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的“逆襲”史詩

呂 鵬

陜西眉縣出土的青銅盠駒尊。

遼寧北票馮素弗墓出土北燕鎏金木芯雙馬鐙。 以上圖片均為呂鵬提供

農歷丙午馬年翩然而至，“龍馬精神”“馬到成功”等美好祝愿廣為傳頌。馬，早已超越了動物范疇，化作一個凝聚著勇氣、進取與祥瑞的文化符號。然而，你可曾想過，這份尊崇并非與生俱來？在漫長的歲月里，馬的角色經歷了從“盤中餐”到“座上賓”再到“國之重器”的逆轉。今天，讓我們跟隨考古發現，翻開這部寫在馬骨標本和馬形文物上的“逆襲”史詩。

故事的開端，馬并非人類的朋友。距今5600萬—5000萬年前，馬的始祖“始祖馬”在北美森林中漫步，體形僅如狐貍。隨著氣候劇變，草原擴張，它們開始了偉大的“自我改造”：腿變長、腳趾融合成堅硬的單蹄、脊椎進化得如弓般富有彈性，最終成為草原上的速度王者。然而，這身“史前黑科技”并未使其免于成為人類的獵物。在距今4.5萬年前的山西峙峪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大量帶有砍砸痕跡的普氏野馬骨骼，它們是“馬肉自助餐”的明證。歐洲拉斯科洞窟的壁畫上，野馬更是原始獵人圍攻的焦點。彼時，人與馬的關系簡單而殘酷——純粹的食物鏈上下級。

歷史的轉折點，大約發生在距今5500年前的哈薩克斯坦北部波泰(Botai)遺址。在這里，考古學家發現了最早的馴化馬匹的證據——大量的馬骨、馬骨制成的魚叉、帶有馬奶殘留物的陶片、帶有刻紋的馬骨。這意味著，人類不再只是追逐和獵殺野馬，而是開始掌控并馴化馬。

這次馴化，很可能最初只是為了獲取穩定的肉、奶資源。但人類很快發現了馬的更大潛能：它們力量強大，能負重致遠；它們天性服從等級，易于管理。馬，開始從“移動糧倉”向“多功能工具”轉變。隨著馴化技術的傳播，家馬在距今4000年前出現在中國西北地區，或沿著黃河流域自西向東，或自歐亞大草原自北向南，最終，于距今3300年前進入中原文明的視野。

當馬拉著車駛入中原，它的命運便與王權、禮制緊緊綁在了一起。在河南安陽殷墟遺址，考古發現了中國最早、最成熟的馬車實物：兩馬一車，18根輪輻，工藝精湛。在今天的殷墟博物館中，不同形制的車馬坑以一個展廳的形式集中展示。甲骨卜辭中，商王武丁的田獵與車馬事故被鄭重記錄，馬與車成為王權儀式、狩獵與祭祀的核心。

到了周代，馬的地位被禮制系統推至高峰。河南洛陽“天子駕六”車馬坑的發現，實證了“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這一周代車馬等級制度的核心規定；馬牲與狗牲的組合，正是成語“犬馬之勞”的歷史源頭。馬匹數量成為國力的標尺，“千乘之國”“萬乘之尊”成為衡量霸業的詞語。西周“執駒禮”(為兩歲幼馬舉行的成年儀式)被銘刻在國寶青銅盠駒尊上，顯示國家已對馬匹資源進行制度化管理和珍視。

然而，依賴戰車的“貴族戰爭”在機動靈活的游牧騎兵面前，逐漸顯露出笨拙。戰國時，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拉開了中原軍事全面革新的序幕，騎兵開始取代戰車成為戰場新銳。新疆哈密地區的石人子溝遺址和西溝遺址中，戰國晚期到西漢早期馬骨脊椎上的病變痕跡，同樣留下了被人騎乘的歷史印跡。

真正讓騎兵蛻變為戰場主宰的，是一項劃時代的發明——馬鐙。南京丁奉(卒于公元271年)家族墓中出土的一件釉陶騎馬俑上，考古學家驚喜地發現了世界上最早的馬鐙(單邊馬鐙)形象。隨后，南京東晉王氏墓出土了最早的雙鐙陶馬，遼寧北燕馮素弗墓則出土了精美的鎏金木芯雙馬鐙實物。

這條完整的考古證據鏈表明，中國在魏晉時期完成了從單鐙(輔助上馬)到雙鐙(穩定騎行)的革命性創造。雙腳有了支撐，騎士得以解放雙手，穩定地操控弓箭、長矛，人馬真正合為一體。重裝騎兵(甲騎具裝)由此興起，成為冷兵器時代的“坦克”。李約瑟稱馬鐙為“中國靴子”，它帶來的軍事優勢，隨著絲綢之路深刻影響了歐亞大陸的戰爭形態。

唐代，馬政達至巔峰，國家牧場養馬曾達70萬匹。昭陵六駿、三彩馬、舞馬銜杯紋銀壺，無不映射著那個開放自信、馬影奔騰的時代。馬不僅是戰備，更是絲路來的“進口奢侈品”和社會時尚的寵兒。明清雖初重馬政，但農耕擴張、財政壓力最終導致官營牧場萎縮；直至1860年八里橋之戰，清軍騎兵在近代火炮前悲壯沖鋒，標志著馬在軍事上的主宰時代黯然落幕。

當馬退出戰爭與運輸的主舞臺，它在文化中的象征意義卻愈發璀璨。考古發現的每一具馬骨、每一件馬俑、每一套鞍鐙，都是這部“逆襲”史詩的一個章節。它們告訴我們，馬的傳奇，是一部從被動馴化到主動賦能、從服務物質到升華精神的文明協作史。在又一個馬年到來之際，當我們互祝“馬到成功”時，我們不僅在祈愿順利，更是在致敬這位用蹄印陪伴并深刻塑造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古老伙伴。它的“逆襲”，映照著人類文明演進波瀾壯闊的歷程。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