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留學兩年多，我患上了嚴重的心理疾病

回國半年多，我還是沒法好好睡整覺。有時候半夜醒過來，摸手機的手都抖——總怕跳出來印度那邊的簽證通知，像當年懸在頭頂的劍又落下來了。直到前幾天刷到一個詞，才突然反應過來：哦，原來我這兩年多熬出來的不是普通焦慮，是幸存者內疚。

2024年6月那陣子，印度政府突然抽風似地趕人。我身邊的碩博生，不管是學聯骨干還是埋頭做研究的，簽證全被拒。前一天還一起在新德里中餐館吃火鍋的哥們，第二天就收到限期離境的郵件，連最后一門碩士考試都沒趕上。

其實早在2020年，疫情加上邊境沖突，印度就對中國人「只出不進」了。國內研究印度的人拿不到簽證，印度本土的中國碩博生越來越少。到2024年初，新德里周邊也就十多個長期在讀的，一半是學聯骨干幫使館干活，一半是專注研究，但逢年過節都一起過，都是一線印度研究者。

那位我特別尊敬的學聯前輩，陪過中國高級官員訪印，出席過不少文化外交場合，是我學習的榜樣。博士剛入學就趕上疫情，在印度熬了三四年沒回家，媽媽生病住院都沒法回去。好不容易熬到臨畢業，差最后答辯，被勒令離境。要是再寬限倆月，他回國就是頂流印度學博士，走高校智庫都暢通，結果全毀了。

剛加學聯那會，前輩拍著我肩膀問：「想不想為中印交流出點力？」我當時眼睛亮得像燈泡：「必須的啊！」轉頭就被任命成德里分會秘書長，還沒捂熱乎職位，一年后整個德里的中國留學生就剩我倆了。

那時候我自己也怕得要死。剛入學就被卡簽證，錯過一個學期課程。印度政府隨時可能叫我走，不知道哪天醒來就收到離境通知。宿舍夏天四十多度，最高突破52.9℃，停水斷電是常事，吃變質食物都算正常。我每天晚上去啤酒館灌KingFisher Ultra——那酒苦得像風油精，新來的印度胖亞瑟說寧愿喝尿都不碰，但我靠它壓愁緒，灌兩瓶才能沾枕頭就睡。

后來九十月份，來了二十多個公派交換生，都是19-20歲的弟弟妹妹。我幫他們找房子、解決麻煩，一開始挺開心，但慢慢發現不對——他們沒法理解印度政府的排華坑。這些交換生是有人兜底的風箏，待半年就走，根本沒見過我們當年被趕的慘樣。

有個19歲的妹妹剛來，打車被司機宰了五十塊人民幣，哭著找我。我跟她講當年我第一次打車，被宰了一百多，還差點被扔在半路。她睜著大眼睛說：「啊？這么慘？但我這次只是運氣不好吧？」我當時心里一涼——她根本沒法感同身受，因為她沒見過那種「隨時被趕」的恐懼。

那一刻我慌了：我們這些前輩的經驗教訓，沒人接了。印度清完我們，未來的交換生根本不知道這里的水有多深。我就天天拍講經歷，播放量幾千萬，很多人都知道「那陣子印度只剩5個中國留學生」。

我甚至想過，如果我也被趕，好歹能把經驗傳給他們。但現實是我留到2025年3月才回國，臨走還辦了學聯換屆——那個剛來連手抓飯都不會的小伙子，成了主席。

從機場起飛時，我沒哭也沒怒，就是麻木。以為回國就好了，可半年多還是不安。朋友約我吃重慶火鍋，我看著鍋里的毛肚，突然想起2023年春節，我們十幾個中國留學生在新德里的中餐館吃火鍋，當時大家還說「熬過這陣，回國就是南亞專家」。結果現在只剩我一個人坐在這里，吃著熟悉的味道，卻覺得喉嚨堵得慌。

總覺得虧欠那些被趕的同伴——他們本可以當印度學專家，人生軌跡被硬生生打斷。我留下了，卻沒把經驗傳好，對很多事沒「配得感」。比如看到有人討論印度研究，我就躲著走，總覺得自己沒資格說什么。

直到前幾天看到「幸存者內疚」這個詞，才懂：2024年那波清人帶來的PTSD，我到現在都沒走出來。有時候刷到印度的新聞，手指都不敢點進去——總怕看到當年那些同伴的消息，或者又有新的留學生被坑。

文｜李梓碩 印度尼赫魯大學國際關系與區域研究專業

參考資料：人民網《中印留學生交流現狀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