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松等：內外貿一體化的制度型開放進路——以標準對接與引領為視角

王孝松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

宋浩雯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轉載自2月2日開放導報雜志微信公眾號。

本文字數：10459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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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連接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關鍵紐帶，標準體系的對接與引領不僅關乎貿易便利化的實現，更對提升我國產業鏈供應鏈韌性、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具有深遠的戰略意義。長期以來，國內外市場的標準差異構成了阻礙要素自由流動的隱形壁壘。一方面，外貿企業在轉向國內市場時，常面臨標準轉換帶來的重復檢測、認證成本增加等問題；另一方面，內貿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也因不熟悉國際標準規則而遭遇市場準入障礙。這種標準體系的割裂，不僅提高了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國內外市場的供需錯配，制約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充分發揮。當前，全球經貿規則正經歷深刻重構，數字貿易、綠色低碳等新興領域的標準競爭日趨激烈。這既對我國標準體系建設提出了更高要求，也為我國通過標準引領實現“彎道超車”提供了機遇。推動國內國際標準體系的對接與引領，不僅能夠幫助企業更好地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還能將我國的產業優勢、市場優勢轉化為標準優勢，增強我國在全球經貿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本文立足于標準對接與引領視角，探討以標準對接與引領促進貿易一體化的機制與路徑，以期為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提供相關參考。

一、標準對接與引領是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核心組成

1、我國標準轉化與參與水平不斷提高

標準是國際公認的國家質量基礎設施和世界通用語言。深度參與并積極引領國際標準制定，已成為一國提升產業競爭力、維護產業鏈安全、贏得全球市場話語權的戰略舉措。近年來，我國在國際標準舞臺上的角色正經歷從被動追隨者到積極貢獻者，部分領域向領先并跑者邁進的關鍵階段。

隨著我國對標準對接工作的重視與持續投入，國際標準轉化率穩步提升。《中國標準化發展年度報告（2023年）》顯示，2023年國際標準轉化率已提升至82%，這表明我國對國際通用標準的吸納與整合能力不斷增強，多數基礎性、通用性國際標準已在國內體系中得到系統性引入和應用。此外，我國也積極與其他國家開展標準化國際合作，標準化國際合作水平不斷提升。截至2023年底，我國與65個國家、地區標準化機構和國際組織簽署了108份標準化雙多邊合作文件，其中與47個“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簽署57份合作文件。

從領域來看，我國在關鍵技術領域的標準供給持續增加。我國企業早期參與的國際標準對接多集中于基礎零部件、材料等傳統工業領域，目前我國已將資源聚焦于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碳達峰碳中和等關乎未來全球競爭格局的戰略性新興領域。例如，截至2024年5月，我國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量全球占比超過42%，我國移動通信探索形成了“超前預研、標準引領、體系創新、網絡先行、應用賦能”的發展模式。同時，在關乎國計民生與未來競爭力的集成電路、清潔能源、生物技術等關鍵和新興技術領域，同步部署了200余項國家標準的研制任務，旨在搶占未來產業發展的制高點。這一趨勢在各層級標準中也均可以得到體現：2023年新增備案的行業標準中，45.9%屬于戰略性新興產業；新增公布的團體標準中，該比例更是高達50.3%；企業自我聲明公開的標準中，有38.5%涉及新興產業。我國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標準參與深度與廣度顯著提高，成為塑造國際競爭新優勢的戰略支點（李文文和郎麗華，2024）。

此外，中國在國際標準舞臺上的角色正從國際標準的被動“采納者”向主動“制定者”和“引領者”邁進，實質性參與度與話語權得到顯著提升。一方面，我國專家在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和國際電信聯盟（ITU）等核心機構中擔任技術機構主席、秘書等關鍵職務的數量持續增長，對我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具有一定的正向影響。另一方面，截至2023年底，國內已有2003家企業的3631項標準成為“領跑者”，覆蓋893類產品及服務。這不僅推動了國內產品質量與服務水平的提升，更培育了一大批有能力、有經驗參與甚至主導更高層級標準制定的企業，為我國從“采標”轉向“制標”和“引領”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深入推進內外貿一體化對標準對接與引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十五五”規劃指出，“強大的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托，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近年來，全球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世界經濟復蘇乏力的態勢愈發明顯，外需增長勢頭不如從前強勁。與此同時，逆全球化思潮的抬頭更進一步阻礙了世界經濟的復蘇。在貿易領域，保護主義明顯上升，美西方國家通過加征高額關稅、設置貿易壁壘等手段，限制外國商品和服務進入本國市場，以保護本國產業和就業。在此背景下，我國企業需要加強國內市場開拓，降低對國外市場的依賴，避免較大的外部需求沖擊給企業經營所帶來的不利影響（董志勇和李成明，2020）。

為切實刺激消費、擴大內需，“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強化品牌引領、標準升級、新技術應用，推動商品消費擴容升級，打造一批帶動面廣、顯示度高的消費新場景”。在標準升級方面，我國企業整體而言在國際標準對接中已取得了較大的進展，然而也需認識到，在打通標準銜接、市場互通、規則深度融合等方面仍面臨一定挑戰，需在后續工作中予以重視并持續推進。從現實情況來看，在企業進行國內外市場開拓與轉換的過程中，不同國家與地區在技術標準、認證流程和監管要求上的不一致，極大地增加了企業跨國經營的成本與復雜性，對推進內外貿一體化形成了阻礙。與國外標準相比較，國內部分行業的標準體系滯后，難以適應技術快速迭代和全球市場變遷的需要。這種差異導致國內企業在轉向國際市場時，常常需要重新調整產品設計與生產工藝，提高了企業的研發與制造成本。此外，試圖從外貿轉向內銷的企業也面臨類似的困境，其產品雖已滿足國際標準或出口目標國標準，但進入國內市場時，常需依據國內強制性標準或推薦性標準，由國內指定的檢測機構進行新一輪的全項目檢測。從國外各國的標準比較來看，同一產品若想同時進入不同市場，往往也面臨多重標準帶來的合規負擔，針對不同市場的不同認證標準要求企業投入大量時間、人力和資金。這種重復性檢測與審批不僅推高了企業的運營成本，還可能因認證周期過長導致產品錯過最佳上市時機，最終削弱了企業推進內外貿一體化的動機（張武康等，2025）。

二、以標準對接與引領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邏輯機理

1、降低企業認證成本與生產成本

企業的國內外標準對接一致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減少重復檢測認證的成本。當企業能夠以一套標準、一次檢測、一次認證同時進入多個市場時，其制度性交易成本將顯著下降，從而激勵企業積極參與內外貿一體化。

從生產成本的角度來看，為同時滿足不同市場的標準要求，許多企業被迫放棄規模化生產模式，選擇建立專供國內與專供海外的兩條或多條生產線。這種分線生產的方式雖能解決合規問題，卻導致生產資源的碎片化，企業無法實現規模經濟，最終削弱了企業的價格競爭力。除生產線布局外，針對國內外不同市場的產品，企業還需要根據不同的標準采購不同的原材料、中間品，并且進行差異化的庫存管理，這種運營流程的復雜化，直接增加了企業的人力與管理成本，降低整體運營效率。

2、助力企業構建市場信任，提升競爭優勢

在品牌影響力方面，內外貿企業都面臨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不足問題。長期依賴加工貿易的外貿企業多采用“兩頭在外”的訂單化生產模式，嵌入國際品牌商的代工鏈條，缺少自有品牌建設及資源積累。這類企業在嘗試轉向國內市場或構建自主國際品牌時，面臨市場對該品牌熟悉度不夠、品牌影響力弱的問題。對于內貿企業而言，雖然其相較于外貿加工企業有著一定的生產銷售經驗以及國內客戶積累，但在打入海外市場時，仍面臨品牌國際知名度低的情況，難以在短時間內獲取國外消費者的信賴。

而標準就是品牌能力的一種體現，國際標準或國內外互認的標準為企業產品品質提供了直觀、可信的依據。當一家企業的產品標注其同時符合歐盟標準、美國標準與中國標準等多種標準時，可以向市場傳遞其品質經過多重權威驗證的信號，更快地建立消費者對該品牌的信任，為企業進行品牌營銷和市場開拓奠定基礎。對于拓展國外市場的企業而言，滿足國際標準能在較大程度上為企業開拓市場、贏得消費者信任提供幫助。對于出口轉內銷企業而言，實施“同線同標同質”后，這些企業可以將曾經專供國際市場的優質產品直接投放至國內市場，憑借“出口品質”贏得國內消費者的青睞（李文文和郎麗華，2024；孫浦陽，2025）。

對于能夠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甚至引領國際標準制定的企業而言，參與或引領標準制定本身就是品牌實力與技術水平的直接體現，在擴大產品銷售市場的基礎上，該類企業還能夠憑借較強的行業影響力、技術水平與產品質量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與定價主動權，從而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更高的盈利水平（孫銘壕和錢馨蕾，2021）。

3、提高企業供應鏈穩定性

當前，全球經貿環境不確定性較高，地緣政治沖突、貿易限制措施等都可能使依賴單一市場或單一供應商的供應鏈發生斷裂，而標準不一致是阻礙企業快速切換供應商或銷售市場的重要壁壘。在中間品采購方面，兼容的原材料標準、零部件規范等，使企業能夠建立全球化的備用供應商網絡。當原有供應商因自然災害、地緣沖突或經營問題出現斷供時，企業可憑借兼容的標準快速尋找到合適的替代供應商，確保采購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直接適配現有生產線，最大限度縮短供應鏈中斷恢復時間，保障生產的連續性和訂單交付能力。在產品銷售方面，標準兼容能顯著降低企業進入新市場的制度性門檻，當某一出口市場因經濟周期波動、貿易摩擦或地緣政治沖突出現需求萎縮時，企業能夠以更低成本和更快速度實現同一產品在其他海外市場或國內市場的銷售，從而實現穩定經營。

4、激發企業創新活力，對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標準對接能夠為企業提供一個明確的技術追趕目標，企業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國際前沿的技術水平與質量要求，從而為其研發創新指明方向，有效降低企業因標準不明確或標準頻繁變動帶來的創新不確定性與風險，有利于激發企業的創新活力。創新成果一旦形成，其潛在應用可拓展至國內外兩個市場，創新的規模效益和投資回報預期顯著提升，從而對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工藝革新等產生更強的激勵作用。標準對接會對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動形成較強的倒逼效應。對于內貿企業而言，內外貿標準不統一時，在受標準壁壘保護的局部市場環境下，容易因競爭壓力不足而缺乏創新動力。推動國內與國際標準對接，全球范圍內的競爭使得企業的生存壓力大幅提高，過去依賴國內特有標準或較低標準就能盈利的模式難以為繼。為了能夠產出滿足國際先進標準的產品，企業需要持續加大研發投入，全面提升產品性能與質量水平，并對現有的生產工藝、質量管理體系進行全方位的優化與革新（董琴等，2024）。此外，國際競爭壓力有助于推動我國加快淘汰落后產能，將資源配置到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業環節中，這一結構優化有利于提升我國在全球分工中的地位，增強產業鏈的整體競爭力（王維平和牛新星，2021；王靜，2024）。從長遠來看，企業持續的研發創新有利于其從國際規則的“被動適應者”逐步向“主動制定者”的角色轉變，不僅能幫助企業掌握規則制定的話語權，更有助于企業將這種核心優勢轉化為穩定的市場地位和持久的競爭優勢，對于推動內外貿一體化產生正向促進作用。

5、通過產品質量升級與價格優勢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從而提升我國市場供給的整體質量水平

標準對接在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的過程中，可以通過產品質量升級與價格優化等，切實提高消費者福利水平。國內外標準對接后，外貿企業可以在國內市場銷售其出口產品，國外企業也可以更便利地進入中國市場，極大地擴展消費者的選擇，消費者可以更加便捷地享受符合國際先進標準的高品質產品。此外，標準對接激發的競爭效應會驅動市場價格更趨合理，并加速產品創新迭代。當內外貿標準實現對接，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在標準上趨于統一，實質上降低了國際優質品牌和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制度性門檻。更多國際品牌的涌入，與本土企業在同一標準體系下展開市場競爭。為了在競爭中立足，所有企業都必須持續優化供應鏈、提高生產效率、加強技術創新。效率提升帶來的成本優勢，以及競爭加劇帶來的定價壓力，會共同促使企業將部分利益讓渡給消費者，消費者能夠以更具競爭力的價格享受到同等或更優質量的商品與服務。

對標國際市場上嚴格的安全標準與可持續標準，還能提升我國市場供給的整體質量水平。隨著消費觀念的升級，現代消費者的安全、健康、環保觀念顯著增強。為達到國際上更為嚴苛的產品安全、綠色環保標準，企業必須采用更安全的原材料、革新生產工藝、建立更完善的質量追溯體系，這有利于帶動產業鏈的質量與安全水平的提升，從而響應消費者對安全、綠色環保等理念的強烈訴求。此外，對綠色、低碳標準的推廣與應用，推動了可持續消費模式的普及，使得消費者在追求個人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能通過購買決策為環境保護貢獻力量，從而獲得更高層次的心理滿足與幸福感，實現個人福利與社會福利的共同提高。

三、以標準對接與引領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的現實挑戰

1、標準對接高端人才與技術支撐有待強化

為對接國際標準要求，企業需要對現有的產品生產技術進行升級改進，包括對產品核心參數的重新校準、關鍵零部件的替換與改進，以及生產流程的調整等，這一系列變化都需要企業投入大量技術資源進行反復測試與優化，以確保產品在滿足新標準的同時保持競爭力。在當前逆全球化不斷抬頭的背景下，部分國家對高科技技術和產品實施出口管制，對我國企業的技術引進與學習造成了較大阻礙，從而也對企業的研發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才是創新發展的第一資源，標準對接工作需要既精通專業技術，又熟悉國際標準體系，同時具備優秀外語能力和跨文化溝通技巧的復合型人才。這類人才的培養需要較長的周期，而當前我國標準化人才培養體系仍不完善，特別是在標準更新迭代速度較快的新興領域，人才供需矛盾較為突出。對于部分中小企業而言，其往往難以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和發展平臺，因此面臨內部培養人才流失與外部人才引進困難的困境，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業的標準對接能力（張磊和劉泓義，2025）。

為了實現標準對接，企業不僅需要對生產流程、產品技術方面進行相應的改進，還需對內部的業務流程和管理體系進行相應的完善。因此，企業需投入一定的資源與時間進行系統建設和人員培訓，以建立更加規范、透明的質量管理體系，完善從原材料采購到成品出廠的全流程追溯系統，并加強對供應鏈的管控能力。

2、企業在標準對接過程中面臨因研發、技術升級、試錯成本等帶來的巨大資金壓力

為了實現標準對接甚至是標準引領，企業對產品生產的調整涉及技術研發以及設備技術采購等活動。研發活動往往對資金有著持續性的較大需求，這對企業的資金儲備與資金借貸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尤其對中小企業而言，可能面臨融資途徑較少、融資成本較高等困難，對企業開展國際標準對接構成了較大挑戰。標準對接通常要求企業對現有生產線進行技術升級，包括購置新型生產設備、引進精密檢測儀器等，進一步增加了企業的資金壓力。標準對接與引領還需要企業組建涵蓋技術研發、質量管理等多個領域的專業團隊，專業人員的薪酬福利、培訓費用等也是企業的一筆持續性支出。

研發與技術改進活動還會面臨一定的不確定性問題，當研發環節或標準對接過程中的其他環節出現問題時，前期投入的研發、設備和人力成本將難以回收，這種不確定性進一步放大了企業的資金壓力。周期的延長可能直接導致產品錯過最佳市場窗口，造成更大的機會成本損失。

3、全球標準治理體系的碎片化及我國在標準體系制定中的話語權有待提升，使企業在對接與引領標準方面面臨更高制度性成本

盡管近年來我國參與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展，但在實質性主導標準制定方面仍存在明顯短板，眾多領域的國際標準主導權依舊被歐美日等發達經濟體的龍頭企業及機構所掌控。這些主體憑借其先發優勢和技術積累，往往將自身專利技術嵌入標準體系，形成技術壁壘，對我國企業對接以及引領標準產生較大阻礙。全球經貿格局的深刻變革進一步加劇了國際標準互認的難度。近年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主要經濟體之間在科技領域的競爭日趨激烈，一些發達國家出于維護技術優勢和保障產業安全的需要，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采取更為保守的技術合作態度。這種傾向直接體現在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強化上，存在提高市場準入門檻、增設新型認證要求、嚴格原產地規則等現象。隨著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參與越來越多，一些國家可能有意阻撓我國參與國際標準制定，從而阻礙了國際間標準互認進程的推進，增加了我國企業參與國際標準對接的制度性成本，使我國推動內外貿一體化面臨更多外部阻力。

近年來，歐美眾多國家大力推進“再工業化”戰略，實行貿易保護主義，對中國的出口產品加征關稅，不利于中國產品的出口。此外，地緣政治沖突頻發且呈現長期化趨勢，對企業國外市場開拓產生不利影響。因此，企業在前期為對接國際標準付出較大的成本后，仍面臨市場開拓不易、海外市場銷售短時間內難以彌補較大成本的挑戰。

區域貿易協定的逐步發展，也為企業對接國際標準帶來了一定的不確定性。隨著各類區域性經貿協定的簽署和實施，各區域市場可能會有各自的標準與規則，這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進區域內貿易便利化，但也導致全球標準體系出現碎片化特征。企業在開拓多個區域市場時，不得不應對不同的技術法規和認證要求，從而增加了合規成本和運營復雜度。這種全球標準治理體系的多元化發展態勢，使得建立普遍適用的國際互認體系面臨更多障礙，給我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帶來了新的不確定性。

四、以標準對接與引領促進內外貿一體化發展的路徑

（一）構建分層分類的標準對接與引領體系

整體而言，我國需要加快布局參與國際標準化活動的頂層設計，尤其要重視基礎創新領域和“卡脖子”關鍵技術領域的國際標準化活動，力爭獲得更多關鍵技術領域的國際標準話語權和主動權。但在實施過程中，需要根據我國各產業在全球競爭中的地位、技術實力及國家戰略需求，分層分類制定精準策略，兼顧擴大優勢領域和彌補短板領域，從而更加高效進行國際標準的對接與引領。

首先，在已經具備全球領先優勢的戰略性與關鍵性領域，主動推動中國標準走向世界，將我國的技術積累和市場規模優勢轉化為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對于高鐵、特高壓、第五代移動通信、新能源等我國已實現并跑甚至領跑的領域，積極鼓勵與支持行業龍頭企業和頂尖科研機構，在國際標準平臺上對先進技術和標準進行宣傳推廣。在宣傳渠道方面，積極利用數字化平臺、國際性展會和技術交流研討會等多種渠道進行全球范圍的宣傳與推廣，提升在國際社會的認知度和接受度。與此同時，企業和科研機構院所等可以將其先進標準及時融入最新的技術或產品中，從而在促進產品和技術“走出去”的同時推動標準協同“走出去”。

其次，在我國具備一定優勢、與國際先進水平大體相當的領域，企業層面，應積極對標對表，將國內標準與國際標準進行對比研究，主動參照國際前沿標準，優化產品設計，改進生產工藝，從而實現產品質量與標準水平的同步提升。國家層面，促進國內外標準互認，從制度層面為企業的國內外市場轉換減少障礙，提升內外貿一體化便利水平。

再次，對于技術積累相對薄弱或屬于新興階段的領域，應建立健全對國際標準的長期跟蹤與快速轉化機制，主動對標、積極采納國際通行的先進標準，鼓勵企業積極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對于企業的學習研發活動給予較大力度的補貼，對其專利申請、新產品研發等實行一系列的便利化政策，從而實現對國際標準的快速追趕。

（二）加強政企在標準對接與引領過程中人才培養、技術支持、行業引領等方面的協同

對于在標準對接與引領中存在的標準化人才培養體系不健全、標準化人才缺乏、中小企業標準化人才培養意識不強等問題，需要加強標準化人才隊伍建設，為我國的標準對接與引領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國家層面，積極構建系統性的人才培養體系，健全標準化教育頂層設計。整體謀劃標準化人才培養類型和重點培養方向，推動標準化學科建設，在高校設立與國際接軌的標準化專業課程，并與國際標準組織合作開展聯合培養項目，培養精通專業技術、熟悉國際規則、具備跨文化溝通能力的復合型人才。加強對標準化人才的實踐培訓力度，為學生提供種類豐富的實踐平臺，更好實現從理論到實踐的過渡。建立完善標準信息服務平臺，整合全球主要標準組織的標準信息，為企業檢索、追蹤最新國際標準提供便利。發展專業化的標準技術服務機構，整合來自高校、科研院所、行業協會和龍頭企業的標準化專家資源，組建公益性的標準對接專家顧問團，并加強專家團隊與企業的溝通，為企業提供標準解讀、標準升級方案制定等專業服務，特別是針對中小企業開展標準相關培訓，幫助企業準確理解并掌握國際標準要求。

企業層面，建立健全標準化人才引進、培養與激勵機制，充分激發人才活力。在引進人才后，重視與完善內部培養體系，通過與高校、專業機構等合作，為技術研發、質量管理等核心崗位員工提供系統的國際標準培訓，并鼓勵優秀員工參與國際標準會議。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將參與標準制定等納入績效考核體系，并輔以股權激勵等長期激勵措施，營造尊重專業人才、鼓勵創新的工作氛圍，確保核心人才的穩定性與發展空間。與此同時，在技術提升方面，企業要引進先進專業人才，加強自主研發創新，及時對生產流程、設備等進行改進。政府應與行業、企業加強多方協同，鼓勵在重點行業中具有技術優勢和國際化經驗的領軍企業向產業鏈上下游企業分享國際標準對接經驗、提供技術指導。以龍頭企業牽頭組建行業標準聯盟，組織中小企業共同參與國際標準研討、開展技術對標和聯合攻關，通過技術幫扶、體系建設和人才培訓等方式，帶動中小企業提升標準水平。將成熟的企業標準轉化為團體標準，形成產業鏈標準體系。對在標準協同中發揮重要作用的企業，可給予項目申報、資金支持等政策激勵。通過以大帶小的協同模式，加速中小企業對接國際標準的速度，促進產業鏈各環節的標準互通互認，形成產業集群效應，從而全面提升我國產業在國際標準領域的話語權和競爭力。

（三）以多項政策協同釋放企業對接與引領標準過程中的資金壓力

企業對接乃至引領國際標準，需要開展前期的研發活動，對資金有著較高需求。為了鼓勵企業積極對接與引領國際標準，對于成為領跑者的企業，構建一個多層次、全方位的金融支持政策體系，切實緩解企業在標準對接前期所面臨的巨大資金壓力。在融資方面，為企業拓寬融資渠道以及降低融資成本給予大力支持。具體而言，引導并鼓勵銀行對經認定的國際標準對接與引領企業開辟信貸綠色通道，提供包括中長期技術研發貸款、專項設備更新改造貸款等定制化金融產品。同時，以優惠利率向達標企業、標準引領企業發放貸款，實質性降低企業的債務融資成本，鼓勵企業進行標準對接與引領（王玉婧和張宇涵，2024）。與此同時，在財政補貼與稅收優惠方面協同發力，對企業參與標準對接與引領提供直接激勵。設立與國際標準對接與引領相關的專項獎勵資金，對企業主導或深度參與國際標準制定所產生的直接費用，給予一定比例的財政補貼或事后獎勵。在稅收方面，對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的企業給予一定的稅收減免，與信貸政策產生協同效應，以更大程度激勵企業進行國際標準對接與引領（祝樹金等，2025）。

（四）加大對企業在標準對接與引領過程中創新成果的知識產權保護力度

高技術領域的標準背后往往涉及企業的專利申請，因而需要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國家層面，建立嚴格高效的知識產權司法與行政保護體系，不斷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法規，嚴厲打擊侵權行為，保護企業的研發創新活力。在行政執法方面，企業的標準對接可能是跨區域、跨行業的，要積極推進跨區域、跨部門協同執法，建立知識產權侵權“黑名單”與信用懲戒機制，實現對侵權行為的快速響應與精準打擊。同時，積極參與并推動知識產權保護的國際協作，協助企業應對境外的知識產權糾紛（陳哲，2025）。

企業層面，在標準對接與引領過程中，對符合法律保護條件的智力成果，及時通過法定程序使其能夠受到法律的保護，并建立完善的內部知識產權管理制度。一旦發現侵權行為，立即尋求法律的幫助，通過行政、司法等渠道維護自身權益。

（五）拓寬對接國際標準的廣度和深度，積極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自主交流平臺，拓展標準合作空間

當前，我國企業和機構對接國際高標準的廣度和深度不足，需要充分利用現有國際標準組織平臺，通過深度參與提升話語權和影響力。具體而言，應當建立系統的國際標準跟蹤研判機制，組織專業團隊持續關注ISO、IEC、ITU等主要國際標準組織的工作動態，及時把握新興技術領域的標準制定機遇。同時，重點支持行業龍頭企業、科研機構實質性參與國際標準組織機構的工作，推動與主要貿易國之間的標準互認，積極實行標準“引進來”和“走出去”。在參與現有國際標準組織的同時，通過定期舉辦高水平國際標準化論壇和研討會等方式，積極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自主交流平臺，拓展標準合作空間。發揮共建“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貿區、RCEP等區域合作平臺的作用，將我國的先進標準推廣到更多的國家和地區，提升我國先進技術的吸引力，夯實我國在國際標準制定中的地位，以中國標準“走出去”帶動我國產品、技術、服務“走出去”。在合作內容上，重點關注人工智能、數字技術、綠色低碳等戰略領域和關鍵領域，提高我國在相關領域標準制定的影響力（沈玉良等，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