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晚年坦言：殺楊宇霆前我從不迷信,但殺他后我不得不信

1964年夏，檀香山的夜色濃得像墨。客廳里燈火柔和，七十四歲的張學良夾著雪茄，忽然冒出一句話：“當年要是那塊硬幣翻了個面，東北也許會是另一副光景。”一句輕描淡寫，卻把旁人聽得汗毛直豎。

有人忍不住追問，他放下雪茄，苦笑著說：“那之前，我不信命；扣動扳機以后，我才知道，人是躲不過報應的。”這番話成了老帥后半生屈指可數的自白。要想讀懂它，就得把目光拉回到三十五年前。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爆炸，張作霖殞命。東北瞬間失去主心骨，各路勢力虎視眈眈。二十七歲的張學良臨危受命，卻并未坐穩。他身邊能用的頭號謀臣有二：一個是與自己親如兄弟的臧式毅，另一個正是眾人稱“小諸葛”的楊宇霆。

楊宇霆出生于1885年，祖籍鐵嶺，家境清寒。少年時替地主放牛，夜里點燈苦讀。19歲拔貢，中學堂、奉天陸軍學校一路直上。1906年負笈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第七期畢業時名列前茅。日方遞出橄欖枝，他卻說，“家國未定，何以功名？”毅然登船回國。

回到奉天，他靠精準的炮兵課程和天生的心算能力，很快從營長做起。張作霖慧眼識才，把他拉進幕府。1919年后，楊宇霆主持兵工廠、籌建戰備公路、籌劃沿海艦隊，三年內讓東北的軍備、財政、交通連成一體。張作霖笑稱：“給老楊五年，我這東三省就成銅墻鐵壁。”

然而風云急轉。張作霖罹難后，北京、天津槍聲不斷，南京政府又一紙號召要求“服從中央”。張學良傾向接受中央冊封，以圖合法地位；楊宇霆則主張“北方自強”，寧可聯俄也不愿向南妥協。兩個人的差距一開始只是角度問題，慢慢變成路線之爭。

更棘手的是，兩人背后各有支持者。東北軍里老資格軍官大多聽楊宇霆，年輕將校卻圍在少帥周圍。兩派分攤軍政要津，暗中較勁。張學良害怕的不是一時爭吵，而是權柄旁落。有意思的是，楊宇霆脾氣火辣，偏偏對少帥毫不客氣。“張兄，再拖，就把老帥打下來的江山給葬送了！”這是他當面拍桌的話。

1929年1月10日中午，兩聲招呼，把楊宇霆與參謀長常蔭槐請進沈陽大帥府。桌上文件是《東北鐵路督辦公署章程》，幾乎等同于一張新“尚方寶劍”。張學良掃了一眼，“這事不急，今晚再談。”看似平靜，實則殺機已起。

送客后，張學良回書房，掏出一枚銀元。傳言他連擲三次，字面都朝上。旁邊副官問他怎么處置，少帥只低聲一句：“聽天由命。”傍晚，老虎廳燈火通明，楊、常二人端坐等批示。忽然軍警涌入，“奉命拘押，查辦軍紀！”話音未落，槍聲在廊柱間震蕩。

塵埃落定，整個沈陽城卻陷入迷茫。很多老部下不敢置信，東北報紙用小號標題寫著“楊、常被叛國罪正法”，可街頭茶肆私語的是“少帥借刀殺賢”。沒人敢挑明，人人都在揣測下一步。南京方面不置可否，日本關東軍則竊喜：最懂他們底牌的“老楊”沒了。

這一刀切下去的代價，很快顯形。楊宇霆主導的東北軍“兵工廠擴建”“遼東海防”計劃戛然而止，軍官團心寒，大量技術骨干南逃。1931年9月18日，沈陽城再聞爆炸聲，這回是柳條湖。十萬人馬號稱華北勁旅，卻在不到兩天里全線后撤。

胡適事后給友人寫信，說若楊宇霆未死，九一八不會如此慘敗。是否言過其實，難有定論，但少帥自己最清楚這傷口在何處。1936年西安事變后，他軟禁西北；1949年到臺灣；最后流落美夏威夷。時間越久，他越常提起那顆銀元。“我自負不信神佛，卻居然把生死拋給硬幣。”

一次席間，友人慫恿他再講細節，張學良擺手：“別提了。那個聲音到現在還在耳邊。”說罷，他指了指太陽穴。對面人低聲問：“如果重來？”老將軍站起身，拄杖許久未語，只留下兩字：“不殺。”

歷史從不因假設改變軌道，但蛛絲馬跡讓人看見另一條可能的路。張作霖時代，奉系與關東軍尚且勢均力敵，靠的正是楊宇霆那套“陸海統籌、財稅并進”的藍圖。此人若在，也許真會為東北多爭取幾個關鍵節點。

縱觀楊、張二人的沖突，不過是“老成謀國”與“少帥自保”的角力。一個要筑壩自守，一個要借浪延命，誰都找不出絕對的錯與對。遺憾的是，二十余年的情義和三次硬幣的輕響，合成了兩聲槍響，再沒回頭路。

張學良常被稱為“時代的俘虜”。可那一夜，他也主動為自己豎起了枷鎖。迷信與其說是對神秘力量的敬畏，不如說是對人心反復無常的恐懼。那句“殺他后我不得不信”，多半說給自己聽——因為當理性讓位于猜忌，任何決定都像擲硬幣，拋向漆黑夜空，無從掌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