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論｜張崢×小白：小說的認知光錐

張崢，香港大學教授，滬港創研院首席科學家。曾任亞馬遜云科技上海人工智能研究院創始院長、上海紐約大學計算機科學教授。

小白，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局點》《租界》、中篇小說《特工許向璧》《封鎖》等。曾獲魯迅文學獎。現居上海。

按：What We Can Know（《我們能知道些什么》）是英國作家伊恩·麥克尤恩今年新出版的長篇小說。我們邀請了香港大學計算機張崢教授來一起聊聊，關于這部小說，關于麥克尤恩，以及由這部小說引出的一些想法。

這部小說的敘述者身處2120年。世界已歷經氣候災難性變暖引發的社會崩潰，以及隨之而來的“大洪水”。英國已被淹沒，只剩一些零星島嶼。此時全球人口銳減，物質極度匱乏，雖然生態已開始緩慢復蘇。在這個時代，人類開始選擇過一種依靠合成蛋白維生的、平靜而略帶憂郁的田園生活。

湯姆·梅特卡夫（Tom Metcalfe）是大學教師，也是一個時代的“異類”，很少有人像他那樣，癡迷于一百年前，也就是21世紀初那個物質過剩、行動自由的“黃金時代”。他畢生的學術追求是尋找文學史上一塊缺失的拼圖：著名詩人弗朗西斯·布蘭第（Francis Blundy）在2014年為其妻子薇薇安（Vivien）五十歲生日創作并朗誦的一組十四行詩——《致薇薇安的冠冕》（A Corona for Vivien）。

湯姆與他的伴侶兼同事羅絲·丘奇（Rose Church）一起生活。羅絲雖然同樣研究21世紀，但她更關注時代病理——試圖理解為何21世紀初的人類在明知災難臨頭時，仍陷入集體認知失調。

隨著湯姆深入挖掘幸存的數字檔案——那些存儲在尼日利亞服務器中的碎片化郵件、日記和錄音——小說的時間線回溯至2014年及其前后，逐漸揭開了布蘭第夫婦生活的真實面貌。讀者看到的并不是傳說中的神仙眷侶，而是一段充滿權力不對等的殘酷關系。弗朗西斯才華橫溢卻極度自負，是一個典型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天才”；而薇薇安，這位原本有著敏銳才智和學術抱負的女性，在漫長的歲月中被迫成為了丈夫的保姆、秘書和情緒垃圾桶。湯姆的調查層層剝繭，不僅重構了那場生日晚宴的細節，更觸及了深埋在數據堆棧/歷史層積下的丑聞、創傷和罪行。

失憶與“形而上學的憂郁”

小白：從1975年出版第一部短篇故事集，到今年這部長篇What We Can Know，伊恩·麥克尤恩整整寫了五十年。這件事情十分令人鼓舞，不論這小說本身有多悲觀，也不論它似乎自始至終彌漫著一種“形而上學的憂郁”氣氛，Metaphysical Gloom，麥克尤恩創造了這個首字母大寫的專用名詞，在小說里使用了兩次，作為未來人類對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時代診斷”。讀完這部小說，我確實被那種“憂郁感”縈繞了好幾天，而且確實有點“形而上學”。張教授，我知道你是一個堅定的樂觀主義者，相信“有效利他”，不知道你讀了這部小說有什么感覺？

張崢：我不是一個“有效利他”的信徒，那一派對我來說過于理性也過于燒腦。我只有一個很天真的執念：人性多變、復雜，但如果運氣好，“外部”環境條件成立，善意和正能量的普遍涌現和“泛濫”是能發生的，進步是可能的。

小白：換句話說，你相信技術與制度條件下的“可修復性”。

張崢：“外部”這兩個字我給打上引號，因為排除外星人降臨，我們是我們自己的環境，“外部”就是“他人”，而他人也基于同樣多變善變的人性——所以這不是一個外生的穩定錨。這么一來，咱們地球人這個系統能不能防止自我毀滅的命運，其實是非常可疑的。我對人性沒有幻想，我并不樂觀，但也不覺得黑色烏托邦是必然的。我的執念不是“會好”，而是“能好”——可能性沒有被封死。

做我們這一行的，大致會有一種想象，認為技術能帶來社會進步，所謂技術向善，即使一錯再錯，總抱有一種執念覺得這是可能的。

小白：你這個概率論式“天真”，也很理性燒腦。不相信人性，相信正態分布偏差有可能會讓“善意涌現”。

張崢：這恰恰是這本小說對我的沖擊點之一：在對未來的想象中，老麥對AI做了什么、能做什么，著墨不多但都是“點穴”之筆，百年后在災后低能耗、低基礎設施的世界里，AI是完全矮化掉的，可有可無。然而他的邏輯鏈條似乎都很成立。

What We Can Know直指我們——尤其是知識分子——慣用的自我欺騙自我粉飾，一層層解開來，哇，好難看也難堪的一幅圖景。然而，且慢，下面還有一層等著你。這是老麥一直的主旋律，所以我倒好奇了要反過來問你，為什么這一本給了你更大的沖擊？

小白：“知識分子狀況”和“AI”果然是你的關注焦點。小說對未來AI使用場景的想象確實讓人吃驚，但好像也合乎邏輯。

先回答你的問題，可能因為它特別能打動我，也可能是因為小說里彌漫的那種“失憶恐懼”。這種恐懼似乎一直隱含在敘事底層，隱含在敘述者人格中。

小說中一個重要角色珀西患有阿爾茨海默癥，而另一個人物，詩人布蘭第，認為每個人都經歷過某種版本的“珀西式失憶”。小說中未來2120一代，盡管上代人遭遇全球性災難，卻因為某種“基線漂移效應”（shifting baseline effect），把他們出生時的環境狀況視為正常，失去了對歷史、對環境變化、對曾經有過的“自然之美”的記憶。男主人公湯姆雖然對過去充滿熱情，卻也只能懷有一種“對從未經歷過事物的懷舊”，一種anemoia。

更要緊的是，整部小說的敘事本身似乎也在經歷一種緩慢失憶的過程。小說開始時，敘述者幾乎采用了一種第三人稱全知視角，上帝視角，或者說“數據庫全知視角”。他對敘述對象和環境無所不知，百年前那些人、那些事，被永久儲存在“云”上。但是后來隨著故事推進，敘事視角漸漸模糊失焦，變得越來越“不可靠”。麥克尤恩從個體、世代、歷史情感乃至敘事機制本身，全面展現了人類看起來無法避免的失憶命運。當記憶不再可靠，倫理與審判還能依賴什么？

你剛剛說麥克尤恩在“毒舌”底下還有一層，那是什么？老麥對“知識分子”的尖刻諷刺，你好像有更深體會。

張崢：我覺得人性的可塑性、多變性和“他者”構成的環境強相關，換一個場景就不自覺地要換一身馬甲（或者說一層皮膚）。我所屬的這個小小職業部落，可以混跡于高校和高端工業界研究院，我的觀察和自省是一層皮膚絕對是不夠的。你所屬的作家部落，也會轉換場景，成為評委、嘉賓，隨時披上需要的盔甲，換上合適的皮膚。老麥的毒舌之所以刺痛，是因為他寫的不是“別人”，是我們換皮膚時那一剎那的自知。

小白：或者不自知。

張崢：老麥的這個小說中有一個拐點：假設量子計算已經實現。我一直認為量子計算真正的沖擊點在于：現有的密碼系統來不及更新，隱秘世界被迫透明化。老麥很巧妙地借力揭開了一層：女主人公除了自傳之外，和友人、家人、情人的通訊被解密之后一覽無遺。然而，沒想到的是，這些被透明了的碎片并沒有解謎，倒反而引出了更多疑惑。

但這并不是最底層的——她最后埋在地底下等后人發現的日記，某種意義上的懺悔錄，才是最逼近內心的一層。但果真如此嗎？在落筆的瞬間，她對未來可能不存在的讀者是如何想象的？那一層想象，難道不也是一層皮膚？

小白：她寫在日記里那些事情當然是“不可靠敘述”。她這個行動里既有報復，也有面對未來讀者與她丈夫、詩人布蘭第的話語權爭奪，動機十分復雜。

張崢：說得太對了，所以，what can we know？我現在能理解你說的“憂郁感”了——失憶恐懼是其中一層。但在老麥的想象中，更讓人不安的是歷史走了一個奇怪的螺旋式下沉：這個黑色烏托邦的大結構是文明的踉蹌退化，從巔峰跌落之后支離破碎。這還不夠，還要加上后來者對失憶的全盤接受而且毫不在乎。

小白：珀西所患阿爾茨海默癥也是螺旋式下沉，踉蹌退化，到最后支離破碎。

張崢：是啊。所以，what can we know？少之又少——對他人，對自己，對未來。

小白：你前面說到“環境”，互動人際環境，更大的環境，正是這小說最用力的地方。麥克尤恩一向擅長處理這些東西：特定的微觀互動環境如何影響人們的心理、動機、預期、行動、社會表演。過程被不斷“微分”，令人難以察覺。就這么一點一點，最后卻讓人物跨過一條原本以為他絕無可能逾越的人性“大裂谷”，再也無法回頭。

麥克尤恩那年來上海，記得他閑談時提到現實主義。然后猶猶豫豫地說出“超級”這個詞，當時你也在場，還記得么？他覺得虛構現實主義仍然有效，不過當時他說，他有些模糊想法，還沒法說清楚。

張崢：你這么提一句，好像是有這么回事。

小白：當代重要作家里，像麥克尤恩這樣仍然對現實主義抱有充分信心的不多。大概從1990年《無辜者》起，他一直在做這件事情：讓虛構現實主義傳統追上現代生活。我們剛剛說他對人性事件的“微分”，這實際上也是敘事技藝上的拓展，比如說“視角”，為了更好地“觀察”世界和人際環境，就要有更精細的“鏡頭”，傳統的“全知”“受限”“人稱”之外，更要能在焦距、角度、透度上不斷微調。

麥克尤恩近年作品，大約從《堅果殼》開始，似乎又出現一些變化，變得更有思想小說的味道。像現在這部作品，其中有些情節片斷，似有更多隱喻意味。有些片斷甚至有點“米蘭·昆德拉”。我記得他與扎蒂·史密斯對談時提到過昆德拉。不過這可能只是某種文體深刻變化的表面跡象，我覺得這可能涉及小說的“認知光錐”，這個詞是從別處借來的，我們回頭再聊這個問題。

張崢：我也想到老麥提到理查德·霍姆斯（Richard Holmes）那些片斷，斷橋、幻覺、“船頭下方行走”的魂魄，主人公以青年霍姆斯為偶像。我讀過霍姆斯的《好奇年代》（The Age of Wonder），講后牛頓前達爾文時代詩人和科學家之間的互動和糾纏，那是一個從現代視角看非常純粹的年代，所謂職業科學家也是在那個時代結尾才出現。老麥骨子里有理科生的邏輯性，尚能成為一個成功小說家，又何嘗能否定一百年后的后來者中沒有一兩個反骨，會重新拾起詩歌，被昔日的光彩鼓舞而復辟并前行呢？

小白：對，那些片斷，還有比如“薇薇安”的帆船意象。

小說一個重要主題是它的名字，What we can know，在小說中的未來，往昔所有人，他們的一切“數字足跡”都儲存在“云”上，敘述者“湯姆”開始時語調十分自信。作為小說中一名大學教師，他想讓他生活在二十二世紀的學生們深入了解歷史和人性，他設計了一場生動的教學，在教室里展現修拉點彩畫，然后告訴學生百年前人們的“數字足跡”，也像印象派繪畫上的點彩筆觸，最終會把歷史中人完整呈現在他們眼前。如此他便可以喚醒他那些遲鈍的、遺忘了過去的學生。顯然最終他失敗了。

張教授，你對這些問題怎么看？這些越來越龐大的數據存儲，越來越好的數據挖掘算法，你對生活在一個完全透明的無隱私社會，有什么看法？如小說中人提出的問題：它們能不能記錄和傳承“人性”，讓人們跨越時間和空間聯結成整體？

張崢：是不是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理解你的問題：文字能否承擔起文明復興的載體？就麥克尤恩這個小說的設定來說，它似乎是唯一的載體。那么，如果量子計算把所有加密的盲盒都撬開了，透明了所有的文字，文明傳承的機會會不會更大？畢竟，作為小說家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這種危機感是實實在在的。這種危機感有點像現在碼農們擔心學了小半輩子的堆代碼的手藝在AI工具面前完全崩盤一樣。

我繞個彎兒，先做一點關于大模型的硬科普：在大量語料里習得下一個詞的預測能力為什么會涌現出類人的智能來？

其實這個問題也曾經困擾過我。需要轉換一下視角：假如有一個上帝之眼，能完美預測下一個詞，那它能做什么呢？在你的問題之后，它也能準確預測我的回答。換句話說，“下一個詞”不必局限在同一個敘述者的文本里，而是可以跳過問和答的邊界。這個“上帝牌接龍器”，就是第一代大模型試圖用海量數據去模擬（參考了、但很大程度上并沒有復刻人腦）的工作電路,那些電路對我們現在也還是黑盒。

第二代大模型，所謂的推理大模型，是在第一代窮盡了所有的數據之后的一個突破。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把思考過程——這種原本看不見的“暗數據”——也作為語料拿來訓練。我們不必細說強化學習的機制，本質上就是讓模型在生成答案之前，先生成推理的步驟。

第二代大模型的威力，我想你肯定有所體會。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透明化一定帶來提升、帶來深挖的能力。但我們很多時候的行動和思考并不靠語言，還缺“膚感”。就比如我明知咱們的樂團不行，還經常要去音樂廳聽一場，我的解釋就是我是“帶我的皮膚”去聽的。這句話有點怪，不過我想懂的人自然明白我的意思。

我覺得語言還不夠。那假如大模型進化到第N代，從文字到皮膚、到一切膚感都能復刻，會怎樣？老麥沒把對技術的想象推那么遠，因為我想他已經回答了：不怎么樣。因為他對人性的悲觀在于人性包括了對傳承的懶惰、無所謂、健忘等等。

小白：不止這些，麥克尤恩也意識到人工智能是一種行星級技術，在他想象的那個未來，人類回到互相分離的孤島上生活，這種技術本身也已可有可無。

關于這個問題，我一直跟你有些不同想法。我覺得大模型要從人類的社會文化“本性”去理解。智人跟別種動物不同，他們互相“通信”，如此才有了文化和社會，如此他們才會在20-30萬年間發展成地球統治者。而“通信”就必須有“編碼”。智人一開口說話，語音就是離散編碼。所有的編碼堆在一起，就是社會和文化。

但是到了工業時代，社會和文化的規模突然極度放大，編碼信息量的規模、尺度放大到如此程度，或許這就是造成那一百年人類社會和文化極度動蕩的“熱力學”原因。從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人們設想了各種解決方案，共產主義思想的全人類解放“工程”，圣西門主義的工程師專家治理規劃，資本主義的價格/市場“看不見的手”方案，包括二十世紀人們發明和建立的復雜社會管理科層系統，包括文化和語言領域的結構主義、控制論，網絡以及挖掘網絡數據的算法，一直到世紀末誕生的人工智能。現在，大模型看起來好像能夠解決問題：在那個高維空間里，一切被編碼的都能被控制和處理，在社會管理方面，馬斯克DOGE可以說是這種想法的最激進試驗。

張崢：我的觀點可能更簡單一點，人類社會目前面對的大動蕩的原罪在于各種各樣的極化，交流（你稱作“通信”）是人類文明得以從啟蒙走向繁榮的必要手段，數據化的結果是把其中的副作用指數級別的放大了，這個我后面再談，你繼續。

小白：但我有一個疑慮，就是“離散”編碼，那就一定有被壓縮、被丟失的冗余信息。我們人類的智能、創造力，有沒有可能因此也一起被壓縮，被丟失？有沒有可能，從我們大腦“濕件”里生成的、那些難以被“編碼”的東西，夢境、幻覺甚至各種人格分裂癥狀，都與創造性想象同源？在大模型框定的地圖上，人類還能不能開疆拓土？

張崢：落到字符就是離散化，肯定有信息損失，不過在我看來不是問題的根源。大模型的輸入輸出都是離散的字符，但內部運作的隱空間是連續的，理論上是可以表達無限的可能，所謂“一沙一世界”。

小白：不過在技術迭代事件不斷撲面而來的時代，就連這些想法也是快速更迭。前幾天仔細聽了邁克爾·萊文（Michael Levin）那個三小時對話，又去找了他一些論文和錄音來看。隱隱覺得他的說法也很有趣，也許真有一個“柏拉圖空間”，各種智能、代理、模式都是那個空間在物理世界的投影。人類本來也沒有“發明”，只有“發現”，或者說通過某種“接口”，從柏拉圖空間朝物理世界一片片把模式拉下來。但這已是哲學問題，我們今天不聊，哈哈哈。

行星級技術與敘事規模

小白：海德格爾在《形而上學導論》提到過現代人與“行星級技術”的相遇。后來他在1960年代接受《明鏡》采訪時，把二十世紀中發生的各種重大事件，都歸因到這場“相遇”事件中。

我們現在看來，“事件”可能會比海德格爾想象的更漫長。它不僅持續至今，而且將向未來不斷延續。海德格爾說行星級技術把人類從大地分離，“連根拔起”。

采訪中提到他與勒內·夏爾——法國詩人和抵抗運動戰士——在普羅旺斯長談。他們聊到當地正在建造的火箭發射臺，聊到鄉村被摧毀。海德格爾說他們不是感傷主義者，也不會美化田園牧歌，但是人類被連根拔起，這件事情正在發生，這將是一切的終結。而且像你前面說的一樣，勒內認為詩歌有望成為拯救力量的候選人。

我知道你也是詩人，你看到這小說結尾部分有關詩歌和散文的說法了嗎？There are occasions when prose must eclipse poetry.（有時候散文必須侵蔽詩歌。）

張崢：年少的時候寫過一點長短句而已，真不敢稱詩人。

小白：我們在麥克尤恩這部小說里，不僅看到小說家與海德格爾、與勒內·夏爾同樣的、對這種“失去家園”狀況的悲傷，也看到老麥正在思考如何用小說形式來展現這種情景：小說中有一個“元小說時刻”，其中人物說Derangement could not have been addressed by fictional realism.It was inadequate to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虛構現實主義無力講述“大混亂時期”，因為它不足以應對問題的規模。）

Derangement是小說中一個專有名詞，小說中這個“大混亂時期”在2030年后被廣泛使用，專指21世紀上半葉，此時全球變暖、災難加劇，人類社會出現“集體認知失調”。麥克尤恩那段話是說，現實主義小說對“大混亂”失效，面對如此大規模、大尺度難題，小說無能為力。這想法可能來自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那本《大錯亂：氣候變化與不可想象之事》（The Great Derangement: Climate Change and the Unthinkable），高希本人也來過上海。

張崢：這兩年外國作家來得好像少了。

小白：說它是“元小說時刻”，因為麥克尤恩在這部小說中，正像是在實驗一種新寫法，試圖超越傳統的虛構現實主義。

你一開頭就提到小說處理人和環境的關系。傳統現實主義小說，通常處理的都是小環境，即便有所謂“長河”小說，講述個人、家庭或者社群在整段歷史長河中的命運，其敘事在實質上仍然只是發生在微觀環境內部，宏觀環境只是作為背景被并置，把宏觀轉譯為微觀命運。虛構現實主義從未真正處理過宏觀環境。

但在這部小說里，我們看到敘事在各種尺度不一而互相關聯的空間和時間中展開，它把宏觀非人類行動者納入現實主義，同時在多種尺度間建立連續可推演的因果鏈。這似乎是一種嶄新、也大有希望的現實主義小說。我們在此初見形制，麥老以77歲高齡作此“變法”，真是令人欽佩。

張崢：作為一個極其業余而且科幻只占閱讀時間一小部分的文學愛好者，我沒法置評。

不過，我倒覺得有一點值得一提。之前我讀他的《像我這樣的機器》，非常驚訝于老麥對技術細節的把握。在我們這個行業，有一個工種叫Project Manager，這是一個很有誤導性的頭銜，他們的工作是把用戶體驗和工程實現銜接好，讓用戶上手更容易、更直接。PM做得好不好，會直接影響一個產品的接受度。如果說老麥在處理一個跨越很大的“大混亂時期”，那他花的筆墨極少，可是邏輯性又非常強，給這部小說很強的骨干支撐。

小白：正是，你確實是一位“資深首席科學家”（哈哈哈），對項目“工程骨架”的復雜度有直覺。

張崢：我舉幾個例子：為什么核戰終于發生？因為AI不約而同地給出了“最好的防守是進攻”的決策建議。這也導致AI最后被各國國有化、限量使用（所以他還是相信一點人類的理性）。氣候變化一定是按現在科學家預測的那樣走向嗎？不必，自有核戰的后果來幫你提速。為什么消停了？因為世界成為了萬島之國，戰爭的負擔急劇上升。為什么技術后退了？因為世界變成萬島之國，誰和誰都脫了鉤。為什么創新變慢了？因為世界變成萬島之國，島民基數這么小，聰明人孤掌難鳴。等等，等等。

當然，還有量子計算的到來，解密了今天的所有加密文字，過去的文本一覽無遺，這是小說家麥克尤恩對文本本身的反思基礎。

可以說，老麥作為一個小說家，對技術的把握不是單點的，而是全局性的、有連續性和邏輯性的。我有一次回復旦，在一個活動里做嘉賓，被問到對未來的想象，我說那是科幻小說和思想家們的“重災區”，各種說法都有。但最最黑色烏托邦卻又有邏輯的，在我目前讀到的，就是老麥這一本了。

虛構現實主義與“認知光錐”

小白：要談敘事環境尺度，先要談人對周遭環境的直接感受能力。

根據PubMed（美國國家生物醫學文獻庫）上一篇2023年論文，它假設智人誕生至今25萬年（這數字大概取了各種不同人類考古學假設的中位數），這篇論文通過全基因組數據分析，說25萬年間人類平均世代時間為26.9年。拿25萬年除以26.9年，我們假設大概能得到，智人誕生至今人類一共有將近9293個世代。

在所有這些世代中，只有兩代人看到過阿波羅8號從太空拍回的地球照片，獲得過真正的“全球視角”。就像前面所說那篇采訪里，海德格爾也說他第一次看到這幅照片時候的震驚，感覺到自己被“連根拔起”。

我們還可以這么說，在這9293代人中，最近3代人的幸福安定程度，此前9290代人無法想象。冬天晚上把家里暖氣開到20攝氏度、熱水開到50攝氏度，在增壓噴頭下舒舒服服淋浴時，我們可能不會想到，在清朝連皇帝也沒有享受過這種待遇。

張崢：我覺得洗澡時室溫可以開到25攝氏度，哈哈哈。

小白：我們如今生活在這樣一個微觀環境里，日常生活穩定有序，對自身周遭小環境似乎有很大掌控感。這跟由此上溯三代人的感受完全不同。僅僅在三代人以前，他們的日常生活環境危機甚至可以說“殺機”重重。那時候每個成年人都會有幾個在幼年時候就夭折的兄弟姊妹，一場感冒都讓人無法抵抗。如果是一個農民，十年里可能有一半年份會遭遇水旱饑荒。但是從另一面看，他們的宏觀環境又似乎十分穩定，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幾乎一成不變。

就這點來說，最近這兩三代人恰恰相反。我們的微觀環境相當安定，但宏觀環境似乎動蕩不寧。我讀小學的時候就能從《參考消息》上讀到歐洲恐怖主義活動，現在更是全球各地的各種壞消息每時每刻發到智能手機上。瘟疫早就逸出社區，成了全球性事件。我記得扎蒂·史密斯有一個短篇，不知其名的災難從天而降，整個故事彌漫著一種不安。

張崢：你說得特別對，我們這幾代人在技術進步的喂養下微觀生活變得極其絲滑，可是劇變的輪子似乎時時刻刻從頭頂碾過來，這是一種相當大的反差。

小白：傳統虛構現實主義是在這兩三代人之前發明的東西，它的整個敘事邏輯，都只為處理人物周圍的微觀環境。它們幾乎可以說是一種認知訓練裝置，讓人們去學習如何應付處理這個小環境。它從不擅長真正去應付那個大環境，面對宏觀環境給人們所帶來那種動蕩不寧的感受，傳統現實主義捉襟見肘，這也是小說讀者越來越少，大家總是說“生活比小說更精彩”的一個深層原因。

但是從另一面看，到目前為止，人所發明的、能夠真正建構復雜生活的敘事，仍然是小說。如果以后大家都不讀小說，我們的“敘事”很可能變得越來越簡單。我打個比方，一個年輕人新進機構上班，他與資深同事發生某種辦公室沖突，這其中自然有復雜細微的人際互動因素，小說原本很擅長處理這些東西。可現在小說原本占據的位置，被一些貌似宏觀、實際卻很簡單的敘事替換了。于是復雜的人際因素，最終被解釋成“老登”和“渣男”的故事。這只是一個簡單而常見的例子。

我的想法是，如今似乎需要另一種現實主義小說，一種可以在宏觀和微觀多種尺度上處理敘事的小說，并不是僅僅將它們并置，而是在多種尺度之間構建——就像你先前說的——具有連續性、合乎邏輯的敘事關系。

在宏大尺度上，把包括氣候、病毒、AI算法這些“非人類行動者”，提升到與人類角色同等的敘事地位，與小說人物身處的微觀環境密切交互。像你前面提到AI邏輯鏈條引發核戰，那么統計學概率和算法邏輯也代替了傳統現實主義小說的人性，成為推動敘事之手。

張崢：作為一個讀者，我同意小說的復雜敘事能力幾乎獨一無二。讀托賓的《魔術師》，麥克尤恩的很多作品包括這一本，能讓我感覺到主人公們的呼吸和體溫。不過，我加“幾乎”二字，意思是文字也有捉襟見肘的時候。我讀完《我的天才女友》不久電視劇正好出來，有些激烈的沖突場面（比如那場婚禮），電視劇完勝，但這個四卷本的精彩筆墨都花在刻畫人物的心理狀態，用心理活動的細膩筆觸撐起從少女到老年那么長的跨度，電視劇怎么看都覺得平淡、隔膜、無法代入，最后放棄，而你知道我的習慣——棄書棄劇很少，比這個爛得多的劇一旦不慎入局，都會毫無道理地堅持到底。

這就引出兩個問題：在“連根拔起”的時代，小說能不能做到復雜敘事？緊接著就是：還需不需要復雜敘事？

第一個問題比較容易回答，答案是肯定的。《魔術師》就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還有一類我特別喜歡的書，是所謂的“敘事非虛構”（narrative nonfiction）：本質上是歷史，但和干巴巴的傳統歷史書不同，作者用小說的手法貼身描述人物本身，用慢鏡頭刻畫“連根拔起”的過程。我讀過埃里克·拉森（Erik Larson）的所有作品，去年還讀過一本我很推薦的A.J.Baime寫杜魯門的The Accidental President。對我來說，越是“連根拔起”的時代，越需要小說家入場。

小白：說句實話，我一直覺得虛構/非虛構是出版業商品分類，區別只在一種是“有料”虛構，一種是“無料”虛構。

張崢：話說回來，我需要有復雜敘事的小說，不代表大家需要，作家要靠市場吃飯。這是有點悲催——也算是對第二個問題不是回答的回答。“連根拔起”的時代大家的閱讀需求會有變化，也聯動了表達方式。

說一個可能不為人知的“常識”：飛機上的餐食，比一般的要咸一些。為什么呢？因為航空公司發現，在噪音環境里，人的味覺會變遲鈍，平常的鹽量不夠。你有沒有注意到上海作為一個江南城市，大眾餐飲里川菜、湘菜比我們當年要多得多？

小白：你的意思是說，在這個高速時代，“乘客”們都需要重口味？

張崢：差不多是這個意思。我常說自己是小調體質，聽古典樂一般會喜歡第二樂章，練爵士明明大調也會彈出小調的味道，等等。所以前不久毛尖和許知遠“交手”，按理說我站哪邊是沒有疑問的（雖然我早過了把自我感動當日常的階段），但我偏偏也很喜歡毛老師的尖舌利嘴，那種快活和尖刻并存的爽感。為什么呢？可見我也變了。

小白：我站在毛尖老師這邊，不解釋。哈哈哈。

張崢：回到關于現代微觀生活與劇變世界的感受差異，我特別同意。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大概需要更新了：技術把底層需求都安排好了，可是我們真的覺得安全嗎？感知即現實——絲滑的微觀生活并不能消解那種懸浮感。

至于之前那么多代人的體感如何，我們永遠無法知曉。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信息時代，輪子飛轉的聲音到達得更快、更響、更刺耳。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講，早點知曉壞消息——不管真假——都是有益的，因為沒什么比存活更要緊的了。所以壞消息從來都自帶飛毛腿，到了網絡時代，真真假假的消息之多、獲取或被獲取之容易，我覺得早就過了一個閾值，溢出了我們認知的忍受度。我看過一個結果，謠言比真相的傳播速度要快，猜猜多少倍？六倍！

而我們已經上癮了——誰能超過五分鐘不看手機呢？

前一段時間在北京有一個活動，講的是人才引進問題。我說好的人才在當下必須有一個特點，就是很焦慮。世界極化到這個程度——政治的、經濟的、身份的，各個維度都在撕裂，而且相互疊加——人們覺得必須選邊站、選地方、選身份。物理的遷徙，心理的漂移，都是癥狀。今天地緣政治的亂局、民粹民族主義的浪潮，根子都在這里。

既要、又要，而且不可能全要，如何不焦慮？這就是“連根拔起”的滋味。

如何抵抗懸浮，抵抗失控，是一個很重的命題；多撒鹽多放辣，豎起耳朵聽飛輪的滾動……都是會上癮的假解藥。

小白：我那天聽邁克爾·萊文（Michael Levin），還有一個被他說服、至少是被他打動的地方。他假設一種“認知光錐”，這個詞他是從相對論那里拿來的，我想相當一部分是隱喻和聯想。在萊文那里，認知光錐是你能采取“積極行動”的 最大目標范圍，而不是單純指認知邊界。你的目標只有10-20微米，那你是細菌；你能在幾百碼范圍內積極行動，那你是一條狗；如果你說你能關心地球上所有的人，那你可能不是人，是某種“神”。

因為他說，比如有一件災難發生在10個人身上，你會有一些痛苦反應，可是如果這件災難發生在10000個人身上，你的反應不會增加1000倍，如果1000萬人，你也不會增加100萬倍。你的反應能力是線性的，不會跟隨范圍尺度倍增。你也無法在1000萬人的目標范圍內采取積極行動。

我覺得萊文在這里表達的觀點，越出其生物/物理/認知的學科邊界，甚至具有了某種道德哲學意味。它隱隱給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框架，關于小說里打動你的911事件場景，也關于先前聊到的小說敘事對環境尺度的處理能力。甚至也可以解釋這部小說里“大混亂時期”一代人，面對全球變暖災難會集體認知失調，因為那超出了“認知光錐”。

張崢：邁克爾·萊文那個播客咱們一起聽了，我打算有空再回去聽一遍。我補充一點點小科普，人腦對數字的理解有一個數字線的概念，自然數（比如1，2，3……）在上面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更無法有體感地體會“天文數字”。我在某處讀到過數學家的大腦對數字的感覺和普通人不一樣，是立體的，也許是天分，也許是訓練。

萊文的“認知光錐”是不是道德哲學我談不上來。按我們共同的好朋友嚴鋒教授的話來說，就是無論如何，底線在于不可以“在墳頭跳舞”，死了一個人和死了1000萬個，不應該有區別。

再補一句：坐擁萬億級參數、推理動輒千瓦的大模型能行嗎？答案是也不行。我最近有一篇和大模型合作研究大模型根本缺陷的論文，其中一個結果是：大模型對數字的理解偏離了數字空間的嚴謹要求，更“過分”的是，大模型有一種“計算性裂腦”現象，可以把一個算法解釋得頭頭是道，但自己執行起來肯定會犯錯，知行不能合一。

但它能做到“不在墳頭跳舞”，因為大模型們雖然對齊的文明價值有偏差，但這個在基線之內。

所以，what can we know？ 讀完這本小說，余震綿綿，知道了一大堆負面的、否定的，也難怪你要憂郁一小把。

小白：總之，What we can know 不是一個信息問題，它是我們能夠“承受和行動”的范圍尺度。當行動尺度與災難尺度不匹配，認知失調可能會變成一種理性策略，而忽視其道德失敗。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通過虛構現實主義的小說敘事來放大我們的認知光錐？

本文原刊于《長江文藝》2026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

來源：張崢、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