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硬件的上半場：失敗、共識與進行中的探索

曙光已經出現，但黎明還沒有到來。

文丨祝穎麗

編輯丨宋瑋

過去幾十年的全球消費硬件史中，中國公司大多扮演著 “追隨者” 的角色。

從家電、電腦到智能手機，中國公司總是等需求被驗證后，再憑借強大的制造能力和巨大消費市場迅速完成 1 到 100 的事情。

我們很少承擔探索未知的風險，也因此少了一些得到 “大結果” 的機會。

而到今天，當大疆已經證明了中國工程師能通過解決新問題來主導一個全球品類，且深圳的供應鏈觸手可及時，事情變得完全不一樣了——在擁有了信心、工程師儲備、完備的供應鏈后，中國在 AI 硬件上第一次主動地站在了定義未來的路口。

過去一年，中國整個市場里，對 AI 硬件嘗試的熱潮綿延不絕。我們訪談了這場大實驗中的多方角色，包括創業者、投資人、深圳供應鏈的方案商、大模型和云平臺的員工，透過這些交織的視角，我們發現這其中主要由兩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共同塑造這個市場。

一股力量是，模型廠商與傳統硬件的結盟，他們想用大模型將玩具、鬧鐘、耳機、手表等傳統品類重新做一遍；另一股力量則來自有大廠背景的精英創業者，他們借助投資人的資本，希望拋棄舊載體，去定義真正原生的 AI 硬件。

這兩股力量當然都在探索的初期，但也已經呈現出一種從淺入深的跡象。

最早的推動者：大模型公司

追溯起來，中國整個 AI 硬件行業 “起點”，是大模型廠商在尋找商業化途徑、探索模型落地的一個分支。更準確地說，是字節跳動在最初點了一把火。

付迎春是深圳一家硬件方案商的銷售負責人，他記得，2024 年底豆包大模型的 Token 費用降到了原來的十分之一，而當時，字節、芯片商以及深圳的硬件方案商，已經在一起思考 AI 結合硬件的可能性。

“我們發現，AI 來了，軟硬件有了新的融合機會；過去只有手機是軟硬件融合得最好的，其他硬件都是功能性的、控制類的產品，但 AI 讓軟硬件融合可以加深。”

合作的三方各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字節的火山引擎想要更多的 token 消耗，尋找更多的入口；芯片商希望借助合作拉升股價；方案商則想要尋找新的業務增量。

2024 年末，字節與樂鑫、中科藍訊等芯片商合作；作為 “豆包概念股”，樂鑫科技盤中一度漲停，股價創下歷史新高。

能把三方湊到一起，通過結盟的方式快速推動這件事，來自于過去 IoT 行業的做法。

“當時豆包（模型）做 BD 的人，大部分都是以前阿里云 IoT 過去的，這些人對整個生態很了解，比較擅長這種玩法。” 付迎春說，他在硬件領域從業了 15 年，經歷過功能機到智能機，IoT 時代就是阿里云 OS 和小米的方案商，這套做法在過去硬件行業很常見。

聯盟結成，接下來就是選一個具體的產品，放大規模。

眼鏡并不在 AI 落地硬件的最佳選項里，盡管它看起來天花板最高、想象力空間最大，但當前供應鏈技術仍不成熟（重量、續航、交互體驗尚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玩具，成了最早被選中的 “殼”。

一是因為有過部分驗證，2024 年下半年，字節跳動就推出過一款 AI 玩具 “顯眼包”，這款送給客戶的非賣品在二手市場反響不錯，一度被炒到了 500 元的高價。

二是對技術要求不高——一個 AI 玩具就是把你手機里的 “豆包” 套上個毛絨形態，能做的無非是跟它聊聊天、對對話，且中國家庭最愿意為孩子消費，對錯誤的容忍度也相對較高。

字節試水的 AI 玩具 “顯眼包”

AI 玩具由此成為字節向合作伙伴展示的具有示范性效應的 AI 硬件，以 “聯合開發、消耗 Token” 的模式推進。芯片廠通常與方案商高度綁定，并對后者有極大的影響力，于是批量推動方案商找玩具商家進行 AI 方案接入。

到 3 月，DeepSeek 完成了一輪市場教育之后，這個速度再次加快，“就全部往里沖，整個市場就炒起來了。” 付迎春記得，整個 3 月到 6 月，汕頭、揚州、茶山的玩具產業基地都開始接入 AI。

彼時阿里云，因為上一個階段的裁員，導致了硬件生態行業人才的流失，動作慢了一拍。一位阿里云的員工說，他們整體的節奏當時比豆包大概慢一個季度左右；而在付迎春等方案商看來，阿里云的發力在 6 月之后。

但反應過來的阿里云也很快有諸多的措施跟進。

2026 年初的硬件展上，阿里云發布了一個提供給方案商的 “交互套件”，集成了很多模板，讓諸如玩具、鬧鐘等內置軟件的開發門檻大大降低；此外，阿里云還推出了新的收費模式，把原來的按 Token 計量計費改成按硬件的終端提供服務、按 License 收費的模式。

一位阿里云的員工記得，這套方案從 2025 年 3 月開始逐步面向客戶推廣，此后再逐漸完善，到下半年，隨著內部對這件事情的認知逐漸變得明確而加快。

付迎春看到，下半年開始，阿里云在 AI 硬件上的投入越來越多，“他給我的折扣，現在價格比豆包的還低。”

阿里云加入戰局，在于他們意識到在大模型的商業模式里，硬件是除了在線的 Chatbot 和 Agent 之外，能夠最快形成商業閉環的場景。

阿里云通義大模型業務總經理徐棟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們更看重的是 AI 硬件能改變人機交互，為公司的生態服務拓展更多的流量入口，“人機交互的商業價值更大，它能夠帶來新的流量，這個流量里面，我們看該怎么樣去嘗試更多商業上的合作。”

一個快速的失敗，以及留下的經驗

2025 年上半年 AI 玩具帶來的熱鬧在一段時間內，讓大家覺得充滿了繁榮和生機。一家比樂鑫小得多的芯片商形容，那段時間的客戶增長 “簡直夸張”，在一兩個月內，就從幾家變成了三四十家。

然而，這場由平臺意志催生的繁榮，在 618 達到頂點后便迅速熄火。

失敗最先體現在數據上。盡管還有玩家進場，也經歷了一兩波產品推新，但整體市場的量并未見長，反而有極高的售后率。上述客戶數量翻了幾十倍的芯片商，最后收入也只增加了兩三倍，因為大部分的客戶在這個熱潮中并沒有賺到錢。

大家發現，小孩對這類產品的興趣往往只有 “三分鐘熱度”，加上 AI 的售價并不便宜，家長在新鮮感過后，就覺得物無所值。一個只是可以對話的玩具很快就被證明，并沒有那么被市場需要。

一位云平臺的銷售員工與玩具產業協會的負責人交流發現，這個產品整個生命周期只有不到兩個月。平均的使用時間，輸入只有 6 個小時；輸出不到 8 小時。

AI 玩具到底是不是一個真需求？不同的視角有不同答案， Haivivi 賣到了 近 30 萬臺，那些自帶 IP 的玩具、價格本來就高，增加 AI 功能后，也讓產品的附加值變得更大，成為少數的獲益者。

但一個客觀的情況是，隨著玩具產業帶與深圳寶安區（方案商聚集地）能力的結合，這個市場已經在極短的時間內卷成了紅海。

奇點靈智是一家做兒童英語啟蒙 AI 硬件公司。早在 2023 年，他們就做過一個測試：將一個毛絨玩具內部挖空，往里面塞了一個藍牙音箱后重新縫合，然后通過騰訊會議和變聲軟件，由真人在后臺以卡通嗓音與孩子實時互動。

剛開始測試時，孩子表現得很積極，互動頻率也很快。因為真人后臺響應及時，即時反饋讓孩子產生了一種 “這個熊真的活了” 的錯覺。但測試結束時，老師問小朋友喜不喜歡、下周還要不要再來，小朋友雖然嘴上說喜歡，卻明確表示不想再來了。

通過回看騰訊會議的錄像，他們發現，所有參加測試的孩子全程狀態都非常緊繃，因為熊一直在不停地說話，而低齡小朋友的想象力和反應速度跟不上。

最后他們判斷，如果缺乏視覺畫面的輔助，單純依靠語音互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于是很快放棄了這個方向。

2025 年的下半年，奇點靈智聯合創始人及 CMO 胡琛在看到深圳 AI 玩具的結局后慶幸，“我們很幸運當時沒做這事兒，因為預測到說最后的結局就是華強北沖進來，這樣卷沒有意義。”

AI 玩具以極快的速度從喧囂、熱鬧歸于了沉寂，其最大的價值或許在于讓大家意識到，給兒童的 AI 產品最終需要家長買單，而一個沒什么用的東西，或者一個無法打動家長痛點的東西，是不會有太大市場的。

奇點靈智想清楚這一點后，就將手頭上還在研發的 AI 硬件輻射范圍不斷收攏，先是收攏到兒童領域、最后收攏到做英語，最終又定位于給 3 到 8 歲的孩子做英語啟蒙，“中國的媽媽認為，數學這件事她認為她老公可以教，古詩爺爺可以背，只有英語這件事情是我跟我老公都不行，所以中國市場我就會很堅定先做英語。”

跟奇點靈智類似，市場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和資源，開始從玩具轉向了應試類、教育類產品，而原本 AI 毛絨玩具，目標受眾也從原本的兒童轉向了年輕女性，形態以掛件式為主。

收斂和聚焦的產品都在 2025 年的下半年取得了還不錯的結果。

網易有道的答疑筆，專注在給 K12 階段的學生解決理科類的問題，賣到了 1 億元；另一個悶聲大財的則是原來早教機構 “名校堂” 做的一款 AI 鬧鐘。

付迎春從這家公司的供應商處得知，名校堂的 AI 鬧鐘在下半年出貨量超過了 100 萬，直逼 200 萬臺；其中最高峰的時候，有測算一個月賣了超過 50 萬臺。

AI 鬧鐘是一個早就存在的產品，但它的成功之處，在于將功能聚焦在了家長對孩子的時間管控上；另外，它長得也像 2024 年爆火的任天堂鬧鐘，外觀是圓形的，但在用料時，又聰明地用了方形的屏幕——因為成本更低。

名校堂的 AI 鬧鐘，內部的顯示屏實際是方形的

付迎春算了算，加上內容訂閱費，這款售價 199 的產品，成本只需要 50 多元。因為利潤率高，因此也有極大地空間做廣告；在抖音經過狂轟亂炸的廣告后，這款有需求洞察，又有一些形態辨識度的產品就這樣 “爆” 了。

不過整個 2025 年，在中國市場，像這樣 “爆” 到 100 萬臺以上的 AI 硬件產品屈指可數。

不管是付迎春這樣的方案商，還是來自于大模型平臺的員工，從他們的角度看出去，消費者依然還沒有接受一個加上 AI 的硬件。

不過這并不妨礙他們往前推進，付迎春 2025 年做過拍學機、陪伴機器人、錄音筆、充電寶等多種產品的 AI 硬件的解決方案，接下來，他還在和另一些客戶開發諸如 AI 睡眠音箱、AI 工卡等新的產品。

上半場給他的另一個教訓是，國內已經進入紅海，要賺錢就得出海；2026 年，他打算轉向歐美市場，去掙美金。

投資人達成共識

大模型平臺和深圳供應商的聯盟，只是 2025 年整個 AI 硬件市場的其中一股力量。

這股力量的本質，是傳統硬件生態上的各個玩家，在看到了 AI 所帶來的生產力變革后，希望將所有產品都用 AI 重新做一遍，即所謂的 +AI。市場上另一股重要的力量，則是投資人和創業者的聯盟。

這些創業者通常有著高學歷、大廠背景；他們做出的 AI 硬件產品，會被投資人褒獎為 AI Native，是所謂的 AI+ 流派。

一家大廠戰投部曾在內部總結，他們的 AI 硬件投資策略，是不投那些用 AI 改造傳統硬件的項目，而去投更 AI Native 的產品。

這類玩家也通常站在鄙視鏈的更上端，他們都對 AI 玩具這種項目嗤之以鼻，認為價值太淺、門檻太低。

他們都懷揣著更大的夢想，定義著新的產品形態；他們也都有更多的技術方案去解決用戶的問題，從第一天瞄準的就是全球市場；當然，他們的產品也賣得更貴。

到 2025 年下半年，這股力量正在變得越來越強。我們采訪報道的多位 AI 硬件領域的創業者——從靈宇宙的顧嘉唯、Looki 的孫洋、Lightwear 的董紅光到 odyss 的潘宇揚都屬于這一類。

多模態模型能力的持續進步和 Token 費用的降低是一個大背景；另一個原因則是，大廠在 AI 眼鏡領域的加注，讓供應鏈上元器件變得更小、能耗更低，大大降低了可穿戴設備的硬件門檻。

AI 項鏈 odyss 的創始人潘宇揚就說，過去他們能夠用的芯片選型很少，但隨著 AI 眼鏡這種雙芯片架構的發展，芯片廠商推出了能耗低、體積小的芯片，給了他們在技術選型和配件選型上更多的選擇。

不過，這其中最重要的變量，還是投資人的熱情開始轉移到硬件。

孫洋記得，2024 年他們一度很難拿到融資，好不容易談定的一筆大額美元融資，也在最后一刻毀約了；但到了 2025 年，隨著產品上市，投資人開始爭搶份額，一度出現了超募；作為早于大盤的 AI 硬件創業者，他們到下半年的融資節奏變得更快，最近的一個季度，Looki 又完成了兩千萬美元的融資，投資方包括美團和螞蟻集團的戰略投資。

潘宇揚離職創業的時間晚得多——2025 年 7 月才正式開始，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他也快速拿到了不菲的融資和很高的估值。

趙之赫畢業于香港中文大學，是 AI 方向的博士，此前曾與博導創業成立物啟科技，開發過 AI 項鏈 Nuna。2025 年，他第二次創業，做了一款 AI 手鏈 SPIRO。相比前面幾位，他拿到的融資不算多，他自嘲因為自己的產品 “很抽象”——作為一個主打情緒價值的產品，他很難向投資人說清楚具體的功能；但即便這樣，這款產品也比他上一款 AI 項鏈要更快、更容易地拿到錢。

2025 年的下半年，因為大疆系創業產品的成功，加上全景相機品牌影石的成功上市，投資者對硬件的 FOMO （fear of miss out）情緒突然變得強烈；另一方面，經歷了上半年對 AI 軟件的追捧，很多投資機構發現，相比大模型公司，創業公司做 AI 軟件要完成商業閉環更難，硬件于是也成為了一個更適合押注的方向。

情緒、需求的疊加，讓躁動的故事遠不止以上幾例。

一位從大廠出來的 AI 硬件創業者，在 2025 年早些時候，還只能接到一些早期投資機構的意向，但到了下半年，即使當他的產品還處于原型階段，就有諸如紅杉、高瓴等頭部機構開始爭搶出資。

最終拿下核心份額的機構，初始報價被拉高了許多倍；而后續入場的機構，還在以更高倍數的估值接連加注。

作為行業的頭部基金，紅杉的投資往往具有風向標的作用，2025 年 9 月，紅杉領投了 AI 陪伴硬件公司珞博智能；其關聯基金投了 Looki ；年末還仍繼續在 AI 硬件領域下注。

線性資本也是去年重點關注 AI 硬件的早期投資機構，過去一年，他們有超過三分之一的項目跟 AI 硬件有關。到去年下半年，他們硬件方向的投資人看項目的頻率也開始加快——幾乎每兩周都要去一趟深圳。年底，線性資本在深圳辦了場 AI 硬件沙龍活動，在限制到場三十多人的情況下，最終來了一百多人。

投資人在 AI 硬件上的集中發力，背后是一些共識正在形成。

線性資本的合伙人楊駿說，大模型純軟件的數據輸入和結果輸出都在數字世界，而硬件的價值在于可以在物理世界采集數據，提供更多的上下文——這也是這些 AI 硬件創業者幾乎共同的出發點。

Looki 用第一視角，十幾個小時持續搜集著用戶的所見所聞；Lightwear 特意給耳機加上了攝像頭就是為了讓它能看見，能主動；Odyss 也在全天候采集食物的數據；趙之赫考慮觀感隱私，去掉了攝像頭，但 SPIRO 也在 “Always on” 地錄音。

他們共同的邏輯都是，去補生活中的信息，補每個人與跟世界的交互；讓硬件有機會先了解用戶。

“實際上我們怎么在現實中說話、做事情，怎么去生活，這件事情是沒有被數字化的。把這一部分信息數字化，提供一些額外的服務增量，這個事情是共識”，潘宇揚說。

2025 年下半年，進入 AI 硬件領域的資金，除了原本就關注消費硬件的機構外，很大一部分資金來源已轉變為原本關注軟件和 AI 領域的機構，比如美團龍珠、紅杉中國、高瓴資本、五源資本等。

一個原因是，大家都認同軟件能力在對 AI 硬件的定義上變得更加重要，一家 AI 硬件公司至少超過 50% 的投入要做軟件、算法和內容上。

在上述創業者中，董紅光和顧嘉唯想做成下一代手機，他們為新的 AI 產品創造了一個操作系統；而對孫洋、潘宇揚、趙之赫來說，硬件更重要的價值都是一個長時在線的 “傳感器”，重要的是后續提供的健康分析、情緒撫慰或者接入的其他服務。

投資人王煊是乾創資本的合伙人，他早年看工業機器人，對比之前的硬件投資，他發現這波消費型 AI 硬件的一個轉向是從更關注硬件的能力，到更關注軟件的能力。

他舉例，以前工業硬件的產品根據需求調整，“無非是加一些機械臂、加一些筐，或者加一些其他的東西，形成一個復合，實際上你都是在硬件上去做文章”。

即便過去的消費類硬件如電單車也是功能性的、一些操作是寫死的，而現在 AI 硬件真正的價值和拓展是軟件上，“現在的硬件我覺得大部分是 ‘硬 + 軟’ 的組合，更多用戶價值體現在軟件能力上，硬件端的迭代反而慢了一些。”

創業者還在探索

盡管對為什么需要一個 AI 硬件，大家想法差不多。但在具體做事的邏輯上，創業者又有諸多不一樣的路線。

一個最大的非共識是：AI 硬件到底應該是 AI 的物理載體，還是一個具有 AI 能力的，更智能的消費硬件？

北京和深圳的創業者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分歧。

孫洋和董紅光作為北京的創業者，他們都認為，現在做 AI 硬件應該最大化地釋放 AI 的能力，給未來更多的想象力，因此，在場景上他們會先做多種探索。

Looki 是一款扣在胸前、幾乎一整天都在線進行拍攝記錄的 “AI 相機”，至于它有什么用——孫洋和他的團隊一直在開拓新的玩法。現在的 Looki 能給用戶出一出九宮格漫畫，自動剪個 vlog；有時候會主動提醒你一些事情。

孫洋相信的是，隨著用戶給 AI 的上下文越來越長、越來越理解你，它可以做的事情會被逐漸開發出來。他喜歡舉他們 Discord 社區上用戶開發的一個用法：用戶會在每天早上對 AI 說 “我今天應該期待什么？”。

董紅光推出的耳機加手表的 Lightwear 套裝，能讓 AI 幫忙購物、打車、訂票、找車，做多數手機不方便做到的任務；顧嘉唯做的 “小方機” 類似，也希望成為未來孩子的第一臺智能手機，因此里面包含了多種能力，既可以給 AI 老師打視頻電話學英語，還可以讓 AI 發朋友圈，還能生成一些好玩的 3D 內容。

“通用” 是這些產品的共同點，但通用產品目前都有一個問題：無法給用戶一個最明確的、最直接的購買的理由。

科技博主 Marques Brownlee 曾經點評已被視作 “失敗” 的產品 Humane AI Pin 說，“千萬不要基于 ‘未來軟件更新會更好’ 的承諾去購買任何產品。”

潘宇揚作為深圳硬 AI 硬件創業者的代表，刻意避免了這個問題。他很早就意識到，硬件購買的邏輯和軟件相反，因為錢要花在前面，所以購買理由如果不說清楚，根本行不通。

他做的 Odyss 解決得問題非常具體：幫用戶準確記錄一整天的飲食，包括攝入的營養、飲食的習慣等等，然后給你提供更健康的建議。

因為場景非常具體，瞄準的用戶、解決的問題也都很具體：

比如為了不給人隱私困擾，產品設計是讓用戶看不到任何視頻素材，且在非飲食場合下降低畫面幀率；為了更準確地計算吃進去的營養素，他們還通過對用戶手指的標定和三維建模，精準計算出食物的體積，識別出先吃碳水還是蛋白質，進而計算出這一餐對血糖（GI 值）的影響；為了找到目標受眾的風格，他們做了多個樣品提前投入市場測試，最終確定了一款大部分愛好科技的男性嘗鮮者會喜歡的項鏈形態。

但潘宇揚走的務實產品路線也并非沒有挑戰。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垂直場景是不是太小，未來是否會被覆蓋？

潘宇揚創業前，曾在字節內部極力推崇類似項目，但因為 “小”，當時這個業務很快就被老板否決了。并且理論上，類似 Looki 這樣更通用的產品，未來同樣也能提供這個服務。

聚焦一個具體問題的 AI 硬件，當其功能性和實用性被當作唯一購買理由時，最終也可能會陷入供應鏈內卷和價格戰，就如同 AI 錄音卡片 Plaud 當前的現狀——驗證了一個需求后，就迎來了更多的競爭者。

趙之赫是潘宇揚在深圳的好友，他覺得 AI 硬件產品壁壘更深的做法，不是在工具層面去卷——因為總有更高效的工具，而是要與用戶建立陪伴和信任的鏈接。隨著對用戶了解的加深，粘性會越來越強，讓人產生依戀，“這樣的產品會產生那種功能性產品很難達到的那種，我就要你那種感覺。”

和其他創業者不一樣，他在采用一種漸進式的產品策略。他的第一款產品 SPIRO 是一款更類似 “帶記憶的幸運符” 的 AI 飾品，能通過 “Always on” 地錄音對進行用戶理解，但在形態上試圖消解電子產品的侵略性。

這款手鏈外觀參考了奢侈品設計，手鏈上加了一個名為 “時來運轉” 的物理撥盤，當用戶焦慮時，可以撥動轉盤——轉動后 App 會彈出基于歷史數據的鼓勵語。

SPIRO 概念圖

但他又拒絕在手鏈上裝上攝像頭來捕捉更多信息，認為這給用戶的觀感會非常不舒適，與一個情緒類產品在理念上是相悖的。他也完全不打算強調 AI 能力，為了避免 “科技味” 也不上眾籌，而是先以情緒飾品的邏輯進行銷售，從審美溢價切入。在他看來，“美和藝術” 是獲取隱私數據的唯一赦免權。他希望等未來逐漸有了用戶粘性和信任后，再推出其他產品。

趙之赫甚至認為，所謂的專門的 AI 陪伴類產品沒有什么道理，“我覺得陪伴是一個最終的結果 ... 是所有產品最終都想要交付的心理感受，它本身不應該是產品賣點。”

但在產品被市場和消費者驗證之前，趙之赫遇相比前幾位創業者，遇到的質疑更多。因為他既講不了 AI 的故事，也很難證明 AI 情緒類硬件解決了情緒問題。

創造一個全新形態的硬件產品，并且讓用戶接受、買單，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一部分用戶接受之后，從小眾突破到大眾則是一件更難的事。Plaud 在賣出 150 萬臺后，也開始進入了瓶頸，在尋找新的人群，探索新形態的產品。

任何產品，創新成功的失敗率遠比成功率高；除此之外，我們當前可能還難以下任何結論。

但也有一些常識值得被強調。Meta 的 CTO Andrew Bosworth 在 2025 年的一次訪談中曾說，“AI 應該解決真實的問題，即使這些問題并不深奧。” 這家目前在全球可能算賣得最好的 AI 硬件公司也在官方的設計博文里總結，“（如果用戶）不愿意戴上它走在街上，那么再強的 AI 也沒有意義。”

過去的 2025 年，整個 AI 硬件行業才剛剛起步，“曙光已經出現，但黎明還沒有到來”。

題圖來源：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