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的那個清晨
我依然記得熙寧三年(1070年)那個清晨,汴京城西市的喧鬧中,市易務的牌子第一次掛起。三十二歲的我,不過是戶部調來的一個小吏,每日面對著算盤、賬冊和那桿官方的銅權秤。相公說,這是為了抑兼并、濟貧弱,可我看到的,是無數商販在秤前徘徊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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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銷茶葉的去路
那年冬天,城南的茶商趙四把三百斤茶葉堆在市易務門口。這些茶往年能賣五十文一斤,今年北方戰事頻仍,商路不通,三十文都沒人要。我按市易法規定,以市價收購了這些茶葉。趙四接過錢時,手在發抖——那是他全家過冬的口糧錢。可我心里清楚,這些茶可能要在市易務的倉庫里放上三年,等到有人要時再賣出。官府成了最大的囤積商,這算不算兼并呢?
借貸日子的算計
每月初五是市易務放貸的日子。小商販們排著長隊,有人要借五千文進綢緞,有人要借三千文販布匹。按規定,他們要以貨物作抵押,年息二分。我見過一個賣油條的老漢,借了錢買芝麻,結果那年芝麻歉收,他還不起錢,抵押的兩壇油被市易務收走了。看著老漢空著手離開的背影,我手中的筆變得格外沉重。
豪強與官府的較量
真正麻煩的是那些大商賈。城里張家的糧行壟斷了汴河運來的米價,市易務要去收他們的糧,他們就說我們的價格"不合市情"。有一次,我帶著三個人去查賬,張家的管事直接把賬本摔在地上。官府要收他們的利,他們便用各種辦法抵抗。我們這些小吏夾在中間,上面要政績,下面要日子,我常常不知道該聽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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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砣下的抉擇
最讓我難忘的是熙寧五年那個雨夜。李老漢的布匹賣不出去,按規矩我應該按市價收,可那天他跪在地上求我多算兩文。我看了看賬冊,又看了看他的白發,最后在賬上多寫了"折損"二字。第二天上級查賬時,我說是雨水侵蝕所致。那個月,我少了三個月的俸祿。可每次路過李老漢的攤位,他總會塞給我兩個熱包子,那種溫暖,是賬本上算不出來的。
市場的悄然變化
幾年下來,汴京的市面確實變了。大商賈不敢再隨意抬價,小商販有了周轉的本錢,可也有人說,市易務成了新的"兼并者"。我看到米價穩住了,可官府倉庫里堆滿了賣不出去的貨物;我看到小商販能借到錢了,可也有人因為還不上債而家破人亡。這桿秤,真的能稱出公平嗎?
變法聲中的回望
如今回望那些年,我只是一個在秤前算賬的小吏。相公的理想,豪強的抵抗,商販的生計,都沉甸甸地壓在那桿銅權秤上。我見過因市易法而活下來的家庭,也見過因它而破碎的生意。歷史說這是王安石變法的成敗,可我只知道,每一次落筆,都關系到一個個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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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學家說
市易法是王安石變法的重要經濟措施之一,旨在通過國家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抑制大商人壟斷,穩定市場價格,并為小商販提供資金支持。這一政策在初期確實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引發了諸多爭議。一方面,它增加了財政收入,平抑了物價;另一方面,市易務在執行過程中存在官吏腐敗、強行收購、高利貸等問題,加重了部分商人的負擔。史料記載,市易法在熙寧七年(1074年)曾短暫廢止,后又在元豐年間恢復,直至元祐更化時最終廢除。這一政策的得失,至今仍是歷史學家爭論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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