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理論助推口述史專業(yè)化 | 社會科學報

近年來，口述史研究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其以自下而上的視角和深厚的人文關懷而著稱。口述史實踐歷來不僅僅存在于學界之中，但學界圍繞口述史專業(yè)化議題的深入討論，有助于推動口述史實踐朝著規(guī)范化與縱深方向發(fā)展，從而有效提升口述史料的質(zhì)量。

原文 ：《記憶理論助推口述史專業(yè)化》

作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劉亞秋

圖片 |網(wǎng)絡

口述史料中的“記憶錯誤”

口述史料的采集一般通過一對一訪談的形式開展。被訪談者多是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例如某場戰(zhàn)爭的幸存者、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見證者等。訪談所得的資料往往被歷史學者用來與其他來源的史料進行比對，以鑒定真?zhèn)巍Ｆ渥饔弥饕卸阂皇茄a充重大歷史事件的既有記錄，二是呈現(xiàn)多層面的歷史真實，為冰冷的歷史記載賦予人性的溫度。不過，在進行這項工作的過程中，口述史料的采集者常面臨口述者記憶出錯的困擾，具體表現(xiàn)為以下方面。第一，口述者提供的史料內(nèi)容存在明顯錯誤，與真實歷史不符。例如，某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女性親歷者記錯了1944年10月起義事件中爆炸的煙囪數(shù)量，事實上僅有一個煙囪爆炸，她卻說有四個。第二，口述者誤將聽聞、目睹的內(nèi)容當作自身親歷的事件。例如，某場戰(zhàn)爭老兵在時隔多年后，往往混淆自身真實經(jīng)歷、紀實性照片和好萊塢影片中的情節(jié)信息。第三，兩次采訪同一個人，所得資料出現(xiàn)前后矛盾的情況。諸如此類的問題給口述史料的收集與研究帶來了諸多困境。

其中，部分口述史料的“錯誤”是由記憶本身的特征導致的，具有不可避免性，或可將其視為人性的 “局限性”。正因如此，口述史料的可靠性飽受爭議。這種情況正如大量運用口述史料撰寫《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修昔底德所抱怨的：“同一件事，不同的見證者，或因有意偏袒，或因記憶不全，所作的描述也不同。”但這類抱怨并未妨礙口述史料在某種意義上一直被當作“證據(jù)”使用。

當然，若將這類史料作為“證據(jù)” 運用，就必須妥善處理各類“記憶錯誤”問題，否則便無從談及“可靠性”，更無法實現(xiàn)口述史的專業(yè)化。口述史專業(yè)化，首先意味著口述史料具備嚴謹性，而如何看待口述史料中的“記憶錯誤”，則是其中的關鍵。換言之，在口述史料的采集過程中，妥善應對無法回避的 “記憶錯誤”，正是推進口述史專業(yè)化的重要標志。

記憶視角為處理“記憶錯誤”提供方法

在處理上述“記憶錯誤”時，僅靠手頭收集來的口述史料和檔案資料進行比對，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深諳口述史料本身的特征，即處理口述史料的理論視角至為關鍵。其中之一是記憶研究視角。只有充分理解記憶本身的特征，才能更清晰地認識到口述史料的優(yōu)勢與局限，明確口述史料之所能以及其所不能。口述史料在本質(zhì)上就是一種記憶。前文所述的三類“記憶錯誤”，恰恰可以借助記憶研究的視角來解讀與應對。針對上述第一類和第二類的記憶錯誤，可以提煉出一種“情感真實”類的口述史料。記憶視角幫助我們區(qū)分口述史料中的兩類真實形態(tài)：歷史真實和情感真實。“歷史真實”是人們所關注的核心議題，對口述史料可靠性提出質(zhì)疑的人，其背后都貫穿著對歷史真實的關切。然而，辨析出“情感真實”類型的記憶，才是凸顯口述史料獨特價值的最重要入手點。在記憶研究視角下，“情感真實”類資料同樣是可靠的，但往往被質(zhì)疑“不可靠”。

這里涉及記憶理論的兩個重要維度，其一是集體記憶理論，其二是“非自主回憶”理論。在口述史的社會研究中，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通常被視作一種結構性的力量，即所有個體記憶都受到既定社會框架的塑造與制約。個體口述的任何內(nèi)容，無論是有意造假的敘述、記憶出錯產(chǎn)生的表述，還是歷史真實類的史料，都是由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因素決定的，具有相應的結構特征。哈布瓦赫為認識口述史料的深層結構提供了理論視野，卻無法解釋“情感真實”類型的記憶，因為這類記憶無法被社會所建構。“非自主回憶”理論則為理解“情感真實”類記憶的價值提供了路徑，事實上，它也是塑造口述記憶的一股結構性力量，但關于此少有系統(tǒng)的討論。把這類記憶作為一種結構性的力量是完全可取的，因為正是這類記憶揭示了記憶現(xiàn)象自身的規(guī)律性特征——不由自主浮現(xiàn)的記憶才能反映出口述者的本真情感特征，以及其精神世界的運作狀態(tài)。在實踐中，這類記憶最大程度地復原了留存在腦海中的記憶烙印。上述提及的那位奧斯維辛集中營女性幸存者的記憶錯誤，正是表達了一種情感真實——起義事件在其腦海中留下的烙印，源于一股巨大的情感能量。或者可以這樣理解：四個煙囪的數(shù)量盡管與歷史事實不符，但在情感真實的維度上，這一表述是合理的、可被理解的，它所承載的沖擊強度遠超一個煙囪爆炸的強度。不能因為記憶中數(shù)量的事實偏差，就全盤否定該幸存者的情感能量。此外，口述史料中蘊含的這類情感能量和情感真實越豐厚，口述史料的質(zhì)量也就越高。

“記憶的微光”：

提高口述史料質(zhì)量的抓手

在口述史實踐中，如何才能收集到更多的“情感真實”類資料，從而提升口述史料的質(zhì)量？解決這一問題，要求資料采集者具備一定的訪談技能。能否高質(zhì)量地完成口述史訪談，涉及的因素是比較微妙的，既取決于被訪談人是否愿意講述，又取決于訪談人能否有效控場，此外還受到其他諸多因素的影響。下面以“記憶的微光”方法為例，展開具體探討。

在口述史訪談中，“記憶的微光”是口述主體身上比較頻繁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卻少有人將其作為訪談線索加以運用。我們啟發(fā)被訪者回憶過往時，常使用的問題線索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當時發(fā)生了什么？當時的情形如何？你做了什么？你如何理解所發(fā)生的事情？然而，在引導口述者回答問題時，往往視現(xiàn)場情境而定，這看似缺乏一定章法。

為了獲得更具“情感真實”的口述史料，收集資料的人完全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來引導口述者講述更多這方面的信息。這一方法的核心，便是幫助口述者緊緊抓住腦海中浮現(xiàn)出的“記憶的微光”，并圍繞它進行口述和記錄。具體而言，在幫助口述者回憶往事時，提示其格外留意那些一閃而過的記憶瞬間，引導其盡量圍繞該瞬間展開回憶和講述，將這一記憶瞬間所引發(fā)的事件和情感等內(nèi)容逐一“打撈”出來。

在口述史實踐中，筆者曾遇到過類似的案例。一位口述者向筆者講述，他面臨為年逾八十、身患重病的的老母親決定是否做手術的難題時，腦海中不禁浮現(xiàn)出母親平時佩戴在胸前的一個小袋子，以及袋中裝著的卡片……正是這個瞬間，讓他下定決心為母親做手術，即便要承擔極大的風險。情感真實便蘊藏在口述者講述的這個真實浮現(xiàn)的瞬間中。當資料采集人面對這一講述時，應緊緊抓住這個瞬間，啟發(fā)被訪談人展開更多講述；當然，在此類情境下，很多被訪談人會保持沉默，而這種沉默往往意味著更強烈的情感能量。此時，訪談人需要記錄沉默的時長、被訪談人的表情等，給予被訪談人“沉默”的空間，讓其得以容納突然爆發(fā)的情感。同時，訪談人也需要在合適的時機追問相關細節(jié)，例如，那個小袋子里裝的是什么卡片？老母親一般在什么時候帶著這個小袋子？這一回憶圖像出現(xiàn)在什么場景？……即便口述者對此說不出更多內(nèi)容，但對這一圖像類的“記憶的微光”的重點記錄，已經(jīng)為口述史料增添了珍貴的情感真實分量。這類情感真實是區(qū)別于歷史真實的另外一種真實，它同樣是可靠的，并且往往更有感染力，能夠直接為歷史行動者賦能。

“記憶的微光”方法可以作為向?qū)В崾颈辉L談人注意到記憶閃念的重要性。這看似轉(zhuǎn)瞬即逝的信息，實則通向一片更為廣闊的記憶之海。如果把握得當，就能幫助被訪談人通過這一閃念，將與之相關的、承載厚重情感的過往挖掘出來。這就像漁夫撒網(wǎng)入海，盡管永遠無法預知能打撈上來什么，但熟練的漁夫總能憑借控網(wǎng)技術、順應潮汐規(guī)律，打撈起更多的東西。口述者根據(jù)蛛絲馬跡甚至可能勾勒出一段完整的生活圖景。在口述史研究領域，被阿萊達·阿斯曼稱為“口述史研究的守護者”的普魯斯特，便以其切身經(jīng)歷印證了這一方法的可行性。成年后的普魯斯特偶然吃到某類點心，熟悉的氣味和滋味化作“記憶的微光”，最終引導他回憶起整個童年時光。過去的歲月在“記憶的微光”的指引下成片浮現(xiàn)。一次以“記憶的微光”為方法的成功回溯，能夠帶領我們找回某一時段的全部記憶，那是一種烙印在回憶主體身上的記憶總體，甚至包括當時陽光的強度、各種氣味、各種事物及其形狀、各種人物及其特征等信息。這類信息構成了口述史料中的情感真實，它以獨特的可靠性標識著口述史料的特質(zhì)，賦予歷史以人性的維度，讓歷史煥發(fā)出人性的光輝。我們收集此類的口述史料越豐富，就越能細微體察宏大歷史變遷與個人命運之間的張力。正是因為這份情感真實的存在，過往的歲月才更值得被口述。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chuàng)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88期第5版，未經(jīng)允許禁止轉(zhuǎn)載，文中內(nèi)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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