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河梁遺址考古新發現：中華文明的曙光從這里升起

《中國考古大講堂》第五季“尋根·探源”系列講座以翔實的考古發掘材料、豐富的研究成果，溯文明之源，探華夏之根。以下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遺址田野考古項目領隊賈笑冰講述的牛河梁遺址新發現。

賈笑冰

牛河梁遺址是20世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世界性考古大發現，入選“百年百大考古發現”。該遺址于1981年被發現，1983年開始發掘，遺址內曾發現了著名的“女神廟”和以玉豬龍為代表的精美玉器。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2020年以來牛河梁遺址新一輪考古發掘的新成果。

牛河梁國家考古遺址公園祭壇、積石冢保護展示館內景。（新華社發）

『這里有中國第一座祭壇』

牛河梁遺址保護區占地近60平方公里，地處遼寧省朝陽市下轄的凌源市與建平縣交界處，遺址距今約5800年—5000年，是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已知規模最大、由多個遺址點構成的遺址群。

20世紀80年代的考古發掘，確定牛河梁遺址群最初的遺址點一共有16個。而目前保護范圍內新確認的遺址點數量已經達到51個，新的考古發現不斷推進著我們對牛河梁遺址乃至紅山文化的認識。

考古發掘顯示，這里是紅山文化中具有都邑性質的遺址，是紅山文化最高層次的中心聚落，也是紅山文化先民崇拜先祖的圣地。

牛河梁遺址群的最新考古發現，首先是祭壇。為什么說它是祭壇呢？我們經過發掘，發現這個“壇”有著不同直徑的3個同心圓，逐級升高形成了三個臺階。這3個圓圈的直徑，內圈為11米，中圈為15.6米，外圈為22米，三圈直徑的比值均為√2。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圍成圓圈的三重壇所用的石頭都是經過挑選的六棱石柱，內圈石圈的內側立有紅山文化特有的中空且上下開口無底的筒形陶器，屬祭祀禮器。從牛河梁遺址的分布情況來看，這個祭壇位居整個遺址區的偏南側，與后世的禮儀制度——北郊祭地、南郊祭天完全吻合。可見，這個祭壇與紅山人的祭祀禮儀密切相關。

再說說這三個圓圈的比值√2為什么那么重要。古人是如何得到圓的呢？古人沒有圓規，繪制這樣的圓形祭壇需借助方形，祭壇的三個圓就是通過畫兩個方形得到的。圓形和方形分別對應著古史記載的“三天兩地”——三圈代表天，兩個方形代表地。為什么是三個圓圈？它們是與兩分（春分、秋分）、兩至（夏至、冬至）時太陽運行的軌跡相對應的。這類圓形壇多與祭天相關，文獻中講“太壇祭天，太折祭地”，太壇即指大型圓壇，太折則是指非常大的方形的臺子。

這種三重圓壇結構及√2的比例自古以來是一脈相承的。從考古發掘來看，陜西血池的祭天遺址、內蒙古北魏時期的壩頂祭天遺址、陜西唐代圜丘等祭天遺跡、北京清代天壇的基座及圜丘均是如此。這反映了古人的宇宙觀和對天象的認識，而這一結構目前可追溯到的最早證據便是牛河梁遺址的祭壇。

牛河梁遺址的另一個重要遺跡是積石冢。在牛河梁遺址群第二地點中，中間是圓形的祭壇，兩側長方形的便是積石冢。為什么叫積石冢？它是紅山人的一種獨特的墓葬形式，用土石混合或純石頭的方式掩埋，所以叫積石冢。積石冢按體量和規模分為大、中、小三種等級。第二地點的1號冢有兩座中心大墓（M26和M25），規格高，體量大。其中M26南側有臺階狀墓道，這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的墓道。墓道是把墓主人的棺木和隨葬品抬進去的通道。我們知道，商周時期王族、貴族的大墓都是有墓道的。而距今約5800年的牛河梁遺址中的墓道，可能真正開了中國墓葬制度的先河。

紅山文化牛河梁遺址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反映了墓主人的高等級地位。比如箍形玉器是一種筒形器，大多出現在高等級大墓中。這些玉器雖缺乏日常實用功能，卻是紅山文化中最重要的標志社會等級的禮器，象征著墓主人的身份地位。

第16地點的中心大墓M4用石板壘砌棺槨，墓主人頭枕禽類玉器。有人說是鳳，有人說是天鵝，總之與禽類相關。墓主人的胸前放置著箍形玉器，腰腹間有玉人、玉鳳組合。以鳥類為代表的“屬天類玉器”是紅山文化玉禮器組合中等級較高的一種。

著名考古學家蘇秉琦先生曾經說過，“紅山文化壇廟冢，中華文明一象征”。壇廟冢的發現，使紅山文化的研究一開始就站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前沿。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成為中華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見證。

『9座新發現的大型臺基建筑』

牛河梁遺址最新發現的第一地點的9座大型臺基，規模宏大，總面積超6萬平方米，含附屬設施達10萬平方米，這意味著紅山人用人力通過墊土、砌石的方式改造了整個山脊的自然地形。

臺基是古代大型建筑遺留的基礎，這是紅山人在距今約5700年—5500年間修建起來的。說明當時紅山社會的發展階段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具有強大的動員和組織管理能力，足以支撐紅山人共同完成這樣一個規模宏大的“超級工程”。

其中的7號臺基建造工藝非常復雜。先在基巖夯筑土臺，鋪設碎石層，再用土石混合填充并修筑兩道東西向短墻，最后以土沙交替夯筑完成臺面。在臺基基礎層發現大量筒形器殘片，暗示臺基有特殊的宗教功能，可能用于敬天敬神。

9號臺基依托山體用土夯筑而成，南北長75米，東西寬60米，墊土最厚的部分達4.6米，一般的臺基也達到1.5米厚度，體量非常大。根據推測，臺基是從山體的低處依次往上修建，像是修梯田似的，有三四層。當時建造這些臺基建筑前，古人應該有一個整體規劃，之后再逐步實施。

9號臺基之上就是著名的“女神廟”遺址，曾出土了真人大小的女神頭像殘件、3倍于真人尺寸的泥塑耳朵殘塊，表明當時有巨型神像。此處還發現了逼真的熊下頜骨泥塑、禽類翅膀與爪部殘件等動物塑像以及帶幾何紋飾的建筑構件殘塊，展現了紅山人精湛的塑造技藝和豐富的信仰體系。

為解決5號、6號臺基與9號臺基間的排水問題，紅山人建造了精妙的防洪治水系統：中間有一條斜坡狀的通道，通道起始處設對稱石砌擋水墻，將雨水導入道路兩側的八字形排水溝，溝外側另設擋水墻形成雙重防護，以防止雨季山洪暴發時洪水對“女神廟”和它所在的9號臺基造成直接的沖擊。該系統體現了工程智慧，其嚴格的中軸對稱布局可能是中國建筑中軸線理念的最早實證。

除了9號臺基上的“女神廟”，其他臺基上同樣有大型建筑。目前，除了進行重點發掘的7號、9號臺基外，2號臺基上可能同樣曾存在大型建筑。

在部分臺基上，存在著祭祀遺存。比如，在3號臺基發現了燎祭（以焚燒為主的祭祀儀式）遺跡，有炭化的果核、玉料等祭品；“陶片窩”遺跡，是一處70多平方米類似房子的遺跡，其中出土了大量在紅山文化中專用于祭祀的筒形器殘片，反映存在瘞埋（將祭品埋入土中的祭祀方式）祭祀行為；5號臺基的獨立陶盆埋藏坑也屬同類瘞埋儀式。我們還發現了一組可能用于“祼禮”的器物組合——帶蓋刻紋彩陶缸與圓陶片、筒形罐、陶缽配套使用，模擬了以酒漿滲地祭祖的場景。這些都蘊含著尚未破解的宗教內涵，共同構建起紅山文化復雜的祭祀體系，為理解中國早期的宗教形態提供了關鍵實物資料。

牛河梁遺址博物館綜合館內景。（視覺中國供圖）

『考古證據與文獻記載的對應』

牛河梁遺址的諸多考古發現究竟具有怎樣的意義？它們背后反映的紅山社會又是什么樣的？解讀這些考古現象需要確立闡釋框架，這涉及文明標準的問題，也就是符合什么標準才算是文明社會。

我認為，文明標準應該包含兩方面：一是物質文化發展程度，即物化表征，如建筑、陶器的復雜程度、技術水平等，是判斷一個社會是否進入文明階段的物質依據。二是精神層面發展程度，包括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二者相輔相成。精神文明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建立起相應的社會制度；社會制度建立起來了，又需要精神文明來配合。也就是說，精神層面發展程度的一個重要表征就是社會制度的建立，并且有相應的精神文明建設的證據，才能證明這個社會或地區進入了文明階段。

那么，牛河梁遺址的考古發現除了墓葬、陶器、玉器、建筑等物化表征外，能否和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聯系起來呢？

考古發現，牛河梁是紅山文化中晚期的一個禮儀中心，它有很多的遺跡、遺物都與禮儀行為相關。在史前階段，在沒有文字的情況下，我們并不確切知道它們代表的是什么含義。比如，牛河梁遺址存在多種祭祀禮儀，像燎祭、祼禮、瘞埋等。這些禮儀的祭祀對象是誰？它們有什么樣的目的？我們結合后世文獻中關于古禮的記載，來看看考古學的證據能否與古禮的記載相對應。

《周禮·春官·大宗伯》中記載，大宗伯（一種祭祀官職）的職責是以吉禮侍奉邦國的“鬼神示”——“鬼”為祖先神，“神”為天神，“示”為地神（地祇），即天地人三界的神靈。其中記載的“禋祀”“實柴”“槱燎”均為燎祭，也就是一種以焚燒為主的儀式，用于祭祀不同等級的天神。由此推測，牛河梁的燎祭可能用于祭天。“貍沉”則用于祭祀山林、川澤、四方、百物等與地相關的神靈，故牛河梁的瘞埋行為可能是祭地神的禮儀。而“以肆、獻、祼享先王”，“肆、獻”指生肉和熟肉，“祼”指酒，用于祭奠祖先神，故牛河梁的祼禮可能與祭祀祖先神相關。

可見，《周禮·春官·大宗伯》中所記載的大宗伯負責的祭祀天地人三界神靈的職責及相應規格、方式，在距今5800年—5700年的紅山文化時期，也就是中華文明古國時代第一階段就已經出現，并形成了祭祀禮儀體系。

另有《禮記集解》記載，“天神在上，非燔柴不足以達之”“地祇在下，非瘞埋不足以達之”。“人鬼”（祖先神）處于天地之間，祭祀用的酒香芬芳可傳達給天神，向下滲透可傳達給地神，以祈求“天地交泰”“物阜民豐”。這些中華傳統文化觀念的雛形其實早在紅山文化時期就已出現。

此外，玉器作為禮器在牛河梁墓葬中大量出現，用于顯示墓主人的身份、地位和等級。“唯玉為葬”，意思是我只隨葬玉器，以玉器及組合彰顯身份，是當時禮儀體系和社會等級制度的重要體現。

『“巫教時代”及其意義』

以上我講到了牛河梁遺址的壇廟、積石冢、建筑臺基、中軸對稱的排水設施、道路系統及祭祀禮儀等遺跡、遺物，這些都展現了紅山文化祭祀禮儀與后世的緊密聯系。在我看來，紅山社會代表了中國文明發展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我們可以稱其為“巫教時代”。

那么，什么是“巫教時代”？它又是怎么來的呢？

古代巫教以自然崇拜和鬼神崇拜為核心，以巫覡（女稱巫，男稱覡）為中介溝通人神。從宗教學和人類學角度來看，巫術是一種準宗教現象，起源于早期原始社會。其與宗教之不同在于“尚不涉及神靈觀念”，宗教通過取悅或討好神靈以獲得幫助，而巫術則是強迫或壓制神靈。

在“巫教時代”之前，是“巫覡時代”。“巫覡時代”的行為主體是個體巫師，施行者與受眾均為個體或小群體，其行為方式是力圖強迫或壓制神靈以影響或控制其他人。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個體巫術日漸式微，公眾巫術占據主要地位，日益演變成初級宗教。巫術活動更多地與社會整體利益的訴求聯結在一起。一方面，巫術活動的規模與參與人員逐漸增加，且從事巫術活動的巫師逐漸專業化；另一方面，在意識到強迫和壓制無法取得有效結果時，巫師轉向以樂舞、獻祭來取悅神靈。為顯示這一活動的莊嚴、神圣，需要形成分工、參祭人員相互關系等方面的嚴格規定，于是就產生了祭祀和與之相應的規則，這就是最初的禮和禮儀。而何時形成了系統的祭祀禮儀，在中國歷史發展和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中，顯得尤為重要。

考古研究顯示，在牛河梁遺址時期，紅山人的宗教行為是通過供品取悅和討好神靈，而非強迫，表明當時的社會已經脫離巫術，在理性化的道路上前進了一大步，形成初期宗教。因此，紅山文化中期已經進入了古代宗教階段，形成了較為完備和成熟的儀式體系和初步的祭祀對象體系，比如有了女神像以及大大小小神靈的形象，也有了各種豐富的祭祀行為，也即開啟了中華文明的“巫教時代”。在中國歷史上，“巫教時代”可能始于紅山文化，一直延續至商末。它是禮制形成的前身與源頭，秩序初成并逐步完善、統一。

“巫教時代”對理解中華文明起源及在上古史中的特殊意義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形成了“敬天、禮地、法祖”的最初觀念。這種觀念自紅山文化時期萌芽，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非常重要的內容。如清代“敬天禮地”的天壇、地壇，遍布全國各地的宗廟和家族祠堂等均源于此。

第二，構建了“天（神）”與“地（地上之人）”的二元關系。天（神）代表超自然力量，地（地上之人）以社會精英階層為代表，兩者如何溝通呢？通過祭祀完成溝通。這種“二元結構加一個中介”的模式是后世天人關系的思想雛形。在商代，商王作為大巫，通過祭祀集團溝通鬼神。西周初期，周公引入“德”的概念，提出“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統治階級要有德政，老天才能給你這個天命，讓統治延續下去。春秋戰國時期，以孔子為代表的諸子百家將“天”轉化為哲學概念的“天道”，強調每個人要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天命，溝通媒介從集體祭祀變為個人修養。但是，基本的天人二元結構并沒有改變。

第三，“巫教時代”深刻地影響了中國上古的宇宙觀和社會觀，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哲學突破奠定了基礎。諸子百家在禮崩樂壞時重新思考天人關系，完成了中國哲學的“軸心突破”，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延續至今的古文明。

總而言之，牛河梁遺址的新發現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中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證據之一。正是在以牛河梁遺址為代表的紅山文化時期，紅山人的思想種子經數千年發展，孕育出了獨具特色的中華文明體系。

原標題：《牛河梁遺址考古新發現：中華文明的曙光從這里升起》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徐蓓

來源：作者：賈笑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