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青山逝世30周年，三子尋舉報者請求為父平反

1982年的一個傍晚，北京西郊的風有些冷。三位中年男子在院門口站了許久，才抬手敲門。開門的是一位頭發花白的老人，他愣了一下，聽清來意后，只問了一句：“你們，是劉青山的兒子？”大兒子點頭，說得很慢：“李老，我們想請您，為我父親說一句公道話。”這一幕，距離劉青山被處決，已經過去整整三十年。

這一對站在門口、與屋里老人四目相對的兩代人，其實有著非常微妙的關系。屋里的人，是當年將劉青山、張子善問題層層上報、最終推動案件徹底查清的關鍵舉報者李克才；門外的人，則是劉青山留下的三個兒子。按常理推斷，兩家人似乎該是“仇人”。他們此行卻是為父親“平反”而來，這看上去頗有些吊詭，卻又折射出那個時代復雜的情感與記憶。

要弄清這段糾葛，繞不開劉青山這一生的曲折軌跡。從紅小鬼，到地委副書記，再到被判處死刑的新中國第一大貪污犯，他的經歷，既有血與火的革命歲月，也有新政權初期權力腐蝕下的人性滑坡。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家人和舉報者李克才，在此后的幾十年里，也被迫與這個名字長期同行，誰也無法輕易擺脫。

一、從紅小鬼到地委副書記：立功與起點

劉青山1916年出生在河北安國縣南章村，出身極為普通，是地地道道的貧苦農家子弟。少年時，他就給當地地主扛活，當長工，年紀不大，卻已經嘗夠生活的艱辛。那時候的窮苦孩子，能翻身的路并不多，參加革命，成了改變命運的一個入口。

1931年6月，在徐云甫介紹下，年僅十五歲的劉青山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之后的日子里，他積極投身武裝斗爭。1932年，他跟隨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第一支隊，參與河北地區的武裝暴動。那時的冀中地區，敵人“拉網式”清剿，環境惡劣，留下來的，多半是咬著牙硬撐的人。

在冀中支隊的創建與發展過程中，劉青山表現活躍，組織能力突出，很快就成了那支隊伍中較早的一批骨干干部。值得一提的是，在早期革命隊伍里，人手緊張，工作線多，一個干部往往身兼數職。劉青山在這種環境下，逐漸培養出決斷快、膽子大、習慣拍板的作風，這種性格對他的革命生涯有幫助，卻也成為后來問題暴露時的隱患。

后來，他在斗爭中被國民黨逮捕，遭遇嚴刑逼供。據當時的回憶資料記載，審訊中，他始終沒有交代組織情況和同志信息，堅持到底。1937年10月，他被選送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這本身就是組織對其意志品質和戰斗經歷的認可。那個年代，能進入抗大，就意味著走進了革命干部的“培養爐”。

從抗大結業后，劉青山被派回華北敵后地區工作。1941年3月，他擔任中共大城縣委書記。時間不長，當年9月，又調任中共任河縣委書記，他在冀中一帶活動愈加頻繁。日軍多次“掃蕩”，其中尤以1942年的“五一大掃蕩”最為兇險。

這次大掃蕩中，日軍集中了大量兵力，對冀中根據地實行破壞性清剿。劉青山所在地區也首當其沖。他依靠群眾，組織縣大隊打游擊、轉移機關，進行艱苦的反掃蕩斗爭。許多當地老人后來回憶，那段時間，干部能不能扛得住，關乎老百姓的生死。劉青山在這一階段贏得的威信，確實并非虛名。

1944年10月以后，劉青山又被提升為中共冀中八地委城工部長、組織部長，之后出任地委副書記。也就是說，在解放戰爭后期，他已經躋身冀中地區的重要領導層。按當時的干部序列，一個從農家走出的“紅小鬼”，在二十多歲、三十出頭，就站到了這種位置，不得不說屬于“拔節生長”的典型干部。

從個人經歷來看，這一階段的劉青山，是有堅實革命功底和群眾基礎的。正因如此，建國后他落入深淵，才更讓人唏噓：同一個人，在不同歷史階段的表現，竟會出現如此巨大反差。

二、新中國初年：權力、金錢與“滑坡”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劉青山調任天津地區工作，擔任冀中區黨委和天津地委領導職務。新政權剛剛建立，百廢待興，干部隊伍一方面充滿熱情，另一方面對如何管理經濟、如何處理權力和利益，經驗并不充分。有些人守住了底線，有些人則在不知不覺間滑向了危險地帶。

在天津地區，糧食、木材、交通運輸等領域，都涉及大量物資調配和資金往來，權力集中在幾個主要領導手中。劉青山此時已經是地委主要負責人之一，手中掌握的權力，遠遠超過他在戰爭年代所能想象的范圍。一些看似“靈活變通”的舉動，在當時容易找到理由，卻漸漸偏離制度軌道。

據檔案材料整理，當時劉青山勾結不法商人，將國家掌控的物資用于非法經營，牟取巨額利潤，使國家蒙受損失高達數十億元（舊人民幣）。這里的“億元”，在1950年前后，絕不是一個輕描淡寫的數字，而是足以影響地方財政的大窟窿。更棘手的是，許多操作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有步驟、有計劃的系統性行為。

他以領導身份，擅自霸占一輛從戰爭中繳獲的美國吉普車，成了當地早早坐上“小汽車”的干部之一。按他當時的說法，打了這么多年仗，坐個車不算什么。這樣的念頭，表面看有點“打功勞牌”，實質上已是公私不分的典型表現。

在生活上，他對自己要求明顯松馳。為了享受，他常常要求吃各種補品，不管是否對癥；為了享受，他帶著身邊親信出入天津尚未整頓干凈的煙花柳巷，揮霍公款；為了享受，他對本已明確禁止挪用的公款照單全用，一切以個人喜好與所謂“工作需要”為理由。長此以往，其生活方式與黨內要求漸行漸遠。

對他來說，“我拼死拼活打江山，享受點算什么”成了常掛嘴邊的一句話。依靠過去的功勞，他對自己行為的審視逐漸模糊，甚至產生一種錯覺：既然立過大功，享受一點特權似乎理所應當。遺憾的是，這種思想在當時少數干部中具有一定代表性，而劉青山和張子善，則是走得最遠、問題最嚴重的那一類。

更嚴重的是，在具體工作決策上，他不僅在經濟活動中搞非法經營，還參與、推動了對國家糧款等重要資金的挪用。1950年9月，他們提出挪用地方糧款10億元搞機關生產。聽起來是“發展生產”，但程序上嚴重違規，風險極大，在當年的財經紀律背景下，已經觸碰了明確紅線。

可以看出，從建國初期到案發前這段時間，劉青山的心理和行為，有一個從功臣心態自我膨脹，到生活腐化，再到經濟犯罪的完整軌跡。這條路走到盡頭時，已經不止是個人作風問題，而是嚴重的貪污、挪用國家財產的刑事犯罪。

三、舉報與審判：李克才的抉擇

說到劉青山案，必須提及另一位關鍵人物——李克才。1917年出生的他，同樣出身河北農村，抗戰爆發后參加革命，先后擔任行唐六區、八區區委書記和縣長，后來還當過冀東地區行署專員，是老資格的地方干部。

1949年7月26日，李克才接到通知，調任天津行署副專員。那時，劉青山是專區黨委書記，張子善任專員，李克才算是直接在他們手下工作。起初，他對這兩位新領導頗為尊敬。劉青山有冀中暴動的經歷，張子善則走過學生運動、坐過牢，這樣的履歷在當時頗受推崇。

三人搭班子之初，工作還算順利。但從1949年年底開始，一些異常情況陸續浮出水面。《人民日報》刊發了一則消息，披露天津地區違規從東北販運木材被扣押的情況。對于經常接觸具體事務的李克才來說，這不是小事。他很快去找兩位領導詢問緣由。

有意思的是，面對質疑，兩人的態度截然不同。張子善裝出“不知情”的樣子，而劉青山則非常強勢，直接承認這件事是自己主導拍板。他對李克才的提醒顯得不以為然，還帶著幾分嘲諷意味，說了類似“出了事別慫，沒你什么事”的話。在這樣的氛圍下，下級要堅持原則，難度可想而知。

1950年9月，劉青山、張子善提出要挪用10億元地方糧款用于機關搞生產。李克才認為風險太大，明確表示不同意。但兩人一意孤行，仍然推動執行。到了1951年，問題進一步升級。7月間，張子善以“蓋房”為名，要求有關部門開具證明，計劃騙取20億元貸款。李克才拒絕簽字，卻沒能阻住這一步。張子善很快通過其他渠道，利用職權拿到了貸款。

面對這樣的情況，李克才并非一開始就“走極端”。他先是在內部提出意見，試圖通過組織生活、會內批評等方式加以糾正，甚至以個人關系多次勸說，希望對方懸崖勒馬。但結果非常有限，劉、張二人對各種提醒完全不上心，反倒對堅持原則的人頗為不滿。

在這種僵局下，他只好選擇更嚴肅的途徑。1951年10月的一天，他借著到省里開會的機會，將劉青山、張子善的問題向上級領導作了詳盡匯報。此前，他已經多次通過內部渠道反映，但未能引起足夠重視。這次，他下定決心，以“公開舉報”的方式，把一系列事實全盤托出。

舉報之后，調查很快鋪開。經過一段時間的核查，問題的嚴重程度遠超最初預想。劉青山、張子善不僅存在生活腐化，更重要的是，在經濟活動中有嚴重違紀違法行為，且涉及金額巨大、手段惡劣。事實清楚后，兩人被相繼逮捕，案件進入司法程序。

1951年12月14日，中共河北省委根據調查與審訊結果，向中共中央華北局提出了“處以死刑”的處理意見。華北局在向中央上報時，在“死刑”后面加注了“或緩期兩年執行”的建議，顯示出一定猶豫：一方面案件重大，另一方面也考慮到兩人在革命戰爭中的資歷和功勞。

中央收到報告后，專門召開會議研究。毛澤東詳細閱讀材料后，沉默片刻，給出的意見只有兩個字：“死刑”。周恩來說到“萬一有人出面講情況呢？”毛澤東又說了兩個字：“不準。”可見中央對此案的態度極為堅決，這不僅是針對兩個人的處理，更帶有鮮明的警示意味。

1952年2月9日，在河北省公安廳看守處，劉青山和張子善分押兩室，等待最后宣判。劉青山身材高大，帶著典型“工農干部”的氣質。長期以來，他說話辦事大大咧咧，既能罵人也能豪爽認賬。聽完死刑判決后，他曾失聲痛哭，但在最后時刻，還是留下了幾個交代：“告訴我弟弟，把我的尸首帶走，津市局有大小皮包，都是黨的財產，交給黨。”那種矛盾心態，既有對過往功勞的執念，也有對犯下大錯的遲來的承認。

1952年2月10日下午1點，保定市東關的公審大會結束后，槍聲響起，劉青山、張子善伏法。對于剛剛立國不久的政權來說，這是一次極為嚴厲的反腐行動。自此，“劉青山、張子善案”作為典型案例，被廣泛宣傳，用以告誡干部隊伍：功勞不能當護身符，貪腐絕無“安全線”。

四、家人、平反與無法抹去的陰影

劉青山被處決后，組織上對其家屬給予了明確安排。上級部門向他的妻子范勇傳達決定：長子、次子由國家負責撫養，每人每月發放生活費；幼子由母親撫養。這樣的安排，一方面體現了對烈屬、干部家屬的一貫照顧，另一方面也表明政策上的區分：罪責由本人承擔，子女不因此受到連帶“清算”。

那一年，大兒子劉鐵騎只有7歲，二兒子劉鐵甲4歲，三兒子劉鐵兵剛出生不久。名字中的“鐵”字，是父親當年懷抱著美好想象取下的。范勇說過，地委大院里原先有張子善的兒子“張鐵雄”，后來孩子夭折，但“鐵”字沿用下來。劉青山給三個兒子起名“鐵騎”“鐵甲”“鐵兵”，寄托的是一種“金戈鐵馬、馳騁沙場”的期望，希望他們長大后能保家衛國。

然而命運的轉折，來得非常突然。父親從“立功干部”到“被執行死刑的貪污犯”，在外界的眼光里，這個家庭的標簽從榮耀變成沉重負擔。令人注意的是，三個兒子長大后，并沒有長期沉浸在自卑情緒中。大兒子劉鐵騎在接受采訪時曾說：“的確我是個名人的后代，不過周圍的人對我很好，我有很多朋友，有時工作中發脾氣，大家都能理解。我也沒有太多壓抑感和自卑感。”這番話，一方面顯得豁達，另一方面也隱約反映出，他們不得不經常面對外界的好奇與打量。

到了20世紀80年代，國家開始有步驟地為過去一些冤假錯案平反昭雪。社會氛圍之下，許多曾被錯劃、錯判的人陸續恢復名譽。在這樣的背景中，劉青山三個兒子心里產生了波動。他們很自然地想到父親當年的結局：他畢竟參加過革命，打過仗，有功勞；會不會其中也存在某些可以重新審視的地方？這種想法，并不難理解。

于是，三兄弟經過商量，決定找到當年的舉報者李克才。當年，是這個人將劉青山、張子善的情況層層上報，促成案件的徹底查處；三十年后，他們希望從同一個人口中，聽到一次新的評價。“李老，您能不能為我父親說幾句？”這句話背后，有家庭情感，有對子女身份認同的渴望，也帶著一點樸素的期盼。

李克才聽完他們的請求，態度并不輕率。他認真翻閱、整理了當年的案件材料，重新梳理事實與證據。經歷過戰火、政務和風波的老人，很清楚“平反”二字的分量。在那個平反潮中，有不少是真正的冤案，也有些是歷史條件下的復雜問題。唯獨劉青山這一案，他無法給出“另一種結論”。

最后，他明確地對三兄弟說明，劉青山當年的定性和判決，是在大量事實基礎上的嚴肅決定，不存在“冤枉”。既然事實并無錯誤，就不能為了迎合某種情緒，輕易改寫定論。對于前來請求的三個兒子來說，這個回答無疑是沉重且難以接受的。但在法律與歷史事實面前，個人愿望終究要退到后面。

值得注意的是，李克才并沒有因此對劉青山的一生采取簡單否定。他承認劉青山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積極表現，也清楚對方曾經冒過生命危險、立過功。但他同樣堅持：功勞不能抵消后來的罪行，更不能成為貪污腐化的理由。兩段完全不同的人生表現，只能放在各自的時間坐標中去看，而無法相互抵消。

從這一點上看，三兄弟此行雖未換來“平反”，卻在事實上完成了一次痛苦的對話：家屬的感情訴求，與歷史、法律的冷靜判斷，在這個節點上正面相遇。劉青山的兒子們，既無法否認父親在革命中的貢獻，也不得不承認他晚年的嚴重錯誤。這種矛盾，長久壓在他們心里，形成了難以完全愈合的傷口。

劉青山曾給家庭帶來過光榮，也的確給孩子們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對外界而言，他是一樁大案中的主人公；對孩子們而言，他則是那個曾經寄托期望、又因嚴重錯誤離他們而去的父親。兩種身份重疊在一個人的身上，重疊在一個家庭的記憶中，最終構成一段復雜而沉重的歷史印記。

從1952年保定東關那兩聲槍響，到1980年代那次沉默的會面，時間跨過三十年。政權從初創走向鞏固，社會從戰后恢復邁入改革年代，而當年的當事人，有的已離世，有的垂垂老矣。歷史對事實的判斷，并沒有因時間流逝而改變。那些寫進檔案的數字、那一筆筆公款去向、那些清點出來的證據，都在提醒后人：一個人的一生，可以輝煌，也可以墮落；功與罪，不會因為相隔時間久遠，就互相抵消。

對于那三位在門口徘徊許久、終究還是敲響房門的中年人來說，這一事實也許難以完全接受，卻又無法回避。他們既是革命功臣后代，也是貪污犯之子，這種雙重身份，并不因為一場對話而輕盈起來。真正改變的，是他們對父親形象的認識更為清晰：既有烽火年代的勇往直前，也有和平建設時期的嚴重迷失。這樣的復雜，才是歷史本來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