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公元850年，大唐長安城的一處宅院里，氣氛壓抑得讓人喘不過氣。
一位年過半百的官員躺在病榻上，眼看是不行了。
就在咽氣前，他干了一件讓家里人目瞪口呆的事：讓人把自己的書房搬空，那一摞摞手稿，大半都被他扔進了火盆。
火舌吞噬的，是他鉆研了一輩子的兵書戰策和治國方略；而他特意留下的，反倒是些吟風弄月的閑散詩句。
后來的人翻看歷史，提到這名字，腦海里浮現的總是兩個極端的形象：一個是流連花叢的“浪蕩子”，一個是才華橫溢的“大詩人”。
坊間最愛傳的，是他當年的那些艷聞，那句“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簡直成了他一生的注腳。
這其實是一個本來該當宰相、該做將軍的頂級人才，怎么在一次次命運的岔路口被撞得頭破血流，最后不得不躲進脂粉堆里裝瘋賣傻的悲劇。
這人的名字，叫杜牧。
把時間軸往回拉，定格在公元818年。
那一年的杜牧，絕對會讓你感到陌生。
那會兒他才十五歲，含著金湯匙出生，是長安城里最頂尖的“官三代”。
他爺爺杜佑，那是輔佐過三代皇帝的宰相，編纂的《通典》到現在還是經典。
杜家最紅火的時候，那是真正的權傾朝野，門下的學生故舊多得數不過來。
在這種環境里熏陶出來，杜牧的“出廠設定”壓根就不是為了寫兩句酸詩。
他打小捧著的是兵書，琢磨的是排兵布陣，立下的志愿是像爺爺那樣，出將入相，安邦定國。
誰知老天爺翻臉比翻書還快。
就在那一年，爺爺和父親前后腳都走了。
在那種豪門大族里，頂梁柱一倒，權力的真空瞬間就能引發雪崩。
沒過幾個月，樹倒猢猻散。
昨天還是錦衣玉食的小少爺，今天就得跟著老母親搬進四面漏風的破廟，甚至得去挖野菜填肚子。
這種從云端直接摔進泥坑的劇變，能把人摔廢，也能把人練成鋼。
在那個冷得像冰窖一樣的破廟里，杜牧心里盤算得清清楚楚：想翻身，想讓母親不受罪，想重振杜家的聲威，擺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條獨木橋——科舉。
這是一場輸不起的賭局。
他把自己關在屋里整整十年，頭懸梁錐刺股，不為修身養性，只為磨出一把能撬開權力大門的利刃。
到了公元826年，杜牧迎來了人生第一個岔路口。
那年頭的科舉，殘酷程度比現在的千軍萬馬過獨木橋有過之而無不及。
光肚子里有墨水沒用，還得有人捧，得有名氣，這就是所謂的“行卷”。
杜牧沒讀死書，他這人政治嗅覺極其靈敏。
這步棋走得太對了。
杜牧一炮而紅，進士及第，直接拿了個第五名。
可生活最操蛋的地方就在于，它剛給你發了入場券，轉頭就告訴你，考場早就變成了修羅場。
杜牧踏進官場這會兒，大唐朝廷正陷在一場持續了四十年的死局里——“牛李黨爭”。
這兩撥人斗得眼珠子都紅了，凡是吃皇糧的，必須選邊站。
這就逼著杜牧做出了人生第二個、也是最要命的選擇：跟誰混？
乍一看，他其實沒得選。
老朋友沈傳師去江西上任，喊他去當參謀；后來牛僧孺鎮守揚州，又請他去做掌書記。
這些人看重他的才氣，對他有提攜之恩。
杜牧這人講義氣，腦子一熱，就順理成章地進了牛僧孺的陣營。
但他這筆賬算漏了一個致命的因素：牛僧孺對他好歸好，可壓根就沒打算讓他干正事。
在揚州那幾年，杜牧活得那叫一個分裂。
心里頭，他裝的是百萬雄兵，看著大唐江山一天天爛下去，恨不得立馬提刀上馬，整頓乾坤。
現實中，他的頂頭上司牛僧孺，只希望他做一個太平盛世的花瓶。
牛僧孺甚至派了便衣特務一天二十四小時盯著他，連他晚上去了哪家青樓、點了哪個姑娘都記錄在案。
這種所謂的“關愛”，說白了就是一種變相的軟禁和廢黜。
杜牧是個聰明人，他看懂了。
他明白，在這個扭曲的官場里，太清醒就是跟自己過不去，太有才華還沒地兒使，那就是招災惹禍。
既然這樣，那行，我不裝了。
那我就演個浪蕩才子給你們看。
于是他開始放飛自我，通宵達旦地喝酒，那是真把日子過成了段子。
在揚州，在洛陽，他成了煙花柳巷的常客，“杜十三”的名號響徹歡場。
他真的是沉迷美色不可自拔嗎？
不見得。
你去讀他那句“借問春風何處好，綠楊深巷馬頭斜”，那字縫里透出來的哪是快活，分明是憋屈到極點的苦悶。
這是一種最高級的偽裝，也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麻醉。
他在用身體的放縱，來掩飾靈魂的窒息。
要是他真能徹底爛在泥里也就罷了，可偏偏他心底那團火怎么都澆不滅。
后來風水輪流轉，李德裕掌權，“李黨”上位。
按規矩，作為“牛黨”邊緣人的杜牧，這回肯定是死定了。
可李德裕這人惜才，他雖然看不慣杜牧私生活不檢點，但不得不服杜牧的本事。
這本來是老天爺給杜牧留的最后一道門縫。
只要他肯低頭，肯服軟，肯換個山頭拜碼頭，憑他那一肚子兵法，在李德裕手底下建功立業完全不是夢。
但他偏不。
老上司牛僧孺勸他收收心，他改不了；死對頭李德裕想用他，他又放不下那份傲氣去攀附。
這種性格上的“別扭”，注定了他悲劇的收場。
他既學不會政客那種沒臉沒皮的鉆營，也做不到隱士那種徹底的超脫。
他卡在中間，進退兩難，被擠兌得遍體鱗傷。
到了晚年，杜牧的路越走越窄。
從監察御史被踢到湖州當刺史，再到黃州，官越做越小，地兒越來越偏，心也越來越涼。
回頭看看杜牧這五十年。
頭十五年，他是天之驕子，躺在蜜罐里做著宰相夢。
中間十年，他在破廟里死磕，以為考上進士就能逆天改命。
后半輩子，他在官場和青樓之間來回拉扯，用風流掩蓋絕望，用酒精打發殘生。
公元850年，杜牧帶著滿腹遺憾走了。
乍一看，他這輩子盡在做“賠本買賣”：黨爭最兇的時候站錯了隊，該夾起尾巴的時候壞了名聲，該圓滑世故的時候又渾身是刺。
可恰恰是這些“錯誤”，才造就了那個獨一無二的杜牧。
要是他真那么精于算計，大唐不過是多了一個平庸的官僚，歷史上卻少了一位震撼人心的詩人。
他把那些沒法施展的抱負，沒處發泄的憤懣，全都揉碎了，釀進了酒杯，化進了詩行。
那些“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后庭花”的悲憤，那些“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的嘆息，哪里是在評說歷史，分明是在哭他自己。
人還在紅塵里打滾，魂早就在云端上獨行。
這筆人生賬，到底是虧了還是賺了，恐怕只有九泉之下的杜牧自己心里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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