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未中進士，卻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大器晚成的典范

北宋嘉祐年間，一個五十歲左右的布衣帶著兩個兒子進京，沒有進士出身，沒有官場履歷，卻讓歐陽修親自推薦，士大夫爭相傳抄他的文章。

更離譜的是，此人二十七歲之前幾乎不讀書，科舉屢敗，干脆燒掉舊作閉門苦讀十余年。

一個連科舉都“失敗”的人，為什么反而成了制定文學標準的人？

他就是蘇軾、蘇轍的父親——蘇洵。

一個“不像讀書人”的少年

眉州眉山，一個后來走出“三蘇”的地方。

但如果把時間撥回去，誰也不會想到，這個家庭里最早掉隊的人，會躋身唐宋八大家之列。

少年蘇洵，并不讀書。

他不是沒條件讀，而是壓根沒興趣。家族里兄弟皆以文學進士見長，他卻終日往外跑。山川河岳、江峽險峰，比經書更吸引他。

自己也承認過——少年時喜歡奇險壯觀之事，騎馬四處游蕩，看遍天地之廣闊 。

這不是后來文人常見的“少有大志”，更像一個不肯坐書齋的人。

鄉里人覺得奇怪。

同輩已經讀經備考，他還在游歷；別人練文章，他在看江山。甚至到了青年，仍不知書，家人也沒有強逼 。

放在科舉時代，這幾乎等于主動退出賽道。

但這段經歷，反而悄悄改變了他后來文章的底色。

他不是從書本認識世界，而是先認識世界，再回頭讀書。

多年行走，讓他對人情、政治、地理與社會有直觀體驗；

后來寫政論時，不像空談義理，而是常帶現實判斷。

這種先見世事再讀經典的路徑，在宋代士人中極少見。

二十多歲時，第一次真正接觸科舉。他才意識到，自己既沒有章句訓練，也沒有聲律技巧，很快落第。

然而，他并非一次落第。

青年后期，他多次應進士、制科考試，均未錄取 。

但蘇洵意識到，問題不僅在自己。

當時文壇流行的是講聲律、重辭采、求奇巧的文章，而他寫的卻偏重議論與現實判斷。這

種文字不符合考官口味，也難以通過標準化評判 。

換句話說，他不是不會寫文章，而是寫的不是科舉要的文章。

多數士子面對這種情況，會調整風格迎合制度；

蘇洵卻做了相反選擇——他放棄迎合。

這種選擇，讓他徹底改變目標：不再以功名為終點，而以學術為依托。

于是出現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十年。

他退居鄉里，幾乎閉門不出，集中精力讀經史百家，不急著寫文章，只求理解 。

讀書方式也不同于應試，不是背誦，而是比較古今治亂得失，形成自己的判斷。

這段時間，他逐漸建立起后來文章的核心特點：議論強、邏輯重、針對現實。

當胸中意見積累到一定程度，他才提筆。歐陽修后來評論他的文章“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于深微而后止。”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權書》《衡論》等政論著作陸續完成 。

它們并非為考試寫作，而是直接討論國家制度、用人、軍事等現實問題。

至此，蘇洵與一般士子的路徑徹底分離：

別人：讀書 遵循著應試 做官；

他：失敗后思考，然后重新寫作；

科舉道路對他而言已經結束，但學問道路才真正開始。

這一步，使他失去功名，卻獲得了獨立的立場，從求仕之文，變成論世之文。

一介布衣，名動京師

十多年閉門讀書后，蘇洵并沒有立刻成名。真正的轉折，發生在他四十七歲那年。

在地方為官的張方平讀到他的文章，大為震動，認為這種氣勢與見識不該埋沒，勸他去京城 。

于是，1056年，他帶著兩個兒子入京。

這次進京，本來只是送考。

當時誰也不會想到，最轟動京師的不是考生，而是考生的父親。

歐陽修讀到他的《衡論》《權書》等文章，立即上奏推薦 。

結果非常罕見，文章尚未入仕，已先傳遍士林。

公卿士大夫爭相傳抄，他與兩個兒子的名字，一夜之間在京城流傳 。眉山遠在西南數千里，卻突然成為文壇焦點。

更戲劇性的事情緊接著發生。

第二年科舉放榜，蘇軾、蘇轍同榜登科。

于是出現了一個特殊局面：兒子以進士成名，父親以文章成名。

蘇洵本人仍不是進士，也沒有正式官位。他甚至被召去參加策論考試時，以年老多病推辭 。

在科舉時代，這是極不尋常的路徑——通常是“先做官后有名”，而他卻“先有名后有官”。

名動京師之后，蘇洵終于做官了。

朝廷給他的職位，是試秘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都只是低級官職 。

換言之，他的名望在士林極高，仕途卻幾乎在最底層。

這種落差并非偶然。

宋代官僚體系以資歷、科舉出身為核心，而蘇洵既非進士，又長期布衣，制度上難以破格任用。

北宋大臣張方平一度感嘆，韓琦知其才而不能用。

于是出現一個少見現象，文壇宗師，卻只是基層小官。

他不是寫文章的人，而是改寫“文章標準”的人

如果只看經歷，蘇洵似乎只是個晚成的散文家。

但真正重要的，并不是他寫了多少文章，而是他改變了別人該怎么寫。

北宋中期的文壇，流行的是華麗、艱深、求奇的時文。

寫得越工巧，越容易取中。

蘇洵恰恰反對這種方向——他認為文章不應追求奇僻辭采，而應表達真實見解 。

于是他提出一個在當時頗為激烈的標準：文章貴在“得乎吾心”。

也就是說，文章首先要有思想，而不是格式。如果只是按套路組合詞句，即使華麗，也屬于空。

這種觀念直接沖擊科舉文章的根基。

當時多數人寫文章，是為了通過考試；蘇洵寫文章，是為了討論現實。他甚至明確主張，文章應“言必中當世之過”，像藥石一樣解決問題 。

因此他的作品多為政論，幾乎篇篇針對現實制度 。

在文學史上，這意味著散文重新成為議論天下的工具，而不是辭采的展示。

這也解釋了一個長期存在的疑問：

為什么他科舉不中，卻能成為文壇領袖？

因為評價體系在他這里發生了變化，不再以是否合格為標準，而以是否有見識為標準。

這種立場，使他的作品既具有鮮明個人風格，也與當時歐陽修領導的古文革新運動形成呼應。

在強調文以載道的時代，他選擇通過政論與史論表達現實關切，而不是將文章僅作為科場工具。

因此，蘇洵被忽視，并非因為成就不足，而是因為后世敘事往往將“三蘇”視為一個整體，將焦點集中在兩位更具傳奇色彩的兒子身上。

若回到歷史現場，可以看到另一種結構：蘇洵不僅是家學的奠基者，也是北宋古文運動中以議論見長的重要作者，他的晚成，恰恰構成了其文學與思想形成的關鍵背景。

更重要的是，這一標準影響了下一代。

蘇軾、蘇轍的寫作觀念，正繼承這種“不為文而文”的原則：文章產生于胸中積累，而非刻意雕飾。

于是北宋散文逐漸從考試文體，轉向表達思想的文體。

蘇洵并未建立科舉體系里的成功范例，卻建立了文學史里的寫作原則。

從這一刻起，他已不僅是作者，而成為一種寫作方向的源頭。

晚年的蘇洵，名聲已經穩定。

士林推重他的文章，朝廷也授以官職，但始終不高。

他自己也清楚，憑資歷與出身，很難進入權力核心。與其在仕途上耗費精力，不如把重心放在學問與著述上。

于是，他的最后十年呈現出一種特別狀態，身在官中，而志在言中。

他參與修撰《太常因革禮》百卷，這既是禮書，也是史書 。

1066年，他病逝。

官位不顯，卻留下兩件更重要的東西：一是可以討論天下的散文傳統，二是一種以學問立身的路徑。

在科舉時代，多數人以功名證明價值；而他用一生證明，文章本身也能成為立身之本。

他沒有成為典型士大夫，卻成為后世文人的參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