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沒當省委書記或軍區(qū)司令，成工廠經(jīng)理：和平了，讓我搞經(jīng)濟建設

那是在1955年，部隊里都在議論著同一件事——授銜。

大伙兒心里都明鏡似的，按照那時候的杠杠，正軍級怎么著也得掛個少將，要是資歷再老點，中將也不是沒可能。

偏偏就在這當口，有位在槍林彈雨里滾了二十多年的老資格，干了件讓大伙兒跌破眼鏡的事。

將軍那金燦燦的肩章他沒要，省委書記處書記這把交椅他也推了，非要卷起鋪蓋卷，跑到大西北的戈壁灘上去挖石頭。

這人名叫黃羅斌。

那年頭，寧夏的省建制剛撤，并到了甘肅那邊。

黃羅斌原先是寧夏省委副書記，兼著軍區(qū)政委，這一合并，他的路咋走，成了個大問題。

擺在桌面上的，其實就三張牌。

頭一張，接著穿軍裝。

他是陜北紅軍的老底子，打寧夏那會兒雖說是軍區(qū)副司令，可正職是起義過來的，軍區(qū)里里外外其實都是他在操持。

這要是留下，兩省合一塊兒，給個甘肅省軍區(qū)司令或者副司令干干，那是板上釘釘?shù)氖隆?/p>

第二張，脫軍裝當官。

上面給安排的是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

哪怕放到現(xiàn)在，這也是省里的核心層，手里的權柄那是實打實的。

第三張，下企業(yè)。

去哪？

去白銀，搞有色金屬。

只要腦子稍微轉個彎，都知道前兩條路那是金光大道。

要么那是光耀門楣的將軍，要么是位高權重的封疆大吏。

去白銀是個什么鬼？

那會兒那就是一片兔子不拉屎的荒灘，苦得要命不說，那行政級別跟前兩個比，差著一大截呢。

可黃羅斌心里的算盤，打的跟別人不一樣。

他既不看級別，也不圖待遇，他心里頭藏著一本別人瞧不見的“賬”。

這筆賬，得翻回到解放戰(zhàn)爭那幾年。

別看黃羅斌資格老，可他在解放戰(zhàn)爭后半段的指揮生涯，那是真的憋屈，栽過兩個大跟頭。

頭一回是1948年打西府戰(zhàn)役。

那時候他是西野4縱警3旅的旅長。

仗打得那是昏天黑地，可等到槍聲一停，因為沒聽上面的號令，他直接被擼了職。

對于帶兵打仗的人來說，陣前被撤職，那簡直比挨槍子還難受。

雖說后來組織上也沒虧待他，讓他去獨立1師當師長兼政委，級別看著是保住了，但這根刺兒，估計扎在他心里挺深。

緊接著沒多久，第二棒子又打下來了，這回更讓他透心涼。

他又被調去帶獨立2師。

這部隊什么來頭？

幾個月前還是國民黨榆林守軍22軍86師，被咱圍得沒招了才起義的。

想把這么一幫舊兵油子改造成聽黨指揮的隊伍，那難度不比重新拉個山頭容易。

黃羅斌這邊剛接手，還沒來得及好好整頓思想，戰(zhàn)事一緊，直接就拉上去練練了。

這一練，出大事了。

部隊往寧夏進發(fā)，對手是馬鴻逵的馬家軍。

那是西北出了名的兇神惡煞。

獨立2師那幫舊軍官和兵蛋子，一看這陣勢，心理防線直接崩盤。

這哪是打仗啊，簡直是放羊，不是偷偷溜號，是成群結隊地跑。

身為政委，眼瞅著自己的兵在戰(zhàn)場上“自動解散”，最后連番號都弄沒了。

這種無力感，對于一個搞了一輩子政工的老人來說，那是鉆心的疼。

這兩次跟頭栽下來，大概讓黃羅斌把自己的路重新琢磨了一遍。

他八成是覺得，比起在戰(zhàn)場上排兵布陣，或者去改造那些讓人頭大的舊軍隊，自己這雙手，可能更適合去搞點看得見、摸得著的建設。

于是乎，到了1954年該選路的時候，他甩出了一句大白話，卻透著股子明白勁兒：“仗打完了，還是讓我搞經(jīng)濟去吧！

我就想搞建設，讓我去白銀開礦。”

這話聽著樸實，其實是一個老兵跟硝煙徹底的割席，也是想換個活法，當個“工頭”。

他不想再去管那些讓他腦仁疼的部隊改造，也不想坐在機關大院里喝茶看報。

他要去白銀，因為那是國家“一五”計劃盯著的大項目。

雖說肩膀上沒星了，屁股底下沒大紅椅子了，但他手里攥著的，是新中國工業(yè)的一條大動脈。

后來一看，這就叫硬核。

他真就成了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一把手，既是書記也是經(jīng)理。

在那漫天黃沙里，他不再是那個因抗命被撤職的旅長，也不再是那個看著兵跑光而干瞪眼的政委。

他是那個打地基的人。

在白銀，他這一猛子扎下去就是四年。

這四年，白銀公司從一片荒涼變成了有色金屬的基地。

等到1958年，因為干得太漂亮，他又被調回蘭州，當上了甘肅省委常委、副省長，專門管冶金、錢袋子和生意。

你看，轉了一大圈，他又回到了省部級副職的位子上。

但這回回來，他是挺著腰桿子回來的，手里有貨，底氣就是足。

誰知道，老天爺愛開玩笑，好事壞事總是攪和在一起。

他在白銀那四年玩命的干，后來竟然成了別人攻擊他的把柄。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有人整了黑材料，說他在白銀那會兒“有問題”。

在那特殊的年月，哪怕是一丁點灰塵都能被吹成沙塵暴。

上面直接扣了個大帽子——“典型的修正主義分子”。

1965年，那是暴風雨來的前夜。

黃羅斌一下子被降了四級，直接被掃地出門，趕出了省委大院。

從高官一下子摔到了泥坑里。

這一回的疼，比當年西府戰(zhàn)役被撤職還狠，比獨立2師散伙還讓人心寒。

要是當年他選了留部隊，1955年怎么也是個少將。

要是選了坐機關，仕途沒準順風順水。

偏偏他選了最苦最累的那條道，結果還在那條道上翻了車。

虧嗎？

要是按升官發(fā)財那套俗理兒算，這買賣簡直虧到姥姥家了。

可要是把時間軸拉長了看，這賬就得換個算法。

被擼下來的黃羅斌沒就此趴下。

他硬是熬過了那段最難的日子，一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出山。

復出后，他先是被派到新疆，當了自治區(qū)黨委常委、副書記、書記。

到了1983年，他又殺回甘肅，當了省政協(xié)主席、省顧委主任，最后在1987年還當上了中顧委委員。

等到晚年，他回頭看1954年那個十字路口，估計心里頭一點都不后悔。

因為將軍這頭銜，歷史上多得是；省委書記也是換了一茬又一茬。

但在那個一窮二白的年代，能在戈壁灘上硬生生砸開中國有色金屬大門的人，滿打滿算也沒幾個。

當年他躲開了那個讓他鬧心的“戰(zhàn)場”，卻在另一個戰(zhàn)場上，打贏了一場硬仗。

對于一個老紅軍來說，沒有什么比“建成了”這兩個字，更像是一枚沉甸甸的勛章。

信息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