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批評英法聯(lián)軍火燒圓明園的真相

來源：廣州日報 作者：吳波

1860年10月18日，圓明園被英法遠征軍劫掠后焚毀。法國偉大的作家雨果寫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以凜然正氣譴責了這次強盜行徑：“我渴望有朝一日法國能擺脫重負，清洗罪惡，把這些財富歸還被劫掠的中國。”今天，這封信已經(jīng)走進中國中學生的《語文》課本。2010年，在紀念圓明園罹難一百五十周年的活動中，法中友好協(xié)會向圓明園捐贈一座雨果雕像，可是我們被搶劫的國寶依然無法回家。

一位廣州學者窮盡40年追索雨果和圓明園的隱秘往事，卻發(fā)現(xiàn)雨果在1861年11月25日并沒有給一個叫巴特勒上尉的人寫《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雨果何時何地寫下這篇對中國歷史如此重要的文章？他為什么要寫這樣一封虛擬的信件？

為一封信追尋四十年

在圓明園罹難150周年之際，一本寫了40年的《雨果和圓明園》由中華書局悄然出版。讀者也許不知道，該書的作者就是初中《語文》教材中《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譯者。在中山大學一個小咖啡館，滿頭銀發(fā)的程曾厚教授接受了本報的專訪，他40多年鍥而不舍追尋雨果和圓明園的關(guān)系，發(fā)現(xiàn)被劫國寶并拍下證據(jù)的過程，令人欽佩，讓人感動。

程教授說，他不顧夫人和孩子的反對，義無反顧地自費踏上了這條追尋真相之路，前后四十余年。

程教授告訴記者，“1860年10月18日，圓明園被英法遠征軍占領(lǐng)后被大火焚毀。那一年，雨果的《悲慘世界》即將殺青，那一年的11月25日，雨果在大西洋的流亡地根西島站立起來，仗義執(zhí)言，寫下一篇抗議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這篇文章是以一封信件的形式公之于世的。我于1984年2月26日在《人民日報》發(fā)表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中譯文，開始探求巴特勒上尉的確切身份。巴特勒上尉有姓無名。巴特勒上尉究竟是誰？如果沒有巴特勒上尉對雨果的想法予以重視，歷史也許就沒有雨果的這封信，這對中國歷史，對人類文明史，會是深深的遺憾。”

位伯納·布立賽在《圓明園大劫難》一書中，談到一個中國教授多次去法國追尋雨果與圓明園的真相。那位教授其實就是程教授，記者親眼看見了教授多次去到雨果故居及其流放地的酒店住宿票等。“現(xiàn)在，我可以坦承：這句話說的是我。這個中國教授正是我本人。”

巴特勒上尉到底是誰？

程教授說，雖然結(jié)識了很多法國一流的雨果研究專家，可沒有一個人知道《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寫給誰的。他說，“法國迄今出版的兩種《雨果全集》，都不見巴特勒上尉的蹤跡。其中，馬森（Jean Massin）主編的編年版《雨果全集》收有數(shù)量可觀的書信選，可1861年11月25日前，沒有巴特勒上尉寫給雨果的信件。馬森版全集收有一種很有價值的史料：‘根西島手記’，這是雨果在流亡中記述的流水賬，有事必錄。我認真查閱1861年11月25日前的雨果手記，不見巴特勒上尉的痕跡。我詢問多位法國當代一流的雨果研究專家，都沒有翔實的回答。難道巴特勒上尉是杜撰的？”

“跳過1861年11月25日的寫信日期，我繼續(xù)逐年、逐月、逐日翻閱‘根西島手記’。1866年10月15日，在《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寫成后將近整整五年，‘突然冒出一個巴特勒中尉來，讓我又驚又喜。巴特勒中尉在根西島駐防的時間很短，和雨果相處僅三個月，談不上有深交。”

后來，程教授去到根西島查明：1866年年底闖進雨果生活里的“巴特勒中尉”，名叫威廉·巴特勒出生在愛爾蘭，20歲從軍，在英國第69團服役。他28歲時來根西島，中尉軍階。威廉·巴特勒于1872年34歲時在加拿大晉升上尉。此人屢建軍功，喜愛寫作，1905年以將軍銜退休。

程教授說，“我們有理由相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收件人巴特勒上尉是偽托。雨果1861年11月25日并沒有給一個叫巴特勒上尉的人寫《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這個結(jié)論令人吃驚。”雨果何時何地寫下這封對中國歷史如此重要的文章？雨果為什么要給人類歷史留下一封對圓明園的劫難表明自己立場的文字？”

《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是雨果中國情結(jié)的噴發(fā)

程教授說，“在此，我根據(jù)自己多年探尋和積累的資料，提出一個假設(shè)。雨果畢生懷有一個‘中國情結(jié)’。雨果很早就關(guān)心中國，敬仰中國文化藝術(shù)，終生不渝，愈老彌篤。早在1841年，雨果在一部游記作品《萊茵河》（Le Rhin）里，第一次提到英國懷有毒害中國人民的用心，發(fā)動‘鴉片戰(zhàn)爭’。雨果站在被欺凌的中國一邊：‘英國在企圖毒害、至少是企圖催眠中國之后，此時此刻，正在猛烈攻打中國。’”

雨果流亡英屬根西島后，經(jīng)常在首府圣彼得港碼頭上的古董里購買中國藝術(shù)品，數(shù)量之多，令人驚訝。他為此傾注了不少時間和精力，花費了不少錢財。

程教授指出，“歐洲沒有一個政治家，對中國懷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仗義執(zhí)言；歐洲沒有一個作家、藝術(shù)家，對中國藝術(shù)如此鐘情，為圓明園的被毀感到切膚之痛。我們再來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文，可以認為此文是雨果一生‘中國情結(jié)’的最高表現(xiàn)，是他‘中國情結(jié)’的最后噴發(fā)。雨果的‘中國情結(jié)’有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1875年，他著手編輯《言行錄》第二集‘流亡中’，這是機會，這是契機，很可能，1875年10月27日，雨果不聲不響地寫下了《致巴特勒上尉的信》。《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一文的立場、感情、理念、思考，甚至是詞匯，早已準備就緒。雨果的‘中國情結(jié)’積數(shù)十年的醞釀，一朝噴發(fā)，給我們，給后世，給歷史，鑄就這篇《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千古雄文。”

經(jīng)歷萬苦找到手稿真跡

雨果的《致巴特勒上尉的信》僅兩頁，但沒有一個中國人能有機會一睹真容。程曾厚告訴記者，“我很早就詢問過雨果故居的館長和圖書館管理員，故居藏品里是否收有《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手稿。他們的回答是：沒有。我把希望寄托在戈東夫婦的研究工作上，他們夫婦倆是全世界掌握雨果書信信息最多也是最可靠的專家。”

“1861年11月25日，雨果寫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這封信的手稿在寫成的138年之后，是否留存人間，存放何處，這是掛在我心上的問題。2000年6月，我再次去到巴黎，6月14日晚上八時半，我給戈東先生電話，明確提出請教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的手稿下落問題。其原信應該寄給了巴特勒上尉本人。但原信應有雨果本人的手抄件。雨果的手抄件存放在國立法蘭西圖書館的手稿部。戈東先生吐字清晰地說出了查閱老館手抄件的登錄號。我手中的筆開始抖動。”

程曾厚激動地說，“管理員捧出一大本雨果的手稿。我輕輕地翻到第128頁。從我1962年看到這封信的出版物，我等待了38年。我終于見到了雨果的手抄原件。”

程曾厚回憶，“兩頁復印件我總共付了210法郎左右。復制的費用超出我的估計。但這兩頁手稿是對中國人民和中國歷史很有意義的兩頁。”

發(fā)現(xiàn)500件被劫國寶

程曾厚多次前往法國探尋圓明園真相，沒想到竟然創(chuàng)造了奇跡，成為中國第一個發(fā)現(xiàn)雨果在信中說的“法蘭西帝國吞下了這次勝利的一半果實”的人。

“1994年12月24日，我和學生周國偉來到大名鼎鼎的楓丹白露城堡，這是比凡爾賽宮還有名的皇宮。我們走進不掛任何牌子、也沒有任何標識的一處邊門。狹長的過道里放著從前亞洲東方人使用的車輿之類。一拐彎，是一間西式的客廳。又一拐彎，是一間中國的廳室——是雨果《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里說到的陳列館！別人不認識，我認識啊！”

“展廳面積不如想象的大，右側(cè)貼墻是一長排高高的玻璃木櫥，櫥里密密麻麻堆放著瓷器和古玩。左右兩角，是兩座高高的幾乎連及天花板的博古架，滿架都是精美的瓷器。我前半輩子的生活和收藏無緣，猛一下見到兩滿架來自圓明園的瓷瓶，我眼睛開始模糊起來。兩座博古架周圍的墻上，是幾幅緙絲的山水畫，緙絲畫的下方，對應放著幾張紅色錦緞的軟椅。而在博古架的中間，在‘中國陳列館’的核心位置，是一張低矮的楠木供桌，上面有一座富麗堂皇的鎏金七寶佛塔，佛塔前有一對大象牙，有一對黃銅的龍，有一對鍍金的龍紐銅鐘，有一只景泰藍的麒麟。眼前的圓明園文物讓人驚嘆。”

“我希望管理員能允許我拍一張照片。她很客氣地同意了。我把照片放大一看，那瓷器竟然落款為‘乾隆御制’！我當時就驚呆了，國內(nèi)從未有發(fā)現(xiàn)過乾隆親手制作的瓷器，那是何等的珍貴？我無法描我的心情，我們被洗劫的500件珍寶，已經(jīng)在楓丹白露王家城堡整整沉睡了150年！”

對話作者程曾厚：

請記住雨果的抗議

廣州日報：追尋40年，卻未找到巴特勒上尉，您覺得40年值得嗎？

程曾厚：1861年是雨果創(chuàng)作《悲慘世界》的一年。1845年到1848年，雨果全力撲在這部長篇小說上，但歷史的進程打亂了作家的創(chuàng)作計劃。12年后，1860年，在海外流亡的雨果又花費兩年的時間，重新構(gòu)思，精心修改，《悲慘世界》于1862年初最后完稿并出版。1861年11月25日，雨果突然放下《悲慘世界》，寫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這個巴特勒是誰？誰有如此大的面子能讓雨果在百忙之中，為他寫信？我由此開始了尋覓巴特勒上尉的曲折而離奇的過程。

1860年10月18日，北京西北郊的圓明園在熊熊燃燒。世界為之震驚。和北京遠隔千山萬水的英屬根西島上，有個流亡者從大西洋的波濤里挺起身子，仗義執(zhí)言，大聲譴責。

廣州日報：為什么說《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不是真正發(fā)出去的一封信？

程曾厚：法國權(quán)威的《編年版雨果全集》告訴我們，雨果在1861年寫了兩篇作品：《悲慘世界》和《致巴特勒上尉的信》。手稿上沒有抬頭，沒有時間，沒有地點，是一篇“待插入”的文字。最后，我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1862年1月21日，雨果在致友人的信中說：“我在孤獨中生活，尤其是兩個月來，工作——一件緊迫的工作——要我全神貫注，讓我無暇他顧，對外界發(fā)生的事情毫不知情。”“緊迫的工作”當然是《悲慘世界》。而他“對外界發(fā)生的事情毫不知情”，所以，令人驚愕的事實擺在我們面前：“1861年11月25日”的寫信日期或許是虛構(gòu)的。

1860年，中國的圓明園被毀，雨果被深深地刺痛。他寫下《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不論此信寫在何時，但都給世界文明史上的這一重大事件留下了自己的評判。這封信喊出雨果的聲音，喊出三個字：“我抗議”。2010年，請記住雨果的“我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