本書的肯定。這不僅是對我的鼓勵,更是一次在公共空間中拓寬哀傷敘事的實際行動。愿書中所記錄的愛與痛,能讓更多人對自己的哀傷多一分寬容與理解,并在艱難中找到屬于自己的溫柔力量。
——李昀鋆(作者)
對話作者
這代人
新京報:年輕時期經歷喪親,這種哀痛有什么特殊之處?為什么它長期被忽視?
李昀鋆:對任何人來說,經歷親人離世都不可能輕松或可控;但年輕時失去父母的哀痛具有特殊性。首先。父母的死亡對年輕子女而言是一場“過早發生的人生危機”,研究發現,這類喪親會顯著增加抑郁、創傷后應激反應、自殺風險,以及和行為問題,而且這些影響往往具有長期性,甚至延續至成年。其次,與更成熟人士相比,年輕子女的哀傷反應具有獨特模式,例如對逝去父母的理想化、延遲性哀傷,以及隨著成長反覆出現的“再次哀傷”,使哀傷歷程更加持久與反覆。而且,年輕子女在哀悼父母的同時,還需要完成身份建構、學業發展和社會角色轉變。然而,由于心理、情感和社會能力尚未成熟,加上家庭支持系統因父母離世而削弱,他們可用的資源相對有限,更容易陷入困境。
這份哀傷之所以長期被忽視,首先源于一種根深蒂固的社會想像:年輕人被視為與死亡與哀傷無關,正處于人生最美好、最有韌性的階段,因此被默認“不會經歷喪親”或“即使經歷,也能很快復原”。這種盲點同樣存在于學術與專業領域。喪親研究在社會科學中本就屬于相對邊緣的領域,而在現有研究中,年輕子女長期是一個被忽略的群體——西方研究多聚焦于喪子與喪偶,中文研究則集中于失獨老人。直到20世紀90年代,年輕人的哀傷才開始受到關注,但相關研究至今仍然有限。其結果是,社會普遍高估了年輕人的韌性,低估了父母早逝對其心理健康、自我發展與生命意義的深遠沖擊,使他們的哀傷既不被看見,也缺乏相應支持。
新京報:我們的社會對年輕人的哀傷存在哪些誤解和偏見?我們還應該在哪些層面提高對哀傷問題的重視?
李昀鋆:首先,許多人認為年輕人應該“堅強”或能“快速復原”,因此低估了他們的哀痛。社會上流傳的“時間會沖淡一切”的觀念忽略了哀傷的情緒復雜性,導致許多年輕人在面對父母離世時選擇壓抑情緒,而不尋求必要的支持。其次,社會普遍缺乏對年輕人哀傷的敏感度。當哀傷出現在青少年或青年身上時,他們的情緒反應常被誤讀為學業問題、不穩定或叛逆,而忽略了這其實是面對父母離世這一重大失去時的正常反應。第三,表達哀傷或尋求支持常被誤解為“太脆弱”。許多年輕人因害怕被評判或顯得與眾不同而選擇隱藏真實情緒,研究指出,這種隱匿會阻礙社會支持系統及時介入,使他們的哀傷經歷更加孤立和長期化。
為了改善這種情況,社會需要在多個層面提高對年輕人哀傷的重視。首先,教育系統和社區應普及心理健康與“哀傷素養”(grief literacy),讓年輕人理解哀傷是正常的心理反應,學會多種情緒表達方式,并獲得必要的支持。其次,社會文化層面應打破對情緒表達的禁忌與偏見,鼓勵開放討論哀傷而非回避。媒體與文化若能正常化哀痛經驗,減少對“堅強不哭”的單一敘事,有助于降低集體對哀傷的污名化,提升整個社會對于喪親的理解與支持。最后,年輕人哀傷可能具有長期性和反覆性,因此應建立針對年輕哀傷者的專業和長期支持體系,包括由社工、心理咨詢師提供的哀傷輔導,同輩互助小組。當然,我也承認這些措施在現實中仍然偏理想化,需要我們持續努力,但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成為這段路的起點,或者說,是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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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現場。
這本書
新京報:關于哀傷,既有的研究成果還有哪些不足?中國本土有哪些留待進一步研究的重要問題?
李昀鋆:首先,哀傷研究在社會科學領域中仍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現有研究多以心理學取向為主,傾向于將哀傷理解為個體層面的情緒反應與心理調適過程,卻較少將哀傷經驗置于家庭關系、社會結構與文化脈絡之中加以探索。即便在西方研究傳統中,針對年輕群體的相關研究亦相對有限,且往往未能將哀傷經驗、意義追尋與身份認同轉變整合于同一分析框架之內。此外,在研究對象的選擇上,既有研究多集中于喪子或喪偶經驗,較少系統探討不同親屬關系、不同死亡方式以及不同生命階段經歷喪親所呈現的差異。
在中國本土層面,關于喪親與哀傷的知識積累尤為匱乏,相關研究亟須系統推進。首先,在中國情境下,基礎性的統計資料嚴重不足,有必要通過大規模的抽樣調查,掌握父母、子女、配偶等不同類型喪親的流行率,從而建立對喪親議題之社會規模與現實迫切性的基本認識。其次,文化因素對哀傷經驗的深刻塑造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哀傷并非單純的個體心理或情緒反應,而是在特定社會、歷史與文化脈絡中生成的經驗;而現有主流哀傷理論多植根于強調個人主義、自我獨立與理性調適的西方文化,其適用性在強調家庭互依與關系取向的中國社會中,仍有待審慎檢驗。最后,未來研究亦需提升對中國處境下性別差異、家庭系統、死亡方式差異及世代差異(如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敏感度,以逐步建構更具文化貼近性與情境理解力的哀傷理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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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現場。
這個人
新京報:回到《與哀傷共處》誕生的時刻,其實這份研究和你自己的親身經歷有關。喪親的經歷讓你更能共情受訪者,經歷了本書的寫作、出版,你現在如何看待學術(尤其是社會科學)與生命體驗的關系?
李昀鋆:在寫作與出版的過程中,我對學術與生命體驗之間的關系有了更為謙卑和開闊的理解。學術研究常被期待提供解釋、模型與答案,但我自身的哀傷經驗,以及這本書從寫作到出版的全過程,不斷提醒我,人的生命并不總是朝向清晰與“解決”而展開。許多生命經驗本身便是破碎的、復雜的、甚至是無法被妥善收束的。在這樣的處境中,研究的意義往往不在于回答“這個問題該如何被解決”,而在于為那些難以被社會容納、也常被迅速簡化的經驗,爭取一個被認真對待、被允許存在的位置。學術在此并非凌駕于經驗之上的抽象建構,而是一種抵抗簡化、為復雜性保留空間的倫理實踐;它也給予我們力量,重新“看見”那些早已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
另外,整個出版過程也進一步印證了:生命經驗并非學術的“污染源”,而恰恰是其最深層、也最持久的動力。《與哀傷共處》這本書的“誕生”,正源自我與許多年輕子女那份不肯輕易放下的內在驅力——對死亡的追問、對經驗被理解的渴望、以及對簡化敘事的拒絕。若社會科學刻意切斷與研究者自身生命史的聯系,或許能在形式上獲得某種客觀性,卻往往因此失去觸及真實處境的能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將個人經驗本身視為開展研究的正當性來源,而是承認一個無可回避的事實:研究問題從何而來、我們為何對某些現象反覆凝視與長久投入,本就深深嵌入研究者的生命軌跡之中。對此保持自覺與反思,反而能使研究更為誠實,也更具倫理上的責任感。
新京報:這一年,《與哀傷共處》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你也接受了很多采訪,和更多有相似經歷的年輕人相識。可否分享這本書出版之后你經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李昀鋆:《與哀傷共處》出版之后,我陸續收到很多很多來信,很多人告訴我,因為這本書,他們才意識到原來自己的哀傷是正常的。雖然我并不可能做到“總是安慰”,但我認真回復了每一封信,像一個樹洞,希望透過這些回復讓他們感受到:他們的哀傷是珍貴的,是值得被認真聆聽的。
而且,這些看似微弱的一對一連結,慢慢延伸出更公共的空間。因為這本書,《三聯生活周刊》籌備了一期以哀傷為主題的封面報道;紀錄片《是壞情緒啊,沒關系》第二季會有有一集聚焦于哀傷。當時,我向一些曾寫信給我、并表達過受訪意愿的年輕人發出邀請,最后真的促成他們在不同平臺上,說出了各自與哀傷共處的故事。這讓我感受到,哀傷不是只能拆毀我們的生活,也可以成為溫柔的力量,讓我們愿意為同路人做更多。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劉亞光;編輯:羅東 劉亞光;校對:楊麗,薛京寧。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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