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云梯關到扁擔港：淮河入海口的古今變遷

淮河，作為我國東部地區的重要大河，與長江、黃河、濟水并稱為“四瀆”，是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之一。它發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太白頂北麓，自西向東蜿蜒流淌，穿越河南、安徽、江蘇三省，最終注入黃海，流域面積達27萬平方公里，滋養著兩岸億萬生靈。在數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淮河的入海口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歷經了多次重大變遷——從遠古時期的天然獨流入海，到南宋以后的黃河奪淮、被迫改道入江，再到明清時期的紊亂遷徙，直至新中國成立后人工入海通道的修建與完善，形成如今“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

01 遠古至南宋：天然獨流入海，淮水安瀾時代

淮河的形成，源于新生代以來的地殼運動與地貌演化。在距今約1.4億年前的燕山運動中，我國東部地區發生了強烈的地殼升降運動，形成了一系列斷裂帶與盆地，為淮河的孕育奠定了地質基礎。此后，在距今約300萬-1萬年前的第四紀冰川時期，氣候冷暖交替，冰川消融與降水變化塑造了淮河的基本河道形態。隨著冰川消退，大量融水匯聚于桐柏山以北的低洼地帶，逐漸形成了淮河的干流，自西向東沖刷出寬闊的河道，最終在蘇北平原東部找到了入海通道，形成了淮河最早的入海口。

遠古時期的淮河入海口，大致位于今江蘇省漣水縣云梯關附近。彼時，蘇北平原尚未完全形成，海岸線比今天更為靠西，淮河干流自盱眙折向東北，經淮陰（今淮安）向東，穿越今漣水、響水一帶，在云梯關注入黃海。此時的淮河入海口，是一個寬闊的天然河口灣，河道寬深，水流順暢，沒有明顯的泥沙淤積，海潮能夠沿河道上溯至盱眙縣一帶，形成“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的壯闊景象。

遠古時期的淮河，生態環境優越，流域內森林茂密，植被覆蓋率高，水土流失輕微，河水清澈見底，被古人譽為“文靜而美麗的大河”。淮河入海口周邊，濕地廣布，蘆葦叢生，魚類、鳥類資源豐富，成為早期先民繁衍生息的理想家園。

近年來，在淮河下游沿岸的考古發掘中，發現了大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如江蘇淮安青蓮崗文化遺址、漣水三里墩遺址等，這些遺址中出土的石器、陶器、骨器等文物，證明了早在數千年前，先民就已經在淮河入海口周邊定居，依靠捕魚、農耕、航運為生，創造了燦爛的遠古文明。

這一時期，淮河入海口的變遷主要受自然因素影響，且變遷速度極為緩慢。地殼升降、海平面變化與河流侵蝕、堆積作用，是塑造入海口形態的主要力量。由于當時人類活動范圍有限，對自然環境的干預極小，淮河的水文體系保持著天然的平衡，入海口始終維持在云梯關附近，河道穩定，水流通暢，為流域的發展提供了穩定的水利條件。

夏商周時期（約公元前21世紀-公元前256年），淮河流域成為華夏文明與東夷文明交融的重要區域。這一時期，淮河的入海口依然穩定在云梯關附近，獨流入海的格局沒有發生變化，河道寬深，水流通暢，不僅為沿岸的農業生產提供了充足的灌溉水源，也為南北航運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夏代，淮河流域屬于“淮夷”部落的聚居地，淮夷人擅長捕魚、航海與農耕，他們沿著淮河干流與入海口周邊定居，形成了眾多部落方國。據《尚書?禹貢》記載：“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厎平。”意思是說，大禹治水時，疏通了淮河與沂河的河道，治理了蒙山地、羽山地的水患，使大野澤成為蓄水之地，東原地區變得平坦肥沃，適合農耕。

商代，淮河流域的經濟文化進一步發展，淮夷部落與商王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既有貿易往來，也有軍事沖突。商代的青銅器制造技術已經傳入淮河流域，在淮河下游的考古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商代的青銅鼎、青銅爵、青銅戈等文物，這些文物的造型與工藝，既有商代中原文化的特點，也融入了淮夷文化的元素，體現了南北文化的交融。此時，淮河入海口的航運已經初具規模，淮夷人通過入海口，與沿海地區的部落進行貿易往來，將淮河流域的農產品、手工業品運往沿海，同時引入沿海的漁產品與其他物資。

西周時期，周王朝分封諸侯，淮河流域設立了蔡、息、陳、淮夷等諸侯國，加強了對這一地區的統治。西周政府十分重視淮河的水利與航運，組織民眾修筑堤防，疏通河道，進一步穩定了淮河入海口的形態。據《周禮?職方氏》記載：“河南曰豫州，其川熒、雒，其浸波、溠；正東曰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這里將淮河列為青州的主要河流，說明淮河在當時的地理與經濟格局中占據著重要地位。此時，淮河入海口周邊的農業生產已經較為發達，人們利用淮河的水資源，開墾農田，種植水稻、小麥等作物，形成了“稻麥飄香，魚米滿倉”的景象。

秦漢時期（公元前221年-公元220年），我國實現了大一統，淮河流域成為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區域，水利建設與航運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這一時期，淮河入海口依然穩定在云梯關附近，獨流入海的格局沒有發生變化，但黃河的頻繁決溢，開始對淮河產生初步的影響。

秦朝統一六國后，為了加強南北交通，修建了馳道與運河，其中就包括連接淮河與長江的邗溝（后世京杭大運河的前身）。邗溝的修建，進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運體系，使淮河入海口成為南北物資運輸的重要樞紐，大量的糧食、絲綢、鐵器等物資通過淮河入海口運往沿海地區，甚至遠銷海外。同時，秦朝政府組織民眾修筑淮河兩岸的堤防，防止洪水泛濫，保護沿岸的農田與城鎮，進一步穩定了淮河的河道與入海口。

西漢時期，黃河進入了頻繁決溢的時期，雖然此時黃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但多次決口南泛，導致“河溢通泗”，渾濁的黃河水通過泗水匯入淮河，開始對淮河下游的河道產生輕微的淤積影響。據《史記?河渠書》記載，公元前168年，“河決酸棗，東潰金堤，以致于河溢通泗”；公元前132年夏，“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于淮、泗”。這兩次決口，是歷史上黃河大規模侵淮的最早記載，雖然決口不久即被堵塞，且沒有形成長期的奪淮局面，但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已經開始在淮河下游河道與入海口附近淤積，導致淮河入海口的水深略有變淺，不過并未改變其獨流入海的基本格局。

東漢時期，王景奉詔對汴渠和黃河進行綜合治理，采取“筑堤、理渠、絕水、立門”等措施，加固黃河大堤，疏通河道，使黃河水流趨于穩定，此后800年不曾大規模改道。黃河的安瀾，也使得淮河擺脫了黃河決溢的干擾，河道寬深依舊，入海口穩定暢通，海潮依然能夠上溯至盱眙縣一帶。這一時期，淮河流域的農業、手工業與航運業進一步發展，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城鎮逐漸興起，成為區域性的經濟文化中心。

三國至北宋時期（公元220年-公元1127年），前后歷時900余年，這一時期，淮河入海口依然維持著獨流入海的格局，核心位置仍在云梯關附近，但受黃河局部決溢、戰爭擾動與人類水利活動的影響，入海口的形態與河道略有變化，不過總體保持穩定。

三國時期，淮河成為曹魏與東吳的分界線，雙方為了爭奪地盤，頻繁在淮河沿岸發動戰爭，對淮河的水利設施造成了一定的破壞。但同時，為了滿足軍事運輸與農業灌溉的需求，雙方也都重視淮河的治理與開發。曹魏政權在淮河下游組織民眾修筑堤防，疏通河道，開墾屯田，發展農業生產；東吳政權則利用淮河入海口的航運優勢，發展水軍，與曹魏展開水上作戰。這一時期，黃河雖然偶有決溢，但并未對淮河入海口造成重大影響，入海口依然暢通無阻。

西晉時期，國家實現了短暫的統一，淮河流域的經濟得到了快速恢復與發展。西晉政府重視水利建設，組織民眾修繕淮河兩岸的堤防，疏通河道，進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運與灌溉體系。此時，淮河入海口的航運更加發達，南北物資的運輸更加頻繁，入海口周邊的城鎮規模不斷擴大，人口逐漸增多，成為當時重要的商業港口。

南北朝時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我國再次陷入分裂局面，淮河依然是南北對峙的分界線，戰爭頻繁，社會動蕩。這一時期，南北雙方為了軍事需要，都在淮河沿岸修筑城池、開挖溝渠，對淮河的河道與入海口造成了一定的擾動。南朝梁在淮河干流上修筑浮山堰，用于軍事防御，雖然最終被洪水沖毀，但也對淮河下游的水文環境造成了短暫的影響。不過，由于這一時期黃河依然保持穩定，沒有大規模決溢侵淮，淮河入海口的獨流入海格局依然沒有改變，河道雖有局部淤積，但總體保持暢通。

隋唐時期（公元581年-公元907年），我國進入了大一統的繁榮時代，淮河流域的水利建設與航運發展達到了新的高度。隋朝統一全國后，為了加強南北交通，鞏固統治，開鑿了京杭大運河，其中邗溝段經過淮河下游，與淮河干流相連，進一步完善了淮河的航運網絡。大運河的開通，使得淮河入海口成為連接內陸與沿海的重要樞紐，大量的糧食、絲綢、瓷器等物資通過淮河入海口運往海外，促進了對外貿易的發展。

唐代，國家繁榮昌盛，對水利建設的重視程度進一步提高。唐代政府在淮河流域設立了專門的水利管理機構，組織民眾修筑堤防、疏通河道、開挖灌溉渠道，不僅穩定了淮河的河道與入海口，也促進了沿岸農業的快速發展。此時，淮河入海口周邊的農業生產已經十分發達，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區之一，有“江淮熟，天下足”的美譽。同時，唐代的航運業也十分發達，淮河入海口的港口規模不斷擴大，來往的船只絡繹不絕，成為當時我國東部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

北宋時期（公元960年-公元1127年），淮河流域的經濟文化繼續發展，水利建設與航運業進一步繁榮。北宋政府十分重視淮河的治理，多次組織民眾修繕淮河兩岸的堤防，疏通河道，防止洪水泛濫。同時，北宋政府還在淮河下游開挖了多條人工渠道，完善灌溉與航運體系，進一步促進了流域經濟的發展。

不過，北宋時期，黃河的決溢變得更加頻繁，“大河為患，歲歲決溢”，雖然此時黃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但多次決口南泛，大量的黃河水通過泗水、汴河等河道匯入淮河，導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逐漸加劇。據《宋史?河渠志》記載，北宋時期，黃河先后有數十次決口，其中多次決口導致黃河水入淮，雖然每次決口后政府都會組織民眾堵塞，但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還是在淮河下游河道與入海口附近不斷淤積，使得淮河入海口的水深逐漸變淺，河口灣的范圍逐漸縮小，入海口的位置開始有輕微的東移趨勢。

盡管如此，北宋時期，淮河依然保持著獨流入海的格局，入海口的核心位置依然在云梯關附近，河道總體暢通，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淤塞現象。此時，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城鎮依然繁榮，航運與農業生產依然發達，淮河依然是我國東部地區的重要水利與交通樞紐。

第二章 南宋至晚清：黃河奪淮入海，入海口的紊亂與遷徙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南宋東京留守杜充為了抵御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州以東掘開黃河大堤，試圖以黃河水阻擋金兵的進攻。這一舉措，徹底改變了黃河的流向，也開啟了黃河長達700余年的奪淮入海歷史，淮河的入海口從此陷入了長期的紊亂與遷徙之中。

在杜充掘開黃河大堤之前，黃河雖然多次決口南泛，匯入淮河，但始終沒有形成長期的奪淮局面，黃河的主流依然向北入海，淮河依然能夠保持獨流入海的格局。但杜充掘開黃河大堤后，黃河水大規模向南漫流，濁水在豫東、魯西地區漫流至今山東巨野、嘉祥一帶，注入泗水，再由泗水匯入淮河，最終經淮河入海口注入黃海。這是歷史上黃河第一次大規模、長期地奪淮入海，從此，淮河的水文體系被徹底打亂，入海口的變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混亂階段。

杜充掘開黃河大堤的初衷，是為了抵御金兵，但這一舉措帶來的后果卻極為嚴重。黃河攜帶的大量泥沙（每年約16億噸），隨著黃河水一同匯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河道與入海口開始遭受大規模的泥沙淤積。由于淮河的水流速度遠慢于黃河，無法將大量的泥沙及時帶入海洋，導致泥沙在淮河下游河道內不斷堆積，河道逐漸變淺、變窄，水流不暢，洪水泛濫的頻率逐漸增加。

南宋初年，黃河奪淮的局面剛剛形成，黃河水主要通過泗水匯入淮河，淮河入海口的位置依然在云梯關附近，但入海口的形態已經開始發生明顯變化。由于泥沙淤積加劇，河口灣逐漸被泥沙填滿，入海口的水深急劇變淺，大型船只已經無法順利進出，航運受到了嚴重影響。同時，泥沙淤積導致淮河下游的河道宣泄能力下降，每到汛期，上游來水無法及時排出，淮河下游地區頻繁發生洪水，沿岸的農田與城鎮遭到嚴重破壞，先民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

除了人為決河的影響，南宋初年的戰亂也對淮河入海口的治理造成了嚴重的阻礙。當時，南宋與金兵在淮河沿岸展開了長期的拉鋸戰，政府根本無力組織民眾對淮河進行大規模的治理，也無法堵塞黃河的決口，只能任由黃河水肆意漫流，淮河入海口的泥沙淤積問題越來越嚴重，入海口的紊亂局面逐漸加劇。

南宋至元代（公元1128年-公元1368年），前后歷時240余年，這一時期，黃河奪淮的局面不斷加劇，黃河的主流逐漸固定在向南流淌的方向，大量的黃河水持續匯入淮河，導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日益嚴重，淮河入海口開始出現明顯的東移與分流現象，獨流入海的格局被徹底打破。

南宋紹熙五年（公元1194年），黃河在河南陽武決口，決口的黃河水沖破原有的河道，灌封丘而東，一部分水流經北清河入海，另一部分水流經南清河（即泗水）奪淮入海，這是黃河奪淮入海的又一個重要節點，標志著黃河奪淮的局面進一步鞏固。此后，黃河的主流逐漸向南偏移，越來越多的黃河水匯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速度進一步加快。

由于泥沙的持續淤積，淮河下游的河道逐漸淤高，形成了“地上河”的雛形，水流宣泄能力越來越弱，每到汛期，洪水泛濫的范圍越來越大，淮河下游的蘇北、皖北地區成為“大雨大災，小雨小災，無雨旱災”的重災區。同時，泥沙淤積也導致淮河入海口的位置不斷東移，原本位于云梯關附近的入海口，逐漸向東遷移至今響水縣、濱海縣一帶，入海口的形態也從原來的寬闊河口灣，變成了狹窄的河道型入海口。

南宋時期，由于戰亂頻繁，政府無力對淮河進行大規模的治理，只能采取被動的防御措施，修筑簡易的堤防，緩解洪水的危害，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泥沙淤積與入海口紊亂的問題。此時，淮河入海口的分流現象已經開始出現，除了主流經云梯關以東入海外，還有一部分水流經射陽湖、串場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分流的水量較小，無法改變主流的流向。

元代建立后，政府開始重視淮河的治理，試圖緩解黃河奪淮帶來的危害。元代政府多次組織民眾修筑黃河與淮河的堤防，疏通河道，試圖將黃河的水流引入固定的河道，減少對淮河的干擾。但由于黃河的泥沙含量過大，且元代政府的治水措施不夠科學，始終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黃河奪淮的問題，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依然在持續加劇，入海口的紊亂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改善。

元代時期，黃河的泛道變得更加復雜，主流依然經泗水入淮，但同時還有多條支流經汴河、渦河、潁河等河道匯入淮河，形成了“多道南泛”的局面。據《元史?河渠志》記載，元太宗六年（公元1234年），黃河在開封寸金淀決口，至杞西河分三流，謂之“三岔口”，北支合泗水入淮，南支合潁河入淮，中流合渦河入淮。這種多道南泛的局面，使得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更加嚴重，河道更加紊亂，入海口的分流現象也更加明顯。

此時，淮河入海口的位置已經東移至今濱海縣境內，入海口的河道被泥沙淤積得十分狹窄，水流不暢，大量的泥沙在入海口附近堆積，形成了廣闊的灘涂。同時，由于黃河水的長期浸泡與泥沙淤積，淮河入海口周邊的濕地逐漸退化，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魚類、鳥類資源大量減少，沿岸的農業生產也受到了嚴重影響。

明代（公元1368年-公元1644年），是黃河奪淮入海的鼎盛時期，也是淮河入海口變遷最為劇烈的時期。這一時期，黃河徹底放棄了向北入海的河道，主流全部匯入淮河，形成了“全河盡出徐、邳，奪泗入淮”的局面，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達到了頂峰，入海口被徹底淤塞，淮河被迫改道南徙，借道長江入海。

明代初年，黃河依然保持著多道南泛的局面，主流經汴河、泗水入淮，支流經渦河、潁河等河道入淮，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依然在持續加劇。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黃河在原武黑羊山決口，決口的黃河水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于淮，這一決口進一步加劇了黃河奪淮的局面，使得更多的黃河水匯入淮河，淮河下游的河道淤積速度進一步加快。

明永樂十四年（公元1416年），黃河再次在開封決口，決口的黃河水經懷遠由渦河入淮，進一步打亂了淮河的水文體系。此時，淮河下游的河道已經被泥沙淤積得十分淤高，形成了明顯的“地上河”，淮河的水流已經無法順利通過原有的入海口入海，只能在淮河下游積聚，形成了一系列的湖泊洼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洪澤湖。

洪澤湖的形成，與黃河奪淮有著密切的關系。在黃河奪淮之前，洪澤湖只是一個小型的湖泊群，主要由破釜塘、白水塘等小型湖泊組成，面積較小，蓄水量有限。但隨著黃河奪淮的加劇，淮河下游的河道被泥沙淤積，水流不暢，上游來水無法及時排出，只能在盱眙、淮陰一帶積聚，逐漸將這些小型湖泊群連接起來，形成了如今的洪澤湖。洪澤湖形成后，成為淮河下游的主要蓄水湖泊，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洪水的危害，但也進一步加劇了淮河入海口的淤塞，因為大量的泥沙在洪澤湖內沉積，導致洪澤湖的水位逐漸抬高，淮河的水流更加無法順利入海。

明代弘治年間（公元1488年-公元1505年），潘季馴主持治理黃河與淮河，采取“蓄清刷黃”“束水攻沙”的治水方針，試圖通過加固高家堰大堤，抬高洪澤湖的水位，利用淮河的清水沖刷黃河的泥沙，緩解泥沙淤積的問題。

潘季馴的治水措施，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黃河的水流趨于穩定，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速度有所減緩，但無法從根本上解決黃河奪淮的問題，因為黃河的泥沙含量過大，淮河的清水量根本無法將其全部沖刷入海。

隨著泥沙的持續淤積，到明代中后期，原本位于濱海縣境內的淮河入海口被徹底淤塞，淮河的水流無法再通過原有的入海口入海，只能被迫改道南徙，經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等湖泊，由揚州附近的芒稻河、廖家溝等河道匯入長江，再由長江入海口入海。這是淮河入海口變遷史上的一次重大變遷，標志著淮河獨流入海的歷史徹底結束，開始了長達數百年的“借江入海”歷史。

明代后期，淮河入海口的淤塞問題越來越嚴重，原本的入海口河道已經完全被泥沙填滿，變成了陸地，入海口周邊的灘涂也逐漸被開墾為農田。此時，淮河的主流已經完全轉向南流，匯入長江，只有少量的水流經射陽湖、串場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這些分流河道也被泥沙淤積得十分狹窄，宣泄能力有限。同時，由于淮河被迫借江入海，長江下游的泄洪壓力也逐漸增大，每到汛期，長江與淮河的洪水相互疊加，導致長江下游與淮河下游地區同時發生洪水，災害更加嚴重。

清代（公元1644年-公元1912年），黃河奪淮的局面依然持續，但到了清代中后期，黃河發生了大規模的北徙，結束了長達700余年的奪淮入海歷史。不過，黃河北徙后，淮河入海口并沒有恢復到原來的狀態，而是留下了大量的泥沙淤積，入海口依然處于紊亂狀態，淮河依然無法恢復獨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繼續借江入海。

清代初年，黃河依然保持著“全河奪淮”的局面，主流經徐、邳一帶奪泗入淮，再經淮河下游的河道匯入長江，淮河入海口依然被徹底淤塞。清代政府繼承了明代的治水方針，繼續采取“蓄清刷黃”“束水攻沙”的措施，加固高家堰大堤，疏通黃河與淮河的河道，試圖緩解泥沙淤積的問題。但由于黃河的泥沙含量依然很大，治水措施依然不夠科學，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依然在持續加劇，洪澤湖的水位不斷抬高，淮河的泄洪壓力越來越大。

清代康熙年間（公元1662年-公元1722年），靳輔、張鵬翮等人先后主持治理黃河與淮河，他們在潘季馴治水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了堤防體系，疏通了河道，開挖了多條引河，試圖將黃河的泥沙引入海洋，緩解對淮河的干擾。這些治水措施，在短期內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黃河與淮河的水流趨于穩定，洪水泛濫的頻率有所降低，但依然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泥沙淤積與淮河入海口淤塞的問題。

清代乾隆年間（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黃河的泥沙淤積問題越來越嚴重，黃河下游的河道已經被泥沙淤積得十分淤高，“地上河”的形態更加明顯，決溢的頻率越來越高。據《清史稿?河渠志》記載，乾隆年間，黃河先后有數十次決口，每次決口都會導致大量的黃河水匯入淮河，進一步加劇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淮河入海口周邊的陸地面積不斷擴大，原本的灘涂逐漸被開墾為農田。

清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在河南銅瓦廂發生大規模決口，決口的黃河水沖破原有的堤防，向北漫流，經山東境內的大清河匯入渤海，這是黃河歷史上的最后一次大規模改道，標志著黃河長達700余年的奪淮入海歷史正式結束。黃河的北徙，雖然解除了黃河對淮河的直接干擾，但給淮河留下了沉重的“后遺癥”——大量的泥沙淤積在淮河下游的河道與入海口附近，形成了一道長達600多公里、高出地面七八米的廢黃河故道沙土崗，這道沙土崗成為淮河干流水系與沂、沭、泗水系的平原分水嶺，導致淮河無法再通過原有的河道入海，沂、沭、泗各河也被阻斷，只能各自分流入海。

黃河北徙后，淮河入海口依然處于淤塞狀態，原本的入海口河道已經完全變成了陸地，只剩下一些殘留的河道痕跡，被稱為“廢黃河”。此時，淮河的主流依然經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等湖泊，匯入長江，借江入海，只有少量的水流經廢黃河、射陽河等河道分流入海，但這些分流河道的宣泄能力有限，無法改變淮河借江入海的基本格局。

清代后期，政府已經無力對淮河進行大規模的治理，只能采取被動的防御措施，修筑簡易的堤防，緩解洪水的危害。此時，淮河下游的洪水災害依然十分頻繁，每到汛期，洪澤湖的水位暴漲，超過大堤的承載能力，導致大堤決口，洪水泛濫，沿岸的農田與城鎮遭到嚴重破壞，先民們流離失所，苦不堪言。同時，淮河入海口周邊的生態環境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濕地退化，土壤鹽堿化，魚類、鳥類資源大量減少，農業生產條件日益惡化。

03 晚清至民國：入海口治理的停滯與局部嘗試

晚清時期（公元1855年-公元1912年），中國面臨著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面，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甲午中日戰爭等一系列的戰爭與動蕩，使得清政府無暇顧及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淮河入海口的紊亂局面進一步加劇，治理工作陷入了全面停滯。

黃河北徙后，淮河雖然擺脫了黃河的直接干擾，但由于廢黃河故道的阻隔與淮河下游河道的嚴重淤塞，淮河依然無法恢復獨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繼續借江入海。此時，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依然在持續，因為淮河上游的水土流失依然嚴重，大量的泥沙被帶入淮河下游，雖然沒有黃河泥沙的補充，但泥沙淤積的速度依然較快，導致淮河下游的河道越來越窄，水流越來越不暢，洪水泛濫的頻率越來越高。

太平天國運動（公元1851年-公元1864年）期間，淮河下游地區成為太平軍與清軍作戰的主要戰場之一，戰爭對淮河的水利設施造成了嚴重的破壞。清軍與太平軍為了軍事需要，多次掘開淮河兩岸的堤防，導致淮河下游的洪水泛濫更加嚴重，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城鎮與農田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同時，戰爭也導致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徹底停滯，清政府根本無力組織民眾修繕堤防、疏通河道，只能任由洪水肆虐。

晚清時期，西方列強的入侵，使得中國的經濟遭到了嚴重的破壞，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根本沒有足夠的資金用于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同時，清政府的統治日益腐朽，官員腐敗，水利管理機構形同虛設，即使有少量的治水資金，也被官員貪污挪用，無法真正用于治水工程。因此，晚清時期，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幾乎處于空白狀態，泥沙淤積越來越嚴重，入海口的殘留河道逐漸被填埋，周邊的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

這一時期，淮河入海口周邊的民眾為了生存，只能自發地修筑簡易的堤防，開挖小型的灌溉渠道，試圖抵御洪水的危害，但這些簡易的水利設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洪水問題，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洪水的危害。同時，由于洪水頻繁泛濫，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土地逐漸鹽堿化，農作物產量大幅下降，民眾的生活日益貧困，大量的民眾被迫離開家園，前往其他地區謀生。

晚清末年，一些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淮河治理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的治淮方案，其中就包括疏通淮河入海口、恢復淮河獨流入海格局的建議。但由于當時的社會動蕩、政府腐朽、資金短缺等多種原因，這些治淮方案始終沒有得到實施，淮河入海口的紊亂局面依然沒有得到改善，淮河依然在苦難中掙扎。

民國時期（公元1912年-公元1949年），中國依然處于戰亂頻仍、社會動蕩的局面，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等一系列的戰爭，使得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依然無法全面展開，只能進行一些局部的嘗試，治理成效甚微。

民國初年，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各地軍閥割據一方，相互混戰，根本無暇顧及淮河的治理。此時，淮河下游的洪水災害依然十分頻繁，1916年、1921年、1926年、1931年等年份，淮河下游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水，洪水泛濫的范圍波及蘇北、皖北、魯南等多個地區，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例如，1931年的淮河大水，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洪水災害之一，淮河下游地區一片澤國，淹沒農田數千萬畝，餓死、淹死的民眾達數百萬人，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城鎮幾乎被全部淹沒。

1931年大水后，國民政府開始重視淮河的治理，成立了“導淮委員會”，負責淮河的治理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治淮方案，其中就包括疏通淮河入海口、修建人工入海通道的計劃。1934年，國民政府利用廢黃河下游的河槽，開挖了一條淮河入海河道，統名“中山河”，這條河道西起淮陰楊莊，蜿蜒東行，經過淮陰、漣水、響水、濱海諸縣，在新淮河口入黃海，試圖恢復淮河的獨流入海能力。

中山河的開挖，是民國時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一次重要嘗試，這條河道全長約160公里，寬約50-100米，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壓力，使得一部分淮河水能夠通過這條河道入海，但由于資金短缺、施工技術落后、戰爭干擾等多種原因，中山河的開挖工程并沒有完全完成，河道的疏浚工作也沒有跟上，導致河道很快就被泥沙淤積，宣泄能力有限，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淮河入海口的淤塞問題。

民國時期，除了開挖中山河之外，國民政府還在淮河下游修建了一些小型的水利設施，如加固堤防、開挖灌溉渠道等，但這些水利設施的規模較小，質量較差，無法抵御大規模的洪水，治理成效甚微。同時，由于當時的水土流失依然嚴重，淮河上游的大量泥沙被帶入下游，導致淮河入海口周邊的泥沙淤積依然在持續，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的淤塞速度越來越快。

1938年6月，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府為了阻遏日寇南犯，又炸開了河南省中牟縣、鄭縣花園口黃河大堤，使黃河水再次改道南泛，漫流豫東、皖北、蘇北地區，再次侵入淮河，導致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問題進一步加劇，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被徹底淤塞，淮河入海口的紊亂局面再次惡化。這次黃河決口，歷時九年，直到1947年才被堵塞，黃河再次回歸北道，但這次決口給淮河下游帶來了毀滅性的災難，大量的農田被淹沒，土地鹽堿化加劇，民眾流離失所，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再次陷入停滯。

解放戰爭期間（公元1946年-公元1949年），淮河下游地區再次成為戰場，國共雙方在淮河沿岸展開了長期的拉鋸戰，水利設施遭到了嚴重的破壞，原本就十分薄弱的治淮工程幾乎被摧毀殆盡。此時，國民政府已經無力對淮河入海口進行任何治理，只能任由洪水肆虐，淮河下游的民眾再次遭受了巨大的苦難。

民國時期，雖然有識之士與國民政府進行了一些治淮嘗試，但由于戰亂頻仍、資金短缺、技術落后、政府腐敗等多種原因，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的成效，淮河依然無法恢復獨流入海的格局，只能繼續借江入海，洪水災害依然頻繁，入海口周邊的生態環境與民眾生活依然處于惡劣狀態。

04 新中國成立后：入江入海并流格局的形成與完善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結束了中國長期戰亂、社會動蕩的局面，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終于迎來了新的曙光。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淮河的治理，將淮河列為新中國第一條全面系統治理的大河，提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號召，組織民眾開展了大規模的治淮工程，重點緩解淮河下游的水患壓力，逐步恢復淮河的入海能力。

建國初期，淮河下游的水患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由于長期的泥沙淤積與戰爭破壞，淮河下游的河道狹窄、水流不暢，洪澤湖的水位居高不下，每到汛期，洪水泛濫的風險依然很大。1950年，淮河下游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水，淹沒農田數百萬畝，造成了巨大的財產損失，這也促使黨和政府加快了治淮的步伐。

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召開了第一次治淮會議，制定了“蓄泄兼籌，以泄為主”的治淮方針，明確提出了治理淮河下游、疏通入海通道、緩解水患壓力的目標。隨后，大規模的治淮工程正式啟動，數十萬民工被組織起來，奔赴淮河下游，開展堤防修繕、河道疏浚、人工入海通道開挖等工程。

建國初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重點工程之一，就是疏浚中山河。中山河作為民國時期開挖的人工入海通道，已經被泥沙嚴重淤塞，宣泄能力有限。新中國成立后，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對中山河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與加固，拓寬河道、加深河床，提高河道的宣泄能力。經過幾年的治理，中山河的宣泄能力得到了顯著提升，能夠順利排出一部分淮河水，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壓力。

除了疏浚中山河之外，建國初期，政府還組織民眾修繕了淮河下游的堤防，加固了洪澤湖大堤，開挖了多條小型的分流河道，進一步緩解了洪水的危害。同時，政府還在淮河上游開展了水土保持工作，植樹造林、修建梯田，減少水土流失，從源頭上減少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為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1年冬，蘇北灌溉總渠的開挖工程正式啟動，這是建國初期淮河入海口治理的又一項重要工程。蘇北灌溉總渠西起洪澤湖高良澗，東流經淮安、阜寧、建湖、鹽城、射陽、濱海6個市縣，注入黃海，全長約168公里，河床寬60-80米，動員了130萬人力，僅用88天就完成了主體工程。蘇北灌溉總渠的主要功能是泄洪、灌溉與航運，它的建成，不僅為淮河增加了一條重要的人工入海通道，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壓力，還能引淮河水灌溉沿線的農田，讓蘇北平原的鹽堿地變成了高產田，促進了沿線農業的發展。

建國初期的治淮工程，雖然規模較大，投入較多，但由于當時的技術條件有限，資金短缺，治淮工程主要以緩解水患壓力為主，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淮河入海口的泥沙淤積問題，淮河依然無法完全擺脫借江入海的局面。不過，這些治淮工程，為后續淮河入海口的綜合治理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水患壓力，改善了沿線民眾的生活條件。

20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元1950年-公元1970年），新中國的經濟逐漸恢復與發展，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開展淮河入海口的綜合治理工作，進一步完善淮河的入海通道體系，修建了多條人工入海通道，逐步形成了“入江與入海并流”的初步格局。

1958年至1960年，淮沭新河的開挖工程正式啟動，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淮河入海口治理的一項重大工程。淮沭新河是一條溝通淮河與新沂河的跨流域調水工程，南起洪澤湖二河閘，經淮陰、沭陽進入新沂河入黃海，全長約196公里。淮沭新河的主要功能是泄洪、灌溉、航運與調水，它的建成，不僅為淮河增加了一條重要的入海通道，還能將淮河水調入新沂河，緩解蘇北地區的缺水問題，同時還能促進沿線的航運發展。

淮沭新河的建成，與蘇北灌溉總渠、中山河相互配合，形成了淮河下游的多條入海通道，進一步提高了淮河的入海能力，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壓力。此時，淮河的入海格局已經開始發生變化，除了主流經洪澤湖、長江入海外，還有一部分淮河水通過蘇北灌溉總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入海，“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初步形成。

這一時期，政府還對淮河下游的原有河道進行了大規模的疏浚與加固，重點疏浚了廢黃河、射陽河等分流河道，提高了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同時，政府還在淮河下游修建了多個水利樞紐工程，如二河閘、高良澗閘、三河閘等，這些水利樞紐工程能夠有效調節淮河的水流，控制洪水，提高淮河的入海效率，進一步穩定了淮河入海口的形態。

在水土保持方面，政府繼續在淮河上游開展大規模的植樹造林、修建梯田等工作，減少水土流失，從源頭上減少淮河下游的泥沙淤積。同時，政府還在淮河中游修建了多個水庫，如梅山水庫、響洪甸水庫等，這些水庫能夠攔截上游的洪水與泥沙，減少下游的洪水壓力與泥沙淤積，為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20世紀60年代，政府還對中山河進行了再次疏浚與加固，進一步提高了中山河的宣泄能力，使其成為淮河下游重要的入海通道之一。此時，中山河的入海口位于濱海縣新淮河口，河道寬深，水流順暢，能夠順利排出一部分淮河水，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洪水壓力。同時，政府還在中山河入海口周邊修建了防潮閘，防止海潮倒灌，保護沿線的農田與城鎮。

五六十年代的治淮工程，進一步完善了淮河的入海通道體系，提高了淮河的入海能力，緩解了淮河下游的水患壓力，促進了沿線農業、航運業的發展。此時，淮河“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已經初步形成，淮河入海口的形態也逐漸穩定，泥沙淤積的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入海口周邊的生態環境開始逐漸改善。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公元1970年-公元1990年），新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治淮技術不斷進步，政府對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從“緩解水患”向“鞏固提升、生態保護”轉變，進一步鞏固了“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提高了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水平，同時開始重視入海口周邊的生態保護工作。

這一時期，政府投入大量的資金，對淮河下游的入海通道進行了大規模的鞏固與提升，重點對蘇北灌溉總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人工入海通道進行了疏浚與加固，拓寬河道、加深河床，提高了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與防洪標準。同時，政府還對淮河下游的水利樞紐工程進行了改造與升級，提高了水利樞紐工程的調節能力，進一步穩定了淮河的水流與入海口的形態。

隨著治淮技術的進步，這一時期，政府開始采用機械化疏浚設備，代替了傳統的人工疏浚，提高了疏浚效率，減少了人力投入，同時也提高了疏浚質量，能夠更有效地清除淮河下游河道與入海口周邊的泥沙，控制泥沙淤積的速度。

這一時期，政府還對淮河入海口周邊的土地進行了綜合治理，治理土壤鹽堿化，改良土壤質量，提高土地的利用率。通過修建灌溉渠道、引淡水淋鹽等措施，改善了鹽堿地的土壤條件，使更多的鹽堿地變成了可耕種的農田，促進了沿線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七八十年代的治淮工程，進一步鞏固了淮河“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提高了淮河入海口的治理水平與防洪標準，緩解了泥沙淤積與水污染問題，同時也推動了生態保護工作的起步，為后續淮河入海口的生態治理與可持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此時，淮河入海口的形態已經基本穩定，多條人工入海通道并行，水流順暢，入海口周邊的生態環境開始逐漸改善，民眾的生活條件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提高。

20世紀90年代至今，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推進，淮河入海口的治理工作進入了“生態優先、綜合治理、可持續發展”的新階段。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對淮河入海口的治理與保護力度，對原有入海通道進行升級改造，修建了淮河入海水道等重大工程，進一步完善了“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同時加強了生態保護與修復工作，推動淮河入海口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1991年，淮河下游發生了大規模的洪水，雖然經過多年的治理，淮河的入海能力已經得到了顯著提升，但洪水依然給淮河下游地區帶來了巨大的財產損失。這次洪水過后，政府進一步認識到了淮河入海口治理的重要性，加快了淮河入海口的升級改造步伐。1991年11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治理淮河和太湖的決定》，將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列為19項骨干工程之一，正式啟動了淮河入海水道的修建工作。

淮河入海水道位于蘇北灌溉總渠北側，與總渠平行，西起洪澤湖二河閘，經淮安市、鹽城市，并分別在淮安區境內與京杭大運河、在濱海縣境內與通榆河立體交叉，于濱海縣扁擔港入黃海，全長約163.5公里，河道寬約750米。淮河入海水道工程分為一期工程與二期工程，一期工程于1998年正式開工，2003年建成通水，設計行洪流量為2270立方米每秒；二期工程于2022年7月30日正式開工，工程總投資438億元，建成后將使設計行洪流量擴大到7000立方米每秒，進一步提高淮河的入海能力。

淮河入海水道一期工程的建成，是淮河入海口變遷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它的建成，使淮河下游的排洪能力由不足8000立方米每秒擴大到15270立方米每秒至18270立方米每秒，洪澤湖及下游防洪保護區達到100年一遇的防洪標準，徹底解決了淮河下游的“排洪難”問題。同時，淮河入海水道還具有灌溉、航運、生態保護等多種功能，能夠引淮河水灌溉沿線的農田，促進沿線農業的發展；能夠改善沿線的航運條件，為淮河出海航道的建設創造條件；能夠為濕地生態系統提供充足的水資源，改善入海口周邊的生態環境。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的建設，將進一步擴大淮河下游的排洪出路，提高洪澤湖及下游防洪保護區的防洪標準，減輕淮河中游的防洪除澇壓力。據水利部測算，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建成后，一旦發生百年一遇洪水，洪澤湖最高洪水位將比現狀降低0.77米，洪澤湖周邊滯洪區將減少滯洪量6.6億立方米、滯洪面積440平方千米，受影響人口也將大為減少。同時，二期工程的建設還將為淮河出海Ⅱ級航道的建設創造條件，實現淮河與海港的有效銜接，完善淮河流域的航運功能，促進淮河沿線地區的統籌協調發展。

這一時期，政府還對蘇北灌溉總渠、淮沭新河、中山河等原有入海通道進行了升級改造，進一步提高了這些河道的宣泄能力與防洪標準，使其與淮河入海水道相互配合，形成了更加完善的入海通道體系，鞏固了“入江與入海并流”的格局。目前，淮河下游已經形成了“一河入江、四河入海”的格局——“一河入江”即淮河主流經洪澤湖、高郵湖、邵伯湖等湖泊，由揚州附近的河道匯入長江入海；“四河入海”即蘇北灌溉總渠、淮沭新河、淮河入海水道、中山河四條人工入海通道，共同承擔淮河的入海任務，淮河的入海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