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廣告宣傳冊里藏著“百駿圖”

（來源：安徽新聞網）

轉自：安徽新聞網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河中，馬始終是備受寵愛的文化符號。它是馳騁疆場的伙伴、奔走四方的助力，也承載著人們對速度與力量的向往、忠誠與勇氣的褒獎。《詩經》中的“四牡骙骙”，寄托著宦游者對家鄉的思念;《莊子》中的“若白駒之過隙”，體現了哲人對速度的認識。烏騅、赤兔的故事，與千古名將共同流傳;田忌賽馬、千金市骨的智慧，在典籍中閃耀并照進現實。馬憑借其在古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當之無愧地被列為 “六畜”之首;“馬八尺為龍”“龍馬精神”的說法，更蘊含著中華民族銳意進取、奮發向上的民族精神。

丙午馬年將至，安徽省圖書館內那些與馬相關的藏書也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其中一部就是出自明代徽州的珍貴古籍《方氏墨譜》。

明代的廣告宣傳冊

說起墨譜，現代人可能會覺得陌生。

要解釋墨譜，首先要提到墨。中國古代“文房四寶”筆墨紙硯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墨，就是用煙料(松煙、油煙或炭黑)和膠(動物膠或植物膠)，輔以香料、藥材等制成的固體物。寫字之前，在硯臺的凹坑里倒入少許清水，然后握墨蘸水研磨，當化開的墨達到需要的濃度后即可用于寫字作畫。

據目前的考古發現，人工墨的出現不晚于秦代。到了東漢時期，人們開始使用墨模將墨鑄成特定的形狀，常見的有長方體、圓柱體、橢圓體、八角體等，墨的形狀也因此變得規整起來。再后來，又開始在墨模上雕刻各種圖案，這樣制成的墨錠上也會有相應的圖案，不但可以使用，而且適合欣賞把玩。所謂墨譜，就是將墨錠的形狀和裝飾圖樣摹繪出來，分門別類，集中刊印成書。

從時代來說，中國的制墨工藝在明代尤其是在萬歷年間達到頂峰，后人稱之為“墨之在萬歷，猶詩之于盛唐”;從地域來說，自從唐末制墨名家李超、李廷珪父子南遷至歙州采松制墨，徽墨開始名揚天下，逐漸形成一騎絕塵之勢。所以中國古代“四大墨譜”均為明代徽州出版，分別是《方氏墨譜》《程氏墨苑》《方瑞生墨海》《潘氏墨譜》。

這其中，《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分別是制墨大家方于魯和程大約所制墨錠的精品圖案合集;《方瑞生墨海》除了方瑞生本人的制墨圖案外，還涵蓋了古墨的造型以及相關的傳說內容，更加豐富多樣，主打的是收藏鑒賞;《潘氏墨譜》則側重于制墨工藝的講解，通過插圖和南唐制墨名家李廷珪墨圖案造型的展示，向讀者展示制墨的流程與技術。

安徽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工作人員葛小禾介紹，該館館藏的《方氏墨譜》在今天來看非常珍貴，曾入選首批《安徽省珍貴古籍名錄》《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等，但在當時《方氏墨譜》只是方于魯的制墨產品廣告宣傳冊。不過，當年要做一本精美的宣傳冊并不像今天這樣容易，所以方于魯鄭重其事花重金延請了當時的文化名流汪道昆、王世貞、屠隆等撰寫評論文章，著名畫家丁云鵬、吳廷羽等繪圖，名刻工黃德時、黃德懋等人刻制上板，最終刊印成《方氏墨譜》。

中國現代著名的文物收藏鑒定家、藏書家鄭振鐸因此評價《方氏墨譜》:“以大畫家之設計，而合以新安刻工精良絕世之手、眼與刀法，斯及兩美具，二難并，遂形成我國版畫史之黃金時代焉。”

師徒間的商業競爭

明代四大墨譜中，以《方氏墨譜》和《程氏墨苑》最為有名，這兩部書又被合稱為“墨譜雙璧”。

山東大學文史哲學院教授徐傳武認為，方于魯的“墨譜”，最初可能是隨印隨贈客戶的，所以沒有確切的截止年代。在萬歷十六年(1588)前后才結集印行。

安徽省圖書館所藏的《方氏墨譜》共六冊，明萬歷徽州方氏美蔭堂刻本。這部書將墨模上的圖案分成了六大主題，分別是國寶、國華、博古、博物、法寶、鴻寶，集中展示了385款取材于歷史故事、神話傳說、儒釋道三家經籍，具有美好寓意的形象圖案，配合名家題寫文章手書上板，設計精巧，刻劃傳神，筆力飄逸。

這種“形文畢陳，圖詠并載”的形式，使《方氏墨譜》成為一部極具藝術鑒賞收藏價值的綜合性圖譜。

《方氏墨譜》問世17年后，徽州另一位制墨大師程大約于萬歷三十三年(1605)刊印了內容更豐富精美的《程氏墨苑》，被鄭振鐸贊為“此‘國寶’也!人間恐無第二”。《程氏墨苑》展示的墨錠圖樣達到520款，其中更有56款圖案用的是彩色套印。此外，《程氏墨苑》的墨樣中還有四幅西洋版畫，內容與基督教有關，相關研究表明其中一幅為利瑪竇贈送程大約之作，這是明代中后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其實，程大約和方于魯還曾是師徒關系。方于魯就是向程大約學的制墨，后來兩人產生矛盾，方于魯自立門戶。兩人不斷改進制墨技術，發揮創造潛能，在商業競爭中勢均力敵、互有勝負。這樣的競爭，既推動了徽墨品質的提升，也促進了徽州制墨業的發展。

明代版畫是我國版畫藝術的鼎盛時期，其成就不但超越此前的宋元，也勝過其后的清代。保定市收藏鑒賞家協會古籍善本委員會主任張旭指出，徽派版畫在明萬歷年間完成了從民間藝匠創作到文人畫風格的轉變，《方氏墨譜》就是這一階段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而《程氏墨苑》刊行時，徽派版畫已完成風格的轉變，正如日中天。他比較這兩部書:《方氏墨譜》在徽派版畫形成過程中的引導、示范作用，是《程氏墨苑》難于比擬的，但《程氏墨苑》在編例、分類、繪鐫等方面則青出于藍，更勝于藍。兩部墨譜在徽派版畫史上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方氏墨譜》中的“百駿圖”

馬是中國文化的寵兒，《方氏墨譜》作為版畫集的一種，里面自然少不了馬的身影，其中有12幅與馬相關的版畫，占比超過3%。這12幅分別是:“皇澤馬”“元戎”“黃金臺”“天馬”“文昌宮”“應圖求駿馬”“八龍之駿”“百子駿”(分為兩幅畫)“三獸渡河”“白馬馱經”“受茲介福”。這12幅關于馬的版畫中，僅“百子駿”分成的兩幅圖畫，每幅里有50匹馬，合在一起就是“百駿圖”。

從《方氏墨譜》關于馬的圖畫中，也可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里廣泛流傳的與馬有關的故事，涉及到了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比如“天馬”“元戎”涉及戰爭，“黃金臺”“應圖求駿馬”涉及政治，“文昌宮”涉及道教信仰，“白馬馱經”則屬于佛教典故。

其中畫馬最多的三幅畫就是“八龍之駿”和“百子駿”。

八龍之駿，顧名思義，畫的是八匹馬。相傳周穆王游昆侖山時，為其駕車的有八匹良馬，即八龍之駿。這八匹馬各有名字，而且在不同的典籍中名字不同。在《方氏墨譜》中，這八匹馬的名字用的是《穆天子傳》中的記載:驊騮、騄耳、赤驥、白羲、渠黃、逾輪、盜驪、山子。八龍之駿也是后來畫家喜歡畫八駿圖的來源。

安徽省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劉筱元表示，安徽自古就有一些畫馬大師，最有名的當數北宋畫家李公麟。按照現在的行政區域劃分，李公麟是安徽舒城人，他的名作《五馬圖》畫的是北宋元佑初年西域邊地進獻給宋哲宗趙煦的五匹西域名馬。其“以線寫骨，以筆墨寫肉”的畫法影響了后世包括徐悲鴻等在內的很多大畫家。這幅畫流傳有序，在南宋和清代時曾由皇家收藏，現在是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館藏文物。

《方氏墨譜》中畫馬最多也最精妙的是“百子駿”圖。“百子駿”圖分為兩幅，在制作墨錠時分別呈現在墨錠的正反兩面。兩幅圖共刻畫了100匹駿馬，其姿態各異，氣韻生動。

安徽省圖書館歷史文獻部工作人員周亞寒介紹，“百子駿”圖的立意來源于北宋時期一位名臣鮮于侁。鮮于侁(1018-1087)，字子駿，四川閬州人。他中進士后，選調為地方官的第一站就是安徽黟縣，后來又被派到今天的四川、江蘇、山東、河南等地擔任負責物資調運及財稅統籌等官職。蘇軾曾評價鮮于侁，說當官有三難:“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即上對朝廷不枉法、中對親友不徇私、下對百姓不傷害。但這三點，子駿都做到了。當鮮于侁被調到現在的山東任職時，司馬光對身邊的人說:“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乎!”意思是，要是有上百個像子駿這樣的官吏遍布在全國各地治理地方就好了。

《方氏墨譜》中的“百子駿”圖以100匹馬比喻“百子駿”，憑借非凡的構思與高超的雕工，將神態各異的駿馬群像凝聚于盈握之間，展現了明代徽州繪畫與雕刻的高超技藝，也反映了人們對良法善治、國泰民安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馬與安徽文化的不解之緣

馬的吉祥寓意，幾乎滲透了中國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傳統婚禮中，“龍馬迎親”的儀式承載著對新人百年好合的祝福;從古至今，人們以“千里馬”喻指英才。現在每逢馬年，剪紙中的奔馬、春聯里的“馬躍前程”、年畫中披紅掛彩的駿馬，無不烘托著積極喜慶的氛圍。

劉筱元認為，中國人喜歡馬，與馬代表的精神有關，這些精神包括奮進、赤誠、敢于擔當、不辭勞苦、忍辱負重等。他介紹自己的繪畫生涯就是從畫馬起步，當時他還只是一個初中生，在合肥四牌樓的工藝美術商店里看到一幅徐悲鴻畫的八駿圖，特別喜歡，于是就在店里觀察，然后回家憑著記憶臨摹，細節不清楚就再回店里看，來來回回跑了至少有幾十趟。劉筱元還介紹，自己能從一名普通勞動者一步步成長為一名畫家，除了自身的熱愛與努力，也要感謝很多賞識和提攜他的人，“雖然我算不上千里馬，但也具有部分千里馬的品質，那些幫助過我的人都是我人生中實實在在的伯樂。”

安徽文化作為中國文化的有機構成部分，與馬的緣分也跨越千年。馬在安徽的歷史舞臺上，最先大規模地登場是以“戰略重器”的身份。元代以前，江淮之間的丘陵地帶因濕熱氣候并不適宜養馬，但王朝更迭的烽火讓這里誕生了南方罕見的規模化馬場。元廷打破“國馬牧于北方”的慣例，在淮西地區(今安徽江淮之間)有體系地謀劃馬政，設立了眾多馬場，其中位于現合肥地區的廬州馬場規模最為龐大，所占面積達到數萬畝之多。元廷從北方河套地區以及西域引進了河曲馬、曳斯馬等優良品種馬匹，這些馬匹身體強健，耐力良好，適應能力很強。元廷還對養馬技術予以改進，據《元史》記載，馬場每月寅日要給馬補充鹽分，以此預防因濕熱氣候引發疫病。彼時的廬州，“白馬誰家子，綠轡縵胡纓”的景象隨處可見，數千匹戰馬每年從這里奔赴南方戰場。

不過最終，這個馬場也成了元朝的“掘墓人”。朱元璋攻占廬州后，接管了完整的養馬體系，組建起精銳騎兵，在鄱陽湖之戰中以騎兵側翼突襲扭轉戰局，為大明一統天下奠定基礎。明初延續馬政，廬州21處馬場與民間養馬制度并行，造就“軍馬百萬”的盛景，那些留存至今的“小馬場巷”“青龍廠”等地名，仍在訴說著當年的馬事興旺。

安徽16個地級市中有一個馬鞍山市，其得名有兩個說法，一說源于楚霸王項羽的坐騎馬鞍落地化為一山的傳說，一說是因為當地地形像馬鞍形狀，不管如何，都與馬有關。

亳州利辛馬店孜鎮的馬氏社火，作為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將馬的靈動與民間藝術完美融合。明清時期，馬店孜鎮作為官道驛站，車馬絡繹不絕，馬氏族人將山東社火與淮北花鼓結合，創造出踩高蹺、跑旱船、舞龍舞獅等多彩節目。表演時，踩著丈余高蹺的藝人如駿馬奔騰，隊形變幻間 “剪子股”“魚喝水”等套路精彩紛呈。

騰越千年的駿馬，早已融入安徽人的骨血，成為地域文化中生生不息的力量，在新時代的征程中，依舊躍動著奮進的節拍。

安徽商報 元新聞記者 陳衛華 王素英 任逸瑋

通訊員 周亞寒 葛小禾 文/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