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丨狗屁文章

十八年前我獨居新店山腳，常在陰霾漫天的夜里，泛舟碧潭。那時候，整個碧潭是我的，碧潭的山水，一人夜游才勉強可看。一到白天晴天，人山人海一來，自然的風景，就一一都給殺掉，我就躲在每月租金二百元的小房里，改作文維生。

作文是成功中學小毛頭寫的，施珂大哥在那里教國文，看到許多國文老師懶得改作文，就代我承包過來，每本一元，多多益善。居然有好幾班的作文，由我標到。做地下國文老師，收入不惡，精神卻痛苦，因為每賺一元，就得跟狗屁文章糾纏至少三分鐘。我是樂觀的人，可是連改二十本下來，就人生乏味，并且連自己的文章也被熏得退步了，也被洗腦得做不好了！

我常常一邊改一邊想：什么原因使小毛頭的文章寫得這么要命？為什么文章竟寫到千篇一律的濫套，寫得甲跟乙沒有什么不同，丙和丁沒有什么兩樣？為什么文章寫得一點也沒個性，沒有特色，而全是人云亦云的狗屁？

照笑話說，狗屁文章有三類：第一類是“放狗屁”，程度最輕，是人放狗屁，還不失為人；第二類是“狗放屁”，程度稍重，是狗在放屁，但并不整天放，只偶一為之；第三類是“放屁狗”，程度最重，是以放屁為常業，整天放屁，一放而不可止。由于中國人相信文章是大業，是盛事，是不朽的張本，是富貴的敲門磚，是“天地之精英，陰陽剛柔之發”，所以古往今來，文章特多，狗屁也就三類俱在，臭不可聞。

用狗屁來說明，實在不是罵人，而是一種評判標準。所謂文章，基本問題只是兩個：一、你要表達什么？二、你表達得好不好？兩個問題是二合一的，絕不能分開。古往今來，文章特多，可是好文章不多的原因，就是沒能將這二合一的問題擺平。中國人一談寫文章排名，韓愈就是老大，他是“唐宋八大家”的頭牌，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將，承前啟后，代表性特強，可是你去讀讀他的全集看，你會發現讀不下去。你用上面兩個問題一套：一、他要表達什么？答案是：他思路不清，頭腦很混，他主張“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達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做氣勢奔放狀，文言文在他手下，變成了抽象名詞排列組合，用一大堆廢話，來說三句話就可說清楚的小意思，表達得實在不好。

糟糕的還不在文章不好，而在不好卻不知道不好，還以為那是好。這就表示了，中國人評判文章，缺乏一種像樣的標準。以唐宋八大家而論，所謂行家，說韓愈文章“如崇山大海”，柳宗元文章“如幽嚴怪壑”，歐陽修文章“如秋山平遠”，蘇軾文章“如長江大河”，王安石文章“如斷岸千尺”，曾鞏文章“如波澤春漲”，說得玄之又玄，除了使我們知道水到處流山一大堆以外，實在摸不清文章好在那里？好的標準是什么？

又如林琴南說他的文章是“史（記）漢（書）之遺”；古文大師章太炎卻大罵林琴南吹牛，說林琴南的文章，乃從唐人傳奇剽竊衍演而來。章太炎又說：“當世之文，惟王闿運為能盡雅，馬通伯為能盡俗。”其實一切攤開，有何史漢傳奇雅俗之分？文章只有好壞問題，并無史漢傳奇雅俗的問題。文章的好壞標準，根本不在這里。

作為新時代的中國人，我們評判文章，實在該用一種新的標準，我們必須放棄什么山水標準，什么雅俗標準，什么氣骨標準，什么文白標準。我們看文章，要問的只是：一、要表達什么？二、表達得好不好？有了這種新的標準，一切錯打的筆墨官司，都可以去他的蛋；一切不敢說它不好的所謂名家之作，都可以叫它狗屁。

這種新的標準，可以使我們立刻變得氣象一新，開拓萬古心胸，推倒千載豪杰。任何文章，如果它不能使我們讀得起勁，看得痛快，就算是史漢的作者寫的，又怎樣呢？我們決不可以看不下去一篇文章，卻人云亦云地跟著說它好，或歌頌作者是什么八大家幾大家，我們該有這種氣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就是狗屁！我們該敢說我們心里的話，當你被一篇濫文章煩得要死，你除了大罵狗屁，還能罵什么呢？

為什么中國文章中有這么多狗屁呢？這得先回顧一下中國文章史。

中國文章，一開始不是文章，而是“詩歌”，那是春秋以前的事。詩歌是當時白話文和文言文二合一的產物，當時的寫作技巧很單調，最喜歡用單字重復來繪影繪聲，描寫黃鶯，就來個“其鳴喈喈”；描寫桃花，就來個“灼灼其華”，很少會變花樣。我們讀《詩經》，看到的，多是這類原始的表達法。

這類表達法轉到戰國以至漢朝，變為“辭賦”，辭賦開始變深了。那時候政府的命令是辭賦，命令下來，深得小公務員都看不懂，大家只好拖死狗。政府沒辦法，就獎勵大家研究這些難念的古文，誰念得好，就給誰官做。這種獎勵，就是科舉的起源。有了科舉，就可以憑寫文章做大官，中國人這么喜歡寫文章－－寫討好政府喜歡的文章，骨子里，其實有制度的背景和遺傳在。現在的高普考大專聯考，不過是科舉的摩登化，片言點破，一切可如是觀。

辭賦表達法帶給中國文章大分裂，就是白話和文言的大分裂。這種分裂，到魏晉南北朝轉為“駢文”，駢文是純粹的中國字一字一形一音一義的大排隊，中國人這時候，一寫文章就要對對子，寫滿篇文章就是寫滿篇春聯，做作極了。因為太做作，從隋唐到北宋，文章轉為“古文”，古文一方面說復古，一方面也創新，雖然南宋以后，有“語體”出現，開始把白話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論，還是古文的天下。于是，從韓愈到曾國藩，中國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點是它不能作為好的表達的工具，它跟白話分裂，寫出來，是活人說死話，說得再好也是“古文辭類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有人開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啟超，梁啟超說他文章“解放，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

梁啟超雖被老前輩痛恨，詆為野狐，但他在中國文章史上，和司馬遷、韓愈等一樣，是十足劃時代的人物。梁啟超風靡文壇一二十年，最后由胡適等的白話文代領風騷，中國文章，自此正宗白話化。

不論多少老頑固老夫子抱殘守缺，文言文是完了，文言文除了壽序、賀啟、祭文、致敬電一套陳腔濫調外，已經越來越木乃伊，小毛頭們沒人要看文言文，也沒人看得懂文言文，一切都得白話語譯后，才勉強看看，應付考試和老師。但當考試和老師要作文的時候，小毛頭就無法不狗屁。

狗屁的原因是：白話文的正宗基礎太薄弱，胡適等人公開表示他們老一代的白話文是放小腳式的，提倡有心，創作無力；另一方面，白話文的起步一再誤入歧途，他們走上“新八股派”“新之乎者也派”“舊的嗎了呢派”“新鴛鴦蝴蝶派”等錯路上去，乍看起來，捧來捧去，仿佛成功，實際情形卻是做人成功，作文失敗。小毛頭們在這種文風里長大，自然種屁得屁，要他們寫出不受污染的清新之作，又奇跡何來？

奇跡來自李敖這邊。白話文在李敖手里，已經出神入化。在中國傳說中，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必有不世出的人出世，因此我說：“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我深信，我這一輩子，其他的功德都不算，光憑好文章，就足以使我不朽。我“縱筆所至不檢束”，把白話文寫得氣象萬千，光芒萬丈，這種中國功夫，是誰也抹殺不了的。

為了給這種中國功夫最新舉證，我特別印了兩本書－《李敖文存》和《李敖文存二集》，交給“四季”出版、“忠佑”發行，我希望小毛頭人手一冊，大力見習。說不定有一天，突然出了怪胎變種，把我推翻，那時候，自然我要讓賢，把五百年打個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