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千名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曾國藩坐擁12萬大軍，為何卻見死不救？

同治元年前一年，1860年九月初，北京至江南的驛道上塵土飛揚。一名八百里加急的軍報使者勒馬換鞍，一句“京師危急，速往勤王！”如鞭子般抽在耳畔。信的收件人，正是當時在皖南祁門督戰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可不到兩個月，北方的炮聲平息，圓明園成灰，京城門洞開，而湘軍主力卻連一步都未曾踏出安徽。世人不禁追問：十二萬湘軍何以袖手旁觀？

沿時間線回溯，英法聯軍這次北犯并不突然。早在咸豐七年（1857），廣州城陷落，天津條約甫一簽訂即遭擱置，英國專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已在籌劃“敲開紫禁之門”。咸豐十年七月，英法兩國兩萬余人再度北上，自大沽登陸，換裝為輕裝行軍，炮兵與海軍配合，在運河北岸步步逼近。此時清廷倉促召集的守城兵約三萬四千，名義上占優，實際上熱兵器火力與訓練水準與對手完全不在一個層級。

八里橋一戰不過半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在排槍與臂膀粗壯的錫克騎兵夾擊下潰不成軍，尸橫遍野。記載稱英軍戰死五人、傷四十余，而清軍陣亡三千，滿蒙八旗最后的銳氣自此折斷。隨后的十月，咸豐倉皇北奔熱河，紫禁城從未如此蕭條。

與此同時，南方的天空也在燃燒。湘軍十余萬圍困安慶，炮壘綿延百里，八百里洞庭的船只日夜送糧。太平軍麾下的李秀成卻趁隙發動第二次西征，連下徽州、廣德，箭指祁門。戰報顯示，湘軍主力三日兩夜不敢撤營，一旦外圍失守，祁門恐成第二個江南大營。曾國藩在帥帳外懸一柄利刃，自言“城破則刎頸以謝天下”。可就在這進退維谷之際，皇帝的密詔擺在案頭：三千精銳，即刻北上，歸勝保節制。

勝保此人，滿洲鑲白旗，屢戰屢敗，外號“敗保”。他與湘系積怨頗深，曾被胡林翼痛斥“輕而不整，貪而無親”。把鮑超的“霆字營”交給這位宿敵，無異于拱手讓出心頭肉。湘軍將佐低聲議論：“若真把槍交給旗營，咱弟兄今后怕是要給人打前站了。”短短一句閑話，道破了曾國藩的忌憚——權兵分離，便是割肉斷臂。

有人或問：忠君愛國的旗號呢？在軍務會議上，諸將表面皆稱“當援京師”，但隨即拋出三道難關：一路千里輜重難繼，后方安慶圍而未下，徽州咽喉被奪。一句“南疆未靖，北援無憑”，實際上把勤王的熱度降到了冰點。曾國藩旋即上奏，請求自率或令胡林翼北上，暗地里卻命人在營外加筑壕溝，繼續圍困安慶。

時間在奏折來回中流逝。京城里的議和聲逐漸蓋過了炮聲；而祁門前線，湘軍的榴彈已經把安慶城墻轟得粉碎。等到咸豐批準曾國藩的新方案時，洋槍已在紫禁城上空燃放慶祝勝利的焰火，勤王成了句空話。

曾國藩的算盤并不復雜。英法不過索賠通商，錢可再掙；而太平軍若坐大，江南財賦斷流，天下局勢就成了另一副面孔。與其北上做旗營的配角，不如留下來當自己戰場的主角。現實很快驗證了這一判斷——《北京條約》簽定，英法人班師。朝旨也隨之改變：“曾胡仍督剿賊務，鮑超毋庸北行。”一紙詔書，既結束了勤王鬧劇，也默認了地方軍閥的先斬后奏。

安慶失守在咸豐十一年七月，城中軍民殆盡，血流成渠。隨后湘軍北指天京，城破之日，十里內外烈焰遮天。西式“洋槍隊”在石達開舊部的巷戰中大顯身手，火帽槍聲中，一座城池變作焦土。洋人與湘軍的合作，成為晚清“中體西用”的第一幕，也讓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批評聲此后不絕。

再回看那封快馬送來的密詔，只用了幾張薄紙，卻映照出晚清政治的深沉裂痕：皇權搖搖欲墜，旗漢隔閡日深，地方武裝羽翼漸豐。當京師危急與地方生死相交疊，曾國藩的選擇并不意外。湘軍留在江南，拱衛的其實是自己的權力版圖；北京陷落，留下的燙手山芋還是要由最高統治者親自去捂。咸豐最終病逝于避暑山莊，木蘭圍場的秋風里，帝國朝廷與地方大員之間的信任已成昨日傳說。

從這一役往后，清帝國倚重地方練勇的閘門徹底打開。楚軍、淮軍、川軍、黔軍陸續登場。槍炮聲里，新的武裝集團各自為戰，誰也不肯輕易交出手中的兵權。“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懷疑，從宮闈傳到營帳，成為晚清最后數十年無法愈合的傷口。而1860年那一場本可挽回的京城之殤，不過是漫長潰敗中的一次敲鐘提醒：當大廈已傾，忠誠與算計之間的天平往往傾向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