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冬妮婭獨立自由，為何保爾堅持認為她庸俗？

把槍藏起來吧，永遠也不要對任何人提起這件事。
就是到了生活已經無法忍受的時候，也要善于生活下去，要竭盡全力，使生命變得有益于人民。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第二部 第八章

烏克蘭舍佩托夫卡鎮(zhèn)的早晨，總是灰蒙蒙的。

冷風掠過低矮的磚房，吹得窗縫嗚嗚作響。

小鎮(zhèn)邊緣的鐵路線將整座城分成了兩半，一邊是富人的洋房，一邊是工人區(qū)的破棚。

保爾·柯察金的家，就夾在這道分界線的一側，像是被忘在角落的廢紙盒，風一大，就抖動得像隨時要散架。

屋里總是暗的，煤塊燒得不多，連鍋里的土豆都帶著夾生。

保爾的母親靠給人洗衣服換些硬幣，咬牙撐起這個家。

父親早早去世，家中頂梁柱斷了，她只能一邊干活一邊祈禱兒子別再闖禍。

可祈禱沒有用，因為保爾從一出生就活得像釘子，往哪兒戳都是一身刺。

他上學那會兒，穿著打了補丁的衣服坐在教堂學校的最后一排，滿手是煙灰，頭發(fā)亂得像掃帚。

別人說圣經里人類是上帝用泥捏出來的，他只是小聲提出質疑，就被神父狠狠懲罰。

第二次他干得更絕，在復活節(jié)的面團上撒了煙灰。

結果當然是被開除，連母親的苦苦哀求也換不來一次寬恕。

從那天起，他就不再是個“學生”，而成了車站食堂里的雜役小工。

清晨五點起，推著沉重的煤車，往爐子里填火，飯點前刷鍋、剁菜、掃地，沒人把他當人看。

他不過是那口鍋旁邊的附屬品，是下人中的最下者。

油水湯潑在身上沒人管，被廚子一腳踹開也只是慣常。

他見過同工的小孩累得昏倒在鍋灶邊，也見過食堂后門的警察狠狠抽打一個偷面包的老人。

可他從廚房的門縫望出去，看見得卻是神父的白袍、富人孩子的新皮鞋，還有店主嘴里咀嚼著昂貴香腸的嘴。

那一年，小鎮(zhèn)上來了一個陌生人。

布爾什維克地下黨員朱赫來，朱赫來并沒把保爾當個小孩看，而是坐下來，像對待朋友一樣跟他說話。

他講戰(zhàn)斗、講工人、講一個沒有壓迫的世界。

保爾聽著，眼神卻漸漸亮了。

紅軍進城的那天，保爾站在路邊，看見一隊穿著破舊軍裝的士兵從鎮(zhèn)口走來。

他們的靴子沾滿泥水，槍托磨得發(fā)亮，臉上沒有凱旋者的驕傲，只有緊繃的警惕。

鎮(zhèn)上的人先是沉默，隨后有人低聲議論，有人悄悄關門。

可紅軍并沒有久留，形勢變化得太快，

今天還是紅旗，明天就換成白軍的徽章。

白匪卷土重來時，比之前更兇。

他們搜查、抓人、審訊。

保爾親眼看到鄰居被拖走，母親躲在屋里瑟瑟發(fā)抖。

他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這不是哪個政權的問題，而是你站在哪一邊的問題。

朱赫來正是在這樣的混亂中，再次走進了保爾的世界。

朱赫來講工人為什么要拿槍，講舊世界是如何用秩序掩蓋剝削，又講布爾什維克為什么必須斗爭。

他忽然明白，那些被踢倒在地的屈辱、被無視的尊嚴、被踐踏的生命，都不是個人的不幸，而是一個體系的必然結果。

當朱赫來被捕的消息傳來時，保爾沒有猶豫。

他撲向押解隊伍，用盡全身力氣撞倒匪兵，奪下步槍。

那一刻他并不知道自己在救一個“布爾什維克”，他只是本能地選擇了反抗壓迫的一方。

事后，他才意識到，這一撲，意味著再也回不到原來的生活。

不久之后，他穿上了紅軍的軍裝。

他從偵察兵干起，在夜色里爬行，在敵后打探消息。

饑餓、寒冷、隨時可能降臨的子彈，把他從一個貧困少年，錘煉成一名真正的戰(zhàn)士。

戰(zhàn)場上沒有浪漫，馬匹倒下，人也倒下，血混著泥水，一腳踩下去黏得讓人心慌。

一次激戰(zhàn)中，炮彈在不遠處炸開，巨大的沖擊把他掀翻在地，世界瞬間變得一片空白。

等他醒來時，頭部的劇痛像鐵箍一樣勒住神經，醫(yī)生低聲說，他能活下來，已經是奇跡。

可對保爾來說，活下來并不等于結束。

傷勢讓他無法重返前線，他卻拒絕被安置在安全的位置，主動要求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繼續(xù)為革命奮斗。

他上過工地，修過鐵路，做過政治宣傳員，給戰(zhàn)士們讀書，講故事，講他理解中的革命。

他讀《牛虻》，讀《斯巴達克斯》，那些關于反抗與犧牲的文字，在營地的篝火旁，被他一字一句地念出來。

有人聽得流淚，有人聽得咬牙，他自己則越讀越篤定。

身體在一點點衰敗，意志卻在一寸寸加固，哪怕不能再沖鋒，他也要站在隊伍里，繼續(xù)戰(zhàn)斗。

冬妮婭第一次真正走進保爾的世界時，并不浪漫。

河岸邊的風很冷，水面泛著灰白色的光，她穿著干凈的裙子，鞋面一塵不染，而保爾的褲腳還沾著泥。

他們之間隔著的不只是幾步距離，更是一整套生活的差別。

和冬妮婭在一起時，他會刻意洗干凈手，整理衣服。

冬妮婭喜歡談書、談風景、談未來，談那些“等戰(zhàn)爭結束之后”的生活。

保爾聽著，有時會沉默，有時會點頭。

當冬妮婭嫌棄筑路工地的泥濘、抱怨工人們粗魯、對革命只停留在口頭贊同卻不愿真正靠近時，保爾忽然明白，他們已經走在兩條截然不同的路上。

不是誰變壞了，而是信仰已經替他做出了選擇。

他的話很冷，但說出口的那一刻，他沒有后悔。

筑路的日子，是保爾此生最沉重的一段時光。

秋雨一場接一場，泥濘沒過腳踝。

夜里沒有屋頂，雪落在臉上，連睫毛都結成冰。

人們缺衣少食，病倒的一個接一個，槍聲還時不時從遠處傳來。

可就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保爾站得最直。

他拖著尚未痊愈的身體，第一個下到工地，最后一個離開。

他不是為了證明什么，而是本能地覺得，只要自己還能站著，就不該讓隊伍散掉。

保爾的人生，仿佛一臺從未停止運轉的機器。

在前線，他是刀口舔血的騎兵，在工地，他是晝夜不息的勞工，在組織中，他是赤誠不改的布爾什維克戰(zhàn)士。

可當身體的每一個零件都開始發(fā)出悲鳴，他終于被迫停下。

先是傷寒引發(fā)的高燒，緊接著是肺部劇痛、四肢無力，他被被當作尸體，抬上火車，后續(xù)能夠活下去真是天佑。

組織讓他回家養(yǎng)病，醫(yī)生讓他“徹底休息”，可誰都知道，他這副軀體，已經不再適合任何一種“戰(zhàn)斗”。

本可以安然療養(yǎng)，可他拒絕了。

他咬牙從病床上爬起來，搖搖晃晃地回到團部，仍然想做些什么。

他參加會議，整理文件，寫匯報……直到有一天，他的手開始無法握筆，眼睛在陽光下也模糊一片，連站立都成了奢望。

1927年，醫(yī)生宣判：雙目失明，全身癱瘓。

這個年紀輕輕就經歷了數場生死考驗的戰(zhàn)士，此時終于被徹底困在了一張病床上。

他動彈不得，眼前是一片永夜。

他原以為，死亡是命運最殘忍的終點，但現在才明白，比死亡更難的，是不得不活著，卻什么都做不了。

那段時間，他幾度瀕臨崩潰。

夜深人靜，他一個人躺在床上，聽著窗外的風聲，腦子里全是過往的畫面：馳騁沙場的馬蹄聲，工地上戰(zhàn)友的呼喊，還有冬妮婭回眸時的神情……這一切都在慢慢抽離。

他想過自殺，把手伸向口袋里的勃朗寧手槍，

但就在那一刻，他忽然意識到：他無法再拿起槍和鐵鍬，但他還有頭腦，還有思想，還有未說完的話。

他要用筆寫，把自己的血、痛、怒與愛，全都傾注進文字里。

他的靈魂未曾癱瘓，那就還有戰(zhàn)斗的資格。

他讓母親和妻子幫他固定紙張，用硬紙板做成寫字的框架，用盡全身的力氣，一筆一畫地摸索著寫字。

他的手已經不靈活，每一筆都寫得歪斜、扭曲，有時整個上午只能完成幾句話。

他咬著牙，一次次在心里默念句子結構，調整邏輯順序，甚至練習記憶整段內容，只為在口述給助手時不出錯。

有人勸他停下，說他太辛苦了，沒必要這么逼自己。

就這樣，在昏暗的房間里，在疼痛的身體中，他用生命敲打出一部屬于革命者的史詩，《暴風雨所誕生的》。

他寫的是那些在泥濘中前行、在寒夜中堅守的普通人，是一個個在現實面前摔倒、在信仰面前站起的戰(zhàn)士。

他寫自己，也寫無數像他一樣的工人、士兵、青年。

他是鋼鐵，不是天生強硬，而是反復淬火、千錘百煉之后，才成其為“鋼”。

而那團烈火，直到最后一刻，都未曾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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