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中，有七個國家主動退還賠款，唯有一國分文不退，是誰？

很多人都知道《辛丑條約》，知道那筆高達4.5億兩白銀的“庚子賠款”，這數字不是隨便定的，而是當時中國有4.5億人口，列強要讓每個中國人都背上一兩銀子的羞辱。

加上利息，這筆賬最后滾到了近10億兩。

隨著局勢變化，八國聯軍中的絕大多數國家，后來都以各種形式“退還”了部分賠款。

美國退了，用來建清華；英國退了，用來修鐵路；連當初最兇殘的沙俄，后來也宣布放棄。

唯獨有一個國家，死活不松口。

它不僅拿走了每一分錢，還把這些從中國勒索來的血汗錢，變成了射向中國人的子彈。

這個國家，就是我們的鄰居——日本。

七國退款

要把這事兒說清楚，咱們得先看看這筆錢是怎么分的。

1901年簽字畫押的時候，德國統帥瓦德西搞了個“務達最高”原則，說白了就是誰出力多、誰搶得狠，誰就分得多。

結果俄國拿了大頭，占了29%；德國拿了20%；法國15%；英國11%。日本當時雖然出兵最多，但因為那是它第一次大規模參與西方列強的“搶劫團”，地位還不穩，最后分了7.7%，大約3479萬兩白銀。美國分了7.3%。

轉折點發生在1904年。

當時的中國駐美公使梁誠，是個厲害人物。

他在和美國國務卿海約翰交涉時，敏銳地捕捉到了一個信息：美國當初索賠的時候，把賬算高了。

美國原本只要幾百萬美元，結果最后分到了兩千多萬。

梁誠抓住這個把柄，在美國國會和媒體間四處游說，理由很硬：你們美國不是講文明、講公義嗎？多拿的錢是不是該吐出來？

1908年，美國國會終于松口了，通過法案退還了超額部分的賠款，大約1160萬美元。

于是，清華學堂（清華大學前身）拔地而起，一批批庚款留學生漂洋過海。

胡適、竺可楨、趙元任……這些后來撐起中國現代科學和文化半壁江山的大師，確實是這筆錢“喂”出來的。

美國這一招“退款興學”，實際上是一種高段位的“文化投資”。

通過幫中國培養人才，提升中國國力，從而給自己最大的敵人日本，培養一個讓他頭疼的對手。

看到美國這么干，其他列強也坐不住了。

英國人一琢磨，如果中國未來的精英都親美，那英國在華利益咋辦？

于是1920年代，英國也宣布退款，要求用于中英教育和購買英國機械。

法國人緊隨其后，把錢用在了中法銀行和鐵路建設上。

德國和奧匈帝國是因為一戰打輸了，中國作為戰勝國，直接停止支付他們的賠款；蘇聯是在十月革命后，為了打破外交孤立，爭取中國好感，主動放棄了沙俄時期的特權和賠款。

算下來，八國聯軍里，美、英、法、德、俄、意、奧匈，這七個國家要么主動退，要么被迫退，這筆沉重的債務在20世紀20年代后，實際上已經大大減輕了。

除了那個一直躲在陰暗角落里的日本。

嗜血的鄰居

日本在這場賠款游戲中，扮演了一個極其特殊的角色。

當時的日本，雖然躋身列強，但底子最薄，是個典型的“窮光蛋帝國主義”。

它沒有歐美那樣雄厚的工業資本，它的崛起，完全是靠甲午戰爭和庚子賠款這兩筆橫財“喂”大的。

對于歐美列強來說，庚子賠款可能只是一筆額外的財政收入，退一點回去換取長遠的政治影響力，劃得來。

但對于日本來說，這筆錢是救命稻草，是擴軍備戰的本金，一分錢都不能少。

這中間其實有過一段插曲。

1923年，日本眼看歐美都在退款，為了面子，也為了不在對華影響力上掉隊，日本國會也假惺惺地通過了一個“對華文化事業”法案，聲稱要退還賠款。

但你仔細看看日本是怎么“退”的，就會發現這簡直是把中國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美國退款，是把錢交給中美組成的董事會，主要用于中國教育，錢實實在在花在了中國學生身上。

而日本的“退款”，錢根本就沒有離開過日本人的口袋。

他們成立了一個“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總部設在東京，資金完全由日本外務省控制。

這筆錢花哪兒了呢？

第一，在中國建立日語學校。

這可不是為了文化交流，而是為了培養“親日派”和翻譯官，為日后的殖民統治做語言鋪墊。

第二，資助所謂的“科研機構”。

聽著挺高大上，實際上這些機構干得最多的事，就是對中國的地理、礦產、水文進行地毯式調查。

大家想一想，后來抗戰時期，日軍為什么對中國的地形了如指掌？為什么哪里有煤礦、哪里有鐵礦他們一清二楚？

這都是用我們賠給他們的錢，雇傭日本間諜打著“學術考察”的幌子測繪出來的！

當我們對比美國和日本的做法時，一個殘酷的真相浮出水面。

美國希望中國富起來、強起來，然后成為美國在東亞的盟友。

這種手段在客觀上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而日本不希望中國強大，甚至不希望中國存在。

所以，他們絕不會退還一分錢來幫助中國發展，反而要用這筆錢徹底打垮中國。

這種本質的區別，注定了日本是八國聯軍中唯一一個“分文不退”的國家。

125年過去了，那個曾經用“退款”來布局的美國，今天依然在用它的軟實力和科技霸權影響著世界；那個曾經“分文不退”的日本，雖然在二戰中被打趴下了，但其對鄰國的戰略防范心理從未真正消失。

參考資料：
《中國近代史》
《庚子賠款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