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搖與龜裂中尋找立足點

回首2025年，全球格局劇烈動蕩：特朗普第二次就任美國總統，推動更強硬的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從歐洲大踏步撤退，轉而在南美洲加緊圍堵委內瑞拉；中東沖突雖有局部停火，但加沙、黎巴嫩、敘利亞創傷深重，伊朗核問題再度緊張；俄烏戰爭進入膠著狀態，美國主導的停戰和談進程使歐洲與烏克蘭疑慮重重；中美科技與貿易摩擦升級，全球供應鏈重構加速；AI國際治理碎片化，數字鴻溝擴大社會分化；全球貿易體系加速崩解，WTO改革停滯無解，區域協定與經濟武器化并行，資源有限感知放大全球零和博弈……

國際政治經濟局勢中的這些變局，并非突然發作，而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資本主義周期性轉型的延續：從后金融危機時期的新自由主義幻滅，到疫情后國家干預的回歸，再到2025年“有限性資本主義”全面顯現——資源、市場、空間被視為越來越稀缺的資源，從而引發壟斷、保護主義與“武裝貿易”的沖動。曾經的全球化、自由化、民主化的“堅實地面”——多邊主義秩序、全球化紅利、和平紅利——正在動搖甚至龜裂。我們眼前的這個世界，似乎需要尋找新的立足點。

我的2025年閱讀，聚焦于上述國際政治經濟領域，其中優秀著述不勝枚舉，限于篇幅，以下略述“啟予良多”的兩種著作。希望這些著作能夠有助于我們在時代的劇變中尋找立足點，全面、深入地思考全球化世界中的權力與強制、沖突與合作、歷史與現實、危機與未來。

一、被沒收的世界：有限性資本主義

2025年1月，法國弗拉馬里翁出版社推出法國經濟史學者阿諾·奧蘭（Arnaud Orain）的著作《被沒收的世界：論有限性資本主義（16-21世紀）》。

Le Monde confisqué. Essai sur le capitalisme de la finitude (XVIe-XXIe siècle)

Arnaud Orain

FLAMMARION

2025

該著是對500年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冷峻診斷和悲觀預期。奧蘭認為，當人類終于觸及地球的物理邊界，當全球經濟無限增長的幻夢破滅，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從“開放流動”退回到“封閉圍墾”，從“隱形掠奪”轉向“顯性沒收”，從“自由貿易”滑向“武裝貿易”。奧蘭用“有限性資本主義”（capitalisme de la finitude）這個概念，命名了這個時代的本質：資源不再無限，空間不再透明，貿易不再是共贏，而是存量爭奪的零和博弈甚至負和博弈。

奧蘭在該著開篇寫道：“新自由主義已經終結。對自由貿易、競爭機制的質疑，以及對自給自足經濟觀念的回歸；私人壟斷的急劇擴張，這些壟斷已演變為公司-國家；海洋自由受到嚴重損害；全面再武裝與沖突激增；對土地、礦產與生物物種的新一輪搶奪——所有這些現象共同昭示，全球資本主義正在發生一場深刻突變：它既是全新的，又極其古老。”

奧蘭認為，自十六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經歷了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二者交替出現。一種是所謂“自由資本主義”；另一種類型——有時被稱作“重商主義”——即奧蘭所謂的“有限性資本主義”。奧蘭對有限性資本主義的定義是：大規模的海洋與領土攫取行動，由民族國家和私人公司聯合開展，旨在壟斷各種資產——土地、礦山、海域、被奴役人口、倉庫、海底電纜、衛星、數字數據，目的是在競爭原則之外攫取租金收入。

奧蘭強調，有限性資本主義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海洋的封閉與私有化，這一過程要求海軍與商船之間建立緊密聯系，甚至模糊二者的界限。第二，市場機制被降格，甚至完全排斥。自由價格、多邊貿易與競爭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是帝國式交換區、壟斷、卡特爾與暴力脅迫。第三，通過公共與私人公司掌控世界空間（物理空間與網絡空間），構建正式或非正式的“帝國堡壘/孤島”（silos impériaux）。五個世紀以來，有限性資本主義的驅動力，一直是由精英制造并散布于公眾的焦慮情緒：世界是“有限的”，必須在緊迫感中迅速搶占。

具體而言，奧蘭把“有限性資本主義”劃分為三個長時段周期： 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1880年至1945年，2010年至今。

第一周期（十六世紀至十八世紀）是“特許公司的時代”：荷蘭與英國東印度公司、法國西印度公司等“公司-國家”通過暴力、壟斷與主權委托，在全球范圍內建立“倉庫體系”（système des entrep?ts），將海洋封閉為帝國私有財產，將土地、奴隸與香料轉化為租金，而非利潤。奧蘭強調，這一時期的所謂“商人”機構，從來不是商業實體，而是行使主權暴力的殖民機器，它們的最高目標不是“貿易自由”，而是通過武力與法律壟斷稀缺資產，抽取永久租金。

第二周期（1880年-1945年）是鍍金時代與帝國主義的高潮。鐵路、蒸汽船、港口與倉儲網絡的擴張，讓商業資本重新凌駕于工業資本之上；殖民地公司（如尼日爾皇家公司、英國南非公司）直接行使警察、司法與稅收權力，將“貿易”變成赤裸裸的掠奪與奴役。奧蘭用大量檔案材料證明：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并非市場自發，而是國家與資本合謀的強制圍墾——土地圈占、人口遷移、強迫勞動、森林毀滅，都是為了將全球資源轉化為宗主國的“幽靈資源”。

第三周期（2010至今）是我們當下正在面臨的現實。我們正經歷一場“再初級化”的全球運動：海運巨頭（如馬士基、MSC）通過垂直整合港口、倉庫與物流鏈，重新掌控全球供應鏈；科技公司（谷歌、Meta、亞馬遜）通過海底電纜、衛星與數據中心“殖民”數字空間；大國通過關稅壁壘、技術封鎖與關鍵礦產爭奪，建立“帝國堡壘”。這一周期的核心邏輯是“顯性沒收”——不再依賴金融與法律杠桿的“隱性沒收”，而是直接通過國家力量、“公司-國家”與私人武裝，在物理空間上重新劃界、圍墾、壟斷。土地、港口、礦藏、數據、衛星——所有稀缺資產都成為“租金機器”，成功不再取決于創新或競爭，而取決于誰能最先、最徹底地占有“租金收益”。

奧蘭在該著中沒有提供廉價的解決方案，也未訴諸道德憤怒，而是不斷追問：當“無限”神話破滅，當增長觸及天花板，資本主義是否必然退化為“武裝貿易”與“帝國堡壘”的叢林狀態？

他的回答是悲觀的：是的，至少在可見的未來是這樣。因為“有限性”不是技術問題，而是存在論的問題——人類一旦承認資源有限，就再也無法假裝“所有人都有份”。于是，貿易退化為爭奪，合作退化為圍堵，自由退化為堡壘。

奧蘭在該著的結語中總結說，西方未來幾十年最可能的情景，是持續的悲觀而好戰的有限性資本主義。有限性資本主義的口號是：“不再有足夠的資源分給所有人！”因此“不再關注增長問題”。有限性資本主義會召喚古代的所謂四元素經濟學，并力爭控制這些元素：水（海洋）、土（土地與地下）、空氣（空間與網絡）、火（戰爭）。但是，有限性資本主義更常見的特征，是“既非戰爭也非和平”的狀態：海洋越來越封閉與私有化，強大的海軍武裝護航“貿易”，或懲罰性地封鎖對立方（比如委內瑞拉）的海上經濟命脈；“帝國堡壘”武裝對立，以占有物理與網絡空間；國家與“公司-國家”間主權沖突激增；而最終將傾向于使用赤裸裸的戰爭暴力。

當我們目睹此前數年頻繁上演、迄今未絕的國際關稅大戰、技術封鎖、海上圍堵與“帝國堡壘”等諸多“大戲”時，奧蘭此著就像一面冷峻的鏡子，映照出當下陰郁的現實。

二、曾經與未來的世界秩序

2025年，紐約基本出版社（Basic Books）出版了美籍印度裔學者阿米塔夫·阿查里亞的著作《曾經與未來的世界秩序：為何全球文明能在西方衰落的情況下幸存》。該著既是一部跨越5000年世界秩序史的宏大歷史敘事，也是一場對西方中心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大略清算，是對后西方時代世界秩序的大膽預言。

The once and future world order : why global civilization will survive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Amitav Acharya

New York：Basic Books

2025

該著的核心命題是：世界秩序并非近代西方的專屬發明，西方主導的短暫中斷終將結束，而全球文明將在多中心、多文明共存的新常態中繼續前行。阿查里亞拒絕了兩種流行的末世論：一種是西方保守派哀嘆的“西方衰落即文明終結”，另一種是部分現實主義者預言的“多極世界必然導致無序與沖突”。他指出，西方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大致從1815年維也納會議到1945年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只是人類漫長歷史中的一個插曲。當這一插曲走向尾聲時，人類并非回歸“霍布斯叢林”，而是回歸歷史常態：多文明、多中心的共存秩序。

阿查里亞以他的“多中心世界秩序”（multiplex world order）為核心概念，構建了全書的理論骨架。他認為，未來的世界不是單極、兩極或多極的簡單線性延續，而是一個“多重劇場”（multiplex）——不同文明、國家、非國家行為體在不同議題領域分別扮演領導角色。中國可能主導經濟與基礎設施，印度塑造數字規范與南方團結，歐盟維護人權與環境標準，非洲聯盟在氣候正義與資源治理中發出更強聲音，而伊斯蘭世界、拉美、東南亞等則在各自文化與歷史脈絡中貢獻規范與實踐。這種秩序不是“無政府狀態下的權力平衡”，而是“文明交匯”的結果：知識、技術、規范在全球多向流動，沒有單一霸主，卻充滿活力與韌性。

該著開篇部分的篇章闡述前現代秩序的重構。阿查里亞帶領讀者穿越5000年，從蘇美爾與古埃及的城邦聯盟，到古代印度的共和“ganasanghas”（人民大會，公元前六世紀已存在的民主實踐），從中國的“天下”體系（強調道德-文化互惠而非武力征服），到波斯帝國、伊斯蘭黃金時代的貿易網絡，再到非洲王國與美洲原住民的部落治理，展示了非西方世界早已發展出復雜的秩序規范、外交規則、跨文明合作與和平機制。這些秩序形式多樣，但都實現了某種程度的“全球性”——它們并非封閉的帝國，而是通過朝貢、貿易、海上網絡與文化交流連接世界的“多元中心”。

中間的篇章則聚焦西方的“中斷”。阿查里亞強調，威斯特伐利亞主權國家體系、殖民帝國、兩次世界大戰、冷戰與后冷戰自由主義秩序，表面上是西方“普世價值”的勝利，實質上是建立在種族等級、殖民掠奪與暴力征服之上的單向霸權。西方崛起中斷了全球多元秩序的自然演化，將世界強行納入以白人優越論為基礎的等級體系。

最后部分的篇章轉向當代與未來。阿查里亞分析了西方相對衰落的現實：經濟占比下降、政治極化加劇、軟實力流失、內部合法性危機。同時，全球南方崛起、區域組織活躍、非西方規范擴散（如中國“一帶一路”、印度數字主權倡議、非洲氣候正義訴求），標志著世界多中心秩序的萌芽。他強調，這種轉變并非“文明沖突”，而是文明的重新交匯——亞洲美食全球流行、非洲音樂影響西方、伊斯蘭金融模式進入主流，都是多向流動的證據。阿查里亞呼吁，西方對此無須恐懼衰落，而應與“其余世界”合作，共同塑造更包容、可持續的全球秩序。

該著出版后，廣受關注，但也招致批評者的抨擊。比如，阿查里亞對多中心秩序的樂觀預期，可能低估了文明間規范沖突的風險——例如在人權、民主、性別平等、宗教自由等議題上的深刻分歧，這些沖突和分歧可能導致無解的對抗和升級的暴力，而非和諧交匯。該著對古代非西方秩序的理想化傾向較為明顯，部分案例（如中國朝貢體系）在歷史上也包含等級與強制成分，被批評為“浪漫化”前現代國際關系。另外，作者對“如何具體構建多中心秩序”的操作路徑論述較少，可行的政策藍圖相對薄弱。

盡管如此，該著仍然展示了富有啟發性的歷史視野，提供了“另類他者”的未來展望。它明確強調，西方的衰落不是全球秩序的末日，而是回歸歷史常態的機遇；全球文明在5000年中從未依賴單一霸權，也不會因其缺席而崩潰。相反，當多文明重新交匯，當知識與規范多向流動時，人類或許才能真正擺脫單極帝國的夢魘，走向更具包容性、更富有韌性的未來。人類可以在多中心的世界，在相互依存中，找到新的和平、豐裕與安寧。

三、陰郁的預言？未來的秩序？

奧蘭在《被沒收的世界》一書的結尾，發出了陰郁而沉重的警示之音：有限性資本主義不需要、不支持甚至排斥民主制度，而是傾向于釀成永久的“灰色戰爭”，即長期膠著、僵持不下的非熱戰、非和平的資源爭奪；2025年之后的世界，將從全球化的豐?；糜X，走向有限性資本主義的焦慮對抗與無果的僵持，因為“沒有足夠的資源分給所有人”。

面對奧蘭“有限性資本主義”的陰郁預言，我們能夠像阿查里亞那樣，期待或想象“反者道之動”式的“不乏爭議的”“未來秩序”嗎？面臨全新的歷史困局，我們能夠尋找到新的立足點——超越有限性資本主義的歷史大長周期，基于“天下一家”的全球共同價值觀，繼續促成世界的普惠性發展、包容性增長和全球性共同福祉嗎？

在即將到來的劇變中，希望我們不僅是應對者，更是引領者。

（作者系社會文化學者）

（作者 劉軍）

劉軍

博士。曾任日本多所大學、研究機構研究員和訪問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文學與文化研究、社會文化比較研究、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等領域，在相關領域著述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