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這回變穩重了：核武能談，但導彈和代理人咱們可以先放放？

2月11日，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對華盛頓的訪問，似乎并未完全實現外界預期的核心目標：游說唐納德·特朗普對伊朗采取足以導致雙邊談判破裂的極硬立場。相反，據內部消息透露，特朗普明確告知內塔尼亞胡，他傾向于維持與德黑蘭之間的對話通道。

令內塔尼亞胡深感不安的是，雖然在遏制伊朗核計劃方面，他可以指望特朗普展現強硬，但這位難以捉摸的盟友在限制伊朗彈道導彈技術及切斷其對地區代理人支持的立場上，顯得愈發模糊。

特朗普此前曾堅稱，任何新協議都必須涵蓋導彈問題。然而近期，他的口風開始松動。2月10日，面對媒體追問“一份僅涉及核問題的協議是否可以接受”時，特朗普給出了肯定的答復：“是的，可以接受，但前提必須明確：伊朗絕對不能擁有核武器。”

這一表態，結合數日前美伊官員對阿曼間接會談釋放的積極信號，無疑在以色列政界引發了震動。德黑蘭與特拉維夫都深知，支撐伊朗威懾體系的核心支柱并非尚在研發中的核武，甚至不是地區代理人，而是其實打實的導彈能力。

目前來看，特朗普似乎形成了一種現實主義判斷：達成一項局限于核領域的協議，比為了徹底解決所有地緣爭端而發動一場全面戰爭更符合美國利益。對于那些堅決反對軍事行動的人士——包括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美國中東盟友——擔憂情緒并未因談判的延續而消減。

核心癥結在于，伊朗是否會提交一份令特朗普滿意且能被標榜為“成功”的核方案仍是未知數。而特朗普除了重復其一貫的“極限施壓”手段外，似乎也缺乏更靈活的斡旋空間。僅此一項不確定性，就隨時可能導致談判崩盤。

內塔尼亞胡作為資深的政治博弈者，曾在2025年巧妙操縱特朗普，促成美以聯手對伊朗核設施實施軍事打擊。目前，美國在波斯灣地區的軍事力量集結，已經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考慮武力選項的臨界點。

特朗普對伊政策的模糊性，折射出其外交策略的深度缺失。與奧巴馬政府在2015年談判核協議時依賴的體制化、專業化機制不同，特朗普當前的對伊接觸呈現出明顯的“私人外交”特征。

負責與伊朗進行間接溝通的，是此前毫無外交實戰經驗的史蒂夫·威特科夫與賈里德·庫什納。令人困惑的是，這兩位官員同時還背負著調停俄烏戰爭的沉重使命，這種外交精力的分散本身就潛藏風險。

在戰略層面，特朗普似乎尚未定奪：究竟是尋求一份精簡的核協議，還是推行某種全方位覆蓋的“大交易”。他既沒有明確解除制裁的具體激勵方案，也難以在道德層面解釋為何要向一個近期因殘酷鎮壓抗議活動而飽受爭議的政權遞出橄欖枝。

這種隨意性給了不同利益集團博弈的空間。一邊是極力主戰的內塔尼亞胡，另一邊則是沙特阿拉伯、卡塔爾和土耳其等地區大國。正是后者近期集體發力，向特朗普施壓要求繼續談判。

這些海灣國家警告稱，美國的空襲雖可能動搖伊朗政權，但更可能導致國家崩潰與暴力外溢。伊拉克、利比亞與敘利亞的前車之鑒表明，權力真空帶來的大規模流離失所與地區動蕩，遠比有序的民主過渡更具可能性。即便打擊未能更迭政權，一個被激怒且實力受損的伊朗，依然有能力對全球能源命脈與海灣基礎設施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特朗普這種“臨時外交”手段與2015年的多邊框架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奧巴馬時期，核協議擁有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技術背書、歐盟的監督協調以及聯合國安理會的法律確認。

當時的協議有著清晰的退出反饋機制與違約懲罰邏輯，其背后更深層的戰略意圖是減少美國在中東的卷入，實現“重返亞洲”。

反觀特朗普，自退出核協議以來，他除了追求一個能署上自己名字、且優于前任的“更好方案”外，并無連貫的替代路徑。他對多邊合作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且缺乏支撐長期協議所需的制度化架構。

即便雙方最終迫于壓力簽署了協議，一份缺乏實質約束、制度保障及遵守爭議處理機制的“單薄協議”，在充滿敵意與不信任的中東地緣環境下，恐怕也很難逃脫再次崩塌的命運。

克里斯蒂安·埃默里，倫敦大學學院斯拉夫與東歐研究學院國際政治學副教授。他在伊朗外交史及冷戰國際關系領域擁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其研究長期聚焦于大國博弈下的中東格局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