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龍聯合29國強逼中方簽協議防特朗普變臉

為了換取美歐貿易關系的暫時喘息，歐盟不得不吞下苦果，與華盛頓達成了一份被外界普遍視為“城下之盟”的協議：美歐雙方對價值約6000億美元的進口商品互征15%的關稅，歐盟更是承諾向美國出口商敞開大門，并在未來幾年向美國輸送高達6000億美元的投資。

這份協議的墨跡未干，法國總統馬克龍便做出了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戰術動作。

他沒有選擇繼續死磕美國的霸權，而是突然調轉槍口，試圖將這股來自西方的巨大壓力，通過一種極端的方式轉嫁給東方。

馬克龍正在積極游說并試圖聯合29個國家，意圖逼迫中國簽署一份現代版的“廣場協議”。

特朗普政府不僅在貿易上揮舞大棒，更在地緣政治上極盡羞辱之能事，主導俄烏和談時將歐洲排除在外，甚至再次拋出吞并丹麥格陵蘭島的驚人言論。

這種全方位的擠壓讓歐洲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戰略恐慌。

馬克龍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的表態，原本被解讀為對美國的強硬反擊，他警告歐洲不要被美歐關系的表面緩和所迷惑，直言特朗普意在拆散歐盟。

這番慷慨激昂的陳詞背后，隱藏著一套更為冷酷的生存邏輯：既然無法在正面戰場抵御美國的收割，那就必須尋找一個新的“血包”來補充歐洲流失的元氣。

中國，這個擁有龐大工業產能和全球競爭力的經濟體，便成了馬克龍眼中的最佳目標。

面對臺下焦慮不安的歐洲工業巨頭，馬克龍拋出的方案不再是簡單的貿易救濟，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金融與產業圍剿。

他將歐洲工業的衰退全盤歸咎于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并提出了一項激進計劃：聯合包括美國在內的29個國家，利用集體市場的力量，強逼中國簽署協議。

法國政府咨詢機構出具的報告更是圖窮匕見，直接給出了兩個選擇：要么中國接受對其商品加征30%的報復性關稅，要么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或者讓歐元對人民幣匯率貶值30%。

這已不再是正常的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而是赤裸裸的金融掠奪。

這種手段在歷史上曾讓日本經濟陷入“失落的三十年”，如今歐洲試圖故技重施，意圖打斷中國產業升級的脊梁。

這種策略的危險之處在于它完全無視了全球經濟結構的深刻變化。

2026年的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門類和龐大的內需市場，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關鍵領域更是占據了技術高地。

試圖用對待附屬國的方式來脅迫一個擁有全產業鏈優勢的大國，這種誤判本身就帶有濃厚的舊時代殖民主義色彩。

早在幾個月前，歐盟就已對中國電動汽車揮起了關稅大棒，加征了20.7%至35.3%不等的關稅，疊加原有的基礎稅率，部分車企面臨的綜合稅率已逼近45%。

這些措施并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歐洲汽車工業的頹勢。

大眾、雷諾等老牌車企在電動化轉型的浪潮中依然步履蹣跚。

馬克龍選擇無視這些內部結構性病灶，轉而尋求外部的“替罪羊”，這無疑是一種政治上的投機與短視。

這種“聯美抗中”的策略還隱含著向特朗普納“投名狀”的意味。

通過在對華政策上表現出比美國更激進的姿態，馬克龍試圖向華盛頓證明歐洲依然有利用價值，從而換取美國在關稅和安全問題上的網開一面。

這種“以鄰為壑”的做法，實際上是將歐洲置于了中美博弈的最前線，稍有不慎便會粉身碎骨。

德國總理默茨在安特衛普峰會上的表態，雖然承認改革的緊迫性，卻在具體路徑上與馬克龍南轅北轍。

分歧的核心在于“錢從哪里來”以及“誰來承擔風險”。

這觸動了德國人的政治紅線。

默茨明確反對“合并國家債務”，德國長期以來堅持的財政紀律使其無法接受為南歐國家的揮霍買單。

在德國看來，歐洲競爭力下降的根源在于過度的監管和僵化的市場機制，而非缺乏資金。

德國主張通過放松行業管制、降低企業稅負來激發市場活力，而不是通過政府借貸來搞大規模的產業補貼。

這種法德之間的路線之爭，直接導致了歐盟內部在應對危機時難以形成合力。

盡管德國政界近年來也充斥著“去風險”的論調，德國工業界對中國市場的依賴依然根深蒂固。

一旦歐盟真的跟隨法國的指揮棒，對中國發動全面貿易戰或匯率戰，中國必將采取對等反制措施。

對于嚴重依賴出口的德國經濟而言，這將是滅頂之災。

除了內部的分裂，馬克龍方案的可行性也備受質疑。

這29個國家利益訴求各異，很難在對華問題上保持鐵板一塊。

美國雖然樂見歐洲沖鋒陷陣，但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決定了他絕不會為了歐洲的利益而犧牲美國自身的戰略節奏。

一旦局勢失控，美國隨時可能拋棄歐洲，獨自與中國達成交易。

俄烏沖突切斷了廉價的俄羅斯能源供應，使得歐洲制造業的成本優勢蕩然無存。

相反，中國在光伏、風能、電池等領域的技術優勢，本應是歐洲綠色轉型的助力。

歐洲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是繼續沉溺于舊時代的霸權幻夢，試圖通過掠奪他國來延續繁榮？還是正視自身的結構性弊病，通過痛苦的內部改革來重塑競爭力？

馬克龍選擇了前者，但這很可能是一條通往自我孤立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