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隨阿來，重走蘇東坡的北歸路

貶居儋州三年之后，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蘇東坡接到遇赦誥命，六月二十日，正式從海南澄邁渡海北歸。他經徐聞、雷州抵達廉州，輾轉廣西廣東，于翌年一月度大禹嶺、過豫章、至金陵，再循運河赴常州。

至此，蘇東坡在嶺南七年的貶謫生涯宣告結束。在渡海北歸時，他寫下“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的曠達詩句；在潤州金山寺，他回顧跌宕起伏的一生，充滿感慨地吟出：“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

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僅六十六歲的蘇東坡在常州因病溘然長逝。

茅獎作家阿來是蘇東坡的四川老鄉，他不僅熟讀蘇東坡的詩詞文章，更傾慕蘇軾豁達寬厚的人格。2025年，歷時數月，阿來循著蘇東坡的足跡，重走了這位一千多年前的北宋大文豪的北歸路。

“通過這一年他的行動，以及他對人生不斷的回望，可以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蘇軾。”阿來告訴南都記者。“那一年他66歲，剛好去年去追蹤他足跡的時候，我也66歲。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他那樣復雜的情形，但到底還是走過了66年的生命歷程，在一個相同的年齡階段，我想可能更有資格可以和他進行一個比較平等的對話。”

在旅途中，阿來是蘇東坡的同行者和追隨者，跨越千載與東坡精神進行交流。他踏訪蘇東坡北歸途徑的重要點位，從儋州的桄榔庵、七里村、東坡井，到雷州的蘇堤、天寧寺，到惠州的東坡祠、韶關的張九齡墓，及至潤州的金山寺……一路領略南國山川風物，走進蘇東坡曾經在場過的人間。與此同時，他還反復閱讀蘇東坡的文字，不只是詩詞，還有書信、日記、文章，深度探尋在嚴峻的生存環境中蘇東坡的思想與情感。

在這個過程中，阿來認為自己看到了“真正的成熟的蘇東坡”——不僅是高唱“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的詞人，也不僅是耽于美食美酒的“吃貨”，他更是一位愛國憂民、有原則有操守的士大夫和知識分子，進則兼善天下，退則獨善其身。

“無論蘇東坡的功名事業也罷，文學造詣也罷，還是他在逆境當中的生存哲學也罷，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鍛造了一個非常偉大的人格。”阿來說。

南都專訪茅獎作家阿來

茅獎作家阿來。

南都：為什么寫《東坡在人間》這本書？

阿來：我們這代人，我們20多歲的時候讀外國書，30多歲的時候也讀外國書，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我們對外國相當不了解，所以有強烈的好奇心：他們寫了什么樣的好書，他們有什么樣的思想觀念，很多時候我們也在這種影響之下開始寫作。但是當我們到了2000年新世紀，包括我在內很多中國作家都發現，我們作為中國人，關于中國的書，是不是應該讀得比外國書更多一點？
這個時候并不是說不讀外國書了，但開始讀越來越多的中國書。當然如果從文學方面來講，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傳統就是從《詩經》開始，到屈原到唐詩到宋明的文學，它的主流是詩歌、散文，所以文學史就把那樣的一些人推到我們面前。到現在我也讀了20多年了，有兩個人是我的最愛，一個是唐代的杜甫，一個是宋代的蘇東坡。這兩個人，他們的文學才能太杰出了，他們幾乎是全能型的，沒有哪一個方面是弱項。

比如說杜甫，不同題材的詩歌他都有涉獵。蘇東坡的才能更寬廣，因為宋代還有詞，他的散文、小品文都寫得非常棒。除了這種非常杰出的才能以外，后來我發現他們也是有非常強烈的現實主義感覺的偉大的詩人，他們的作品不光是說自己高不高興。李白可能就更多是說自己高不高興，相形之下杜甫、蘇軾就更加寬廣。而且通過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到那個時代。就像在菩薩跟前發了愿一樣，我覺得讀了這么多年蘇東坡，我應該有一本書來寫一寫我讀他20年的基本感受，也向前輩表達我的敬意。

但是怎么著手沒有想那么清楚。直到前兩年我四處走的時候突發奇想，蘇東坡生命的最后一年是非常有意思的。通過這一年他的行動，以及他對人生不斷地回望，可以看到一個更加真實的蘇軾。那一年他66歲，剛好去年去追蹤他足跡的時候，我也66歲，雖然我沒有經歷過他那樣復雜的情形，但到底還是走過了66年的生命歷程，在一個相同的年齡階段，我想可能更有資格可以和他進行一個比較平等的對話。

如果從文學成就上講，當然我們是不可能真正平等的，但我想這樣也遺憾地失去了一個對話的機會。

既然他那個年代都是用雙腳丈量山河大地，走進不同的人群，我自己也喜歡行走，所以我也想跟著他當年北歸的足跡，從儋州過瓊州海峽到雷州半島，再過梅嶺，沿著贛江，經由長江，再沿運河到常州，把這些地方也重新走一遍。有些地方走過，有些地方過去沒有走過，即便是走過的地方再重新走，還是感覺大不相同。加上我又是一個四川人，可能有些興趣、有些人生態度，我和蘇東坡是庶幾近似的，所以這本書大概就是有一個雙線的歷程，一個是蘇東坡的歷程，一個是我追蹤他的過程和我的感悟。

南都：蘇東坡一生經歷了許多跌宕起伏，為什么北歸這段歷程尤為重要？

阿來：我想中國人大多都或深或淺讀過一點蘇東坡。我這個人比較較真，比普通的讀得多一些，應該說讀過他所有的文字，而且不止一遍。此外，除了我們知道的他的生命軌跡，我想我更注意他內在的情感跟思想的變化。今天我們把他看成一個藝術家、文學家，但其實他首先對自己的定位是個知識分子，他是個有相當地位的官員。

所以要討論蘇東坡命運中的起起伏伏，如果不討論政治，就無從談起。政治帶來的這些起伏也使他的思想、情感在不同的時期有所改變。

在30多歲剛入官場的時候，他其實是個相對保守的人，但也具有自由主義的思想，所以反對王安石變法，他是非常活躍的一員。但是后來他自己參與國家政治，尤其擔任了從地方到中央的不同職位，他其實也發現，他年輕時候反對的有些東西不一定都是錯的。所以他也是一個不斷對自己有反思，而不是固執己見的一個人。

他之所以不會固執己見，是因為他原來的這些想法，也是出于愛這個國家，以及愛這個國家的老百姓。當然他有了這樣一個思想基礎，就會看到到底是哪些政策是對國家有利，對老百姓有好處，他都是從這種理念出發，不斷修正自己觀點的。

但是政治斗爭總是使在漩渦當中的人身不由己。讀他的書多了，后來我就突然有個想象，他生命最后一年從儋州北返，我想這個大概是他最有意思的一年。

他走過的那些地方，又不斷地遇到新的人跟事。在這一年多時間里，他對自己的一生有一個重新審視的過程。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才是蘇東坡真正要做的自己。

另外，今天不光是學術界也好，文學界也好，對蘇東坡的研究，可能還是從文本到文本，還是挺缺乏一些真實的感受。尤其是古代有那樣慢的一種速度，在大地山川當中行走，在人群當中穿行。今天我們有時候來不及好好體會蘇東坡，恐怕也跟我們沒有這種“慢”有很大關系。雖然今天交通條件比原來好很多，但是我想，在海上也好，在河流上也好，在山間也罷，模仿他當年的行腳方式，我們也去走一走、看一看，看到的不一定是原來的百分百的風景，但是那種心理感受，跟山川風物的接觸，又帶出一些他自己的哲學思考。哲學思考其實很多時候是我們面對大自然而觸發的玄思。所以我覺得，可能這是看到一個真正的成熟的定型的蘇東坡的時候。

我們對蘇東坡的認識來自文本，但文本經常是不完全的。我們希望看到一個什么樣的蘇東坡，就讀出一個什么樣的蘇東坡，我們有這樣強的意愿。大概是從林語堂先生寫《蘇東坡傳》開始就是這樣。實際上我們看過去的筆記史料，那些人在記錄蘇東坡的時候也未嘗不是如此。

所以一直到今天，喜歡吃的人說他是吃貨，喜歡喝酒的人說他如何如何，有一點佛道思想的人又說他怎么斷舍離了。其實這都是他的一個面相。

蘇東坡太豐富了，他有那樣多的面相，但是剛才我講了，首先他一生的起落并不是別的原因，都在于他的堅持理念，他不妥協自己的政治理念，如果要修正也是他自己來修正，而不是說別人強加于他。如果你要把你的理念強加于我，宰相不行，皇帝也不行，你愿意把我放逐邊野都是可以的，這才是蘇東坡。

比如我經常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說蘇東坡愛吃，大家可能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在順利的時候、做官的時候，沒有留下過一個字說吃的事情。只有在黃州說吃，怎么烹飪豬肉，因為那個時候富人不肯食，窮人不解煮，窮人才吃豬肉，他現在變成窮人，但是他又不愿像窮人那樣簡單地僅僅為了果腹來吃，他這畢竟有那樣的生活經歷，那樣的出身，所以他要發明一點新的吃法。剛收的麥子來不及做面，東坡種出來的麥子馬上就要煮了吃，生麥粒、大麥煮了很難嚼，孩子們跟他說他們在嚼石子，他就想辦法加別的東西做二紅飯。在儋州買不起整羊肉，人家下午罷市了，羊肉都賣光了，剩下了一個羊腔子，也就是今天說的羊蝎子，他買來晚上烤了，用牙簽一樣的東西從骨頭縫里剔一點肉出來吃。在儋州因為沒米了，他把芋頭煮爛撒幾顆米，說我做了“玉糝羹”。

現在大家非得給他貼個“吃貨”的標簽，天下沒有這樣的“吃貨”。他在北京和他在開封都曾做過尚書，做過翰林學士知制誥，天天皇帝說的話都是他早晨命令發布到全國的。真正錦衣玉食的時候，他從來沒有談過吃。他其實是用這種方式來尋找生命意義，表現他的達觀。

所以你看，真正吃好喝好花天酒地的時候，從來不以這些為意，只有在最沒有可能性、最應該悲傷的時候，他通過這樣的方式來找一點點生活的樂趣，他不放棄這么一點尋找樂趣的機會。

為什么說他喝酒？他平常不怎么喝酒，酒量也很小，但他還要造酒，他當知州什么的時候也很少講這些。

政治人物出身的人，如果我們回避掉那一段政治生活，或他的政治理念，以及他政治理念前后的變化，我們其實就說不清楚他為什么一會兒又到黃州了，一會兒又到儋州了，一會兒又貴為兩部尚書了。

南都：為什么書名是《東坡在人間》？

阿來：人間跟民間不同，人間包括了所有的世界。我也不想強調以蘇東坡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階層生來要參加科舉，就沒有想過自己是個老百姓，而從來都是要做拯救老百姓的人。但是當他被剝奪了所有這些東西的時候，別人就會憂憤而死，別人就會墮落，但是蘇東坡仍然能在這個地位上可以安之若素，還找到生活的樂趣，生命的樂趣。所以每個人都能在他身上找到一點自己的對應。

剛才我講過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如果我們真正學到蘇東坡的精神，就不要動不動有點小不順就說自己在逆境里頭，小不順人都有的，皇帝都有。真正像蘇東坡那樣的滅頂之災來了，恐怕講逆境也講不出來了，找指南也不會找了，只能怨天恨地。

南都：您希望給讀者呈現一個什么樣的蘇東坡？

阿來：我不知道讀者要什么。當然最后這本書還是要面對讀者，但是讀者，他們喜歡蘇東坡可能出于完全不同的動機，所以我只是想我自己更全面地更正確地來理解他。

我用了幾個月時間追蹤他的足跡，一路上也是在不斷地重溫他的作品。過去他的有些情感在有些作品里表達出來，我并不那么理解那么明白，但是慢慢地我明白了，尤其是把它放在大的政治背景里，聯系到他的治國理念。因為今天老說蘇東坡是詩人，他20多歲的時候幾乎沒有寫過詩，他都已經考中了進士。今天我們讀到他的第一首詩是他24歲的時候寫的。他母親死了，他回去奔喪，那個時候要守制，在家里待了兩年多時間，等他再離開眉山去做官，已經24歲了。在離開眉山的路上，才有了他第一首詩，才慢慢走上文學之路。而且他真正在藝術上成熟都是三十多歲了。所以這就說明，文學并不是他的最大的追求，但是一個人天縱英才，他的才氣放在那里，而且那個時候他自己隨寫隨散，他真正看重的，他覺得要傳世的著作并不是他的詩詞文章，是他關于《尚書》關于《論語》的學術著作，但是今天我們大家都基本上對這個東西無感，甚至其中一部還沒有完整傳世。畫畫也罷，書法也罷，天縱奇才，他關心的還是社會跟國家。

南都：您剛才講到蘇軾更注重他的學術寫作，詩詞歌賦都是隨寫隨散，在這一點上蘇軾是不是和他同時代的人不同？

阿來：要去走上做官這條道路，共同參加科舉，會研究相同的學問，遵守相同的規則。最大的不同在于，可能走上官場的人、中了進士的人，會做種種不同的選擇，不一定是忠于自己內心的。

比如說在那個時候，尤其蘇東坡那個時代，他很多朋友不就是變節的人么？變節的人就是為了保住位置，我可以背叛，我可以放棄我原來的觀念，但蘇東坡說這個不可以，你們要趕我就趕我，而且從來不演。還有一些人就是不說話，蘇東坡又忍不住不說，不說話已經是很好了，但是他很難不說。

第二，對蘇東坡來說，除非是他自己認識到我錯了，他自己要改，除此之外任何要強迫他，誰說都不行。但是那個時代他的同僚同事，背叛他的人也有，但跟他一樣的人也有。所以最大的不同，我想還是我們中國古代講的知識分子的氣節。

但是蘇東坡身上確實有儒家的仁恕，仁是愛，恕就是因為愛要寬恕別人。他有一點宗教精神。他并不特別記恨那些迫害過他，對他不利的人。當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佛教浸潤是很深的。佛教精神里頭也包含了這樣一種精神，所以我說他進的時候是個儒家，達則兼善天下，讓他做官就做官，但是他做官不是為了自己高官厚祿，他要保住高官厚祿太容易了；讓他放棄的時候，他一樣一點遺憾都沒有。

你想一個人如果已經沉到下流，放逐在這個社會的邊緣，你再充滿仇恨，好多人很快就死了。那個時候很多官員貶到嶺南就回不去，其中有他的朋友，也有他的敵人，很多人就回不去了，過得非常悲慘。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他們沒有蘇東坡倒霉的時候這種仁恕的精神。他敢寬恕他的敵人，心底無私天地寬，他自己并不被仇恨所淹沒。

仇恨其實是一個雙向的毒劑。我恨你，其實我也在用這種恨把我自己變得全身帶毒，而他把恨這種毒排得很好。如果在今天，我們會說他精神排毒。你看他一生有這么多跟那些真正的高僧大德的交往，那個時候的佛教是禪宗，禪宗不像今天的佛教有很多規矩，不要喝酒不要吃肉，和尚有時候他們也喝點酒也吃點肉，禪宗主要是在性靈上，智慧的追求上，并不在戒律，所以你讀他的有些詩，在鎮江金山寺，他在廟里喝酒還要寫成詩，要是落到弘一大師他們手里，那就完蛋了。因為后來佛教徒已經變得對自己不自信，弄一大堆戒律出來規定自己。

但是禪宗之所以過去的中國知識分子這么喜歡、信服，就是因為它代表了一種有詩意的生存方式。但是當這些人慢慢消失以后，當我們失去這種最基本的覺悟的時候，我們就只剩下一堆戒律來把我們自己捆起來。

南都：您認為蘇軾是一個“成功的人”還是“失敗的人”？

阿來：他是“最成功的人”，做人最成功。因為今天我們講的成不成功，是掙到錢沒有，當多大官。但是，確實知識分子的成功，他是要有一個基本理念，他認為的國家好、對老百姓好，一句話說就是能夠富民、強兵。北宋不是老挨打嗎？他有他的決策，國家要強，老百姓要富裕，過得比較幸福。當然不一定他反對的東西都是不對的，因為他也有他的局限性。

無論蘇東坡的功名事業也罷，文學造詣也罷，還是他在逆境當中的生存哲學也罷，所有這些因素共同鍛造了一個非常偉大的人格。

南都：蘇東坡去世前，維琳長老在他耳邊說：“端明宜勿忘西方！”蘇東坡說：“西方不無，但個里著力不得。”他的好朋友錢世雄說：“固先生平日履踐，至此更須著力。”蘇東坡說：“著力即差”，說完溘然長逝。怎么理解“著力即差”這幾個字？

阿來：就像我剛才說的，達則兼善天下，做官的時候他全部是儒家情懷，他在討論變法，什么時候討論過佛教的問題？但是離開朝廷走上江湖，他開始變成一個佛教徒，以居士自居，但是最后只要有回歸人間的可能，他還是要回歸這個真實的人間。所以中國文化了不起、儒家文化了不起。你要讓真正的士大夫、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憂國、不愛民，幾乎是不可能的。

蘇東坡去世的時候他的朋友錢世雄跟他說，你要念著我們的修持方法穩住神，不要魂飛魄散，執念往西方阿彌陀佛世界去。蘇東坡說阿彌陀佛世界也許有吧，這個時候他是懷疑的。但是他在的這個人間，他是不懷疑的，所以那個西方世界他著不著力。因為佛教有一種入定的事情，我們叫作攝神的方法，把自己定住，你經常要念定，死的那一天，脫離了這個軀殼，魂不飛魄不散，才能靠一個意念往一個地方去，定的其實是一個終極目標。直截了當地說，東坡在人間，我想也是非常不錯的。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 黃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