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元年前一年,1860年九月初,北京至江南的驛道上塵土飛揚。一名八百里加急的軍報使者勒馬換鞍,一句“京師危急,速往勤王!”如鞭子般抽在耳畔。信的收件人,正是當時在皖南祁門督戰的兩江總督曾國藩。可不到兩個月,北方的炮聲平息,圓明園成灰,京城門洞開,而湘軍主力卻連一步都未曾踏出安徽。世人不禁追問:十二萬湘軍何以袖手旁觀?
沿時間線回溯,英法聯軍這次北犯并不突然。早在咸豐七年(1857),廣州城陷落,天津條約甫一簽訂即遭擱置,英國專使額爾金、法國公使葛羅已在籌劃“敲開紫禁之門”。咸豐十年七月,英法兩國兩萬余人再度北上,自大沽登陸,換裝為輕裝行軍,炮兵與海軍配合,在運河北岸步步逼近。此時清廷倉促召集的守城兵約三萬四千,名義上占優,實際上熱兵器火力與訓練水準與對手完全不在一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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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橋一戰不過半日。僧格林沁的蒙古鐵騎在排槍與臂膀粗壯的錫克騎兵夾擊下潰不成軍,尸橫遍野。記載稱英軍戰死五人、傷四十余,而清軍陣亡三千,滿蒙八旗最后的銳氣自此折斷。隨后的十月,咸豐倉皇北奔熱河,紫禁城從未如此蕭條。
與此同時,南方的天空也在燃燒。湘軍十余萬圍困安慶,炮壘綿延百里,八百里洞庭的船只日夜送糧。太平軍麾下的李秀成卻趁隙發動第二次西征,連下徽州、廣德,箭指祁門。戰報顯示,湘軍主力三日兩夜不敢撤營,一旦外圍失守,祁門恐成第二個江南大營。曾國藩在帥帳外懸一柄利刃,自言“城破則刎頸以謝天下”。可就在這進退維谷之際,皇帝的密詔擺在案頭:三千精銳,即刻北上,歸勝保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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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保此人,滿洲鑲白旗,屢戰屢敗,外號“敗保”。他與湘系積怨頗深,曾被胡林翼痛斥“輕而不整,貪而無親”。把鮑超的“霆字營”交給這位宿敵,無異于拱手讓出心頭肉。湘軍將佐低聲議論:“若真把槍交給旗營,咱弟兄今后怕是要給人打前站了。”短短一句閑話,道破了曾國藩的忌憚——權兵分離,便是割肉斷臂。
有人或問:忠君愛國的旗號呢?在軍務會議上,諸將表面皆稱“當援京師”,但隨即拋出三道難關:一路千里輜重難繼,后方安慶圍而未下,徽州咽喉被奪。一句“南疆未靖,北援無憑”,實際上把勤王的熱度降到了冰點。曾國藩旋即上奏,請求自率或令胡林翼北上,暗地里卻命人在營外加筑壕溝,繼續圍困安慶。
時間在奏折來回中流逝。京城里的議和聲逐漸蓋過了炮聲;而祁門前線,湘軍的榴彈已經把安慶城墻轟得粉碎。等到咸豐批準曾國藩的新方案時,洋槍已在紫禁城上空燃放慶祝勝利的焰火,勤王成了句空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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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的算盤并不復雜。英法不過索賠通商,錢可再掙;而太平軍若坐大,江南財賦斷流,天下局勢就成了另一副面孔。與其北上做旗營的配角,不如留下來當自己戰場的主角。現實很快驗證了這一判斷——《北京條約》簽定,英法人班師。朝旨也隨之改變:“曾胡仍督剿賊務,鮑超毋庸北行。”一紙詔書,既結束了勤王鬧劇,也默認了地方軍閥的先斬后奏。
安慶失守在咸豐十一年七月,城中軍民殆盡,血流成渠。隨后湘軍北指天京,城破之日,十里內外烈焰遮天。西式“洋槍隊”在石達開舊部的巷戰中大顯身手,火帽槍聲中,一座城池變作焦土。洋人與湘軍的合作,成為晚清“中體西用”的第一幕,也讓外戰外行、內戰內行的批評聲此后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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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看那封快馬送來的密詔,只用了幾張薄紙,卻映照出晚清政治的深沉裂痕:皇權搖搖欲墜,旗漢隔閡日深,地方武裝羽翼漸豐。當京師危急與地方生死相交疊,曾國藩的選擇并不意外。湘軍留在江南,拱衛的其實是自己的權力版圖;北京陷落,留下的燙手山芋還是要由最高統治者親自去捂。咸豐最終病逝于避暑山莊,木蘭圍場的秋風里,帝國朝廷與地方大員之間的信任已成昨日傳說。
從這一役往后,清帝國倚重地方練勇的閘門徹底打開。楚軍、淮軍、川軍、黔軍陸續登場。槍炮聲里,新的武裝集團各自為戰,誰也不肯輕易交出手中的兵權。“寧與友邦,不予家奴”的懷疑,從宮闈傳到營帳,成為晚清最后數十年無法愈合的傷口。而1860年那一場本可挽回的京城之殤,不過是漫長潰敗中的一次敲鐘提醒:當大廈已傾,忠誠與算計之間的天平往往傾向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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