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波反制已出，中方召見巴總領事，穆利諾想不到，更糟的在后頭

2026年2月6日，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再次召見巴拿馬駐港總領事。

原因只有一個，巴拿馬最高法院，用一紙“違憲”裁決，推翻了一個履行近30年的港口合約。

在此之前，中方已經接連出手：暫停新項目談判、貨物改道、加強進口檢查。

穆利諾或許以為，換掉港口就能交差；但他沒意識到，這只是第四波反制的開始。

兩記反制，開胃前菜

2026年1月29日，巴拿馬最高法院以“違反憲法”為由，宣布香港長江和記旗下巴拿馬港口公司，與巴拿馬政府之間關于巴爾博亞港和克里斯托瓦爾港的特許經營合約無效。

事件一出，中方通過不同渠道密集發聲，譴責巴拿馬為虎作倀，荒謬至極。

除了言語的譴責，中方在行動上也已給出了四記反制。

美國彭博社5日援引消息報道稱，中方已要求國有企業暫停就巴拿馬新項目展開談判。

這并不是一句象征性的表態，而是一道具有實際約束力的指令，直接凍結了正在醞釀中的多個合作項目。

據知情人士透露，此舉可能導致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潛在投資受阻。

中國國有企業此前在巴拿馬既有的基礎設施，涉及橋梁、港口配套、交通設施等多個領域。

其中一些項目已完成前期評估，原本具備落地條件。

但暫停談判一出，意味著資金不再進入、項目不再啟動、就業機會不再釋放。

對一個高度依賴外資和基建拉動的國家來說，這種影響并不會立刻體現在賬面上，但會迅速傳導到政府財政預期、市場信心和評級判斷之中。

在暫停新項目談判之后，中方并未停手，而是迅速將反制措施推進到航運與貿易層面，這是巴拿馬最敏感、也最無法回避的領域。

首先出現變化的，是航運線路。

多家媒體披露，中方已要求部分航運企業在不顯著增加成本的前提下，評估并調整經由巴拿馬的航線安排，考慮通過其他港口或替代路線完成運輸。

對巴拿馬來說，航運并不是普通產業，而是國家經濟的命脈。

無論是運河通行費，還是港口裝卸、配套服務，任何規模性的貨物流向變化，都會迅速反映到財政收入和相關行業上。

哪怕只是部分船只“繞開”，長期累積起來的影響，也不容小覷。

更重要的是，這種調整并非行政命令，而是企業基于風險評估作出的選擇。

一旦市場開始重新計算“經由巴拿馬是否更安全、更穩定”，信心的變化往往比數字更致命。

再來兩記，巴拿馬更痛了

緊接著，第三波反制落在了貿易端。

中國海關部門加強了對來自巴拿馬進口商品的檢查力度，涉及香蕉、咖啡等農產品。

需要強調的是，這并非禁止進口，也不是設置關稅壁壘，而是提高查驗頻次、強化合規審查，完全在規則框架之內。

但對出口方而言，這意味著通關周期拉長、成本上升、交付不確定性增加。

航運與貿易，兩條線同時承壓，釋放出的信號已經非常清晰：問題不再只是法律爭議，而是合作環境正在發生實質變化。

也正是在這一階段，巴拿馬方面開始釋放“希望事態不要升級”的信號。

但此時，主動權已經不在他們手中。

因為真正具有象征意義的動作，還在后面。

2026年2月6日，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再次召見巴拿馬駐港總領事。

關鍵詞不在“召見”本身，而在“再次”，以及“由香港出面”。

首先，為什么是香港？

因為本案的直接權利主體，是中國香港企業。

長江和記及其旗下巴拿馬港口公司，依法在當地經營近30年。

其合法權益既受到中國中央政府的堅定支持，也天然屬于香港特區維護海外營商環境、保護本地企業的重要職責范疇。

換言之，由香港出面，并不是“降級處理”，恰恰相反，是在最合適、也最具針對性的制度層級上發聲。

其次，這次召見的措辭和定位，明顯不同于此前的外交表態。

丘應樺在召見中明確指出，巴拿馬方面的裁決自毀國家信用，將對其營商環境和經濟發展造成深遠損害，并嚴重破壞國際貿易規則。

這不是情緒化批評，而是直接觸及一個國家最核心的軟實力，契約可信度。

在國際投資體系中，司法裁決一旦被視為服務于政治目的，影響的就不只是單一案件，而是該國在全球資本市場中的整體風險評估。

香港選擇在這一節點發聲，正是將問題精準地推回到“制度代價”這一層面。

更重要的是，“再次召見”本身，釋放了一個清晰信號：問題并未因時間推移而降溫，反而在持續升級。

穆利諾真正沒想到的，是中方這套“節奏型反制”

回頭看整起事件，巴拿馬總統穆利諾顯然做過風險評估。

在他的判斷中，港口裁決大概會引發三類后果：企業仲裁、外交抗議、輿論壓力。

只要頂住最初的沖擊，時間一長，事情自然會被新的國際熱點覆蓋，最終回到法律程序內部消化。

這是一種典型的小國應對大國壓力的“拖字訣”。

但穆利諾真正沒想到的，是中方并沒有按這條路徑走。

中方沒有把所有籌碼一次性拋出，而是選擇了一套節奏清晰、層層遞進、可長期維持的反制方式。

每一步看似克制，卻彼此銜接；每一波動作單獨看都不“極端”，疊加起來卻不斷放大壓力。

第一波，從投資端入手，凍結的是未來。

第二、第三波，從航運和貿易入手，觸碰的是現實現金流。

第四波，由香港出面召見總領事，直指制度信用與國際營商環境。

這一整套動作的共同特點，是不靠情緒，不靠對抗，而是不斷把成本顯性化。

更重要的是，這種反制并不需要“最后通牒”。

他可以隨著時間推移自然延展：投資可以繼續觀望，航運路線可以繼續優化，貿易檢查可以長期常態化，法律與外交層面的動作也可以持續推進。

只要問題未被糾正，壓力就不會自動消失。

這正是讓巴拿馬最為被動的地方。

因為巴拿馬無法簡單“硬扛”。

它的經濟結構高度依賴外部流量，對投資、航運、貿易環境的變化異常敏感。

更具象征意義的是，它告訴正在受美國施壓的其他國家，一旦選擇用政治手段破壞商業契約，所面對的將是一場長期、系統性的后果，而非短暫風波。

從這個角度看，穆利諾政府所遭遇的，已經不只是一次外交摩擦，而是一次關于“站隊成本”的現實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