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文壇悲劇：從西班牙到英國，竟有五位大作家曾因書入獄

牢門咔嚓一聲關上。法國貴族多納蒂安·阿爾方斯·弗朗索瓦·德·薩德不知道這次自己將被囚禁多久。他早已熟悉牢獄的堅固、潮濕的囚室以及無休止的等待。

但這一次，起因既非私人丑聞，也非家人為避免家族蒙羞而發出的監禁請求：罪魁禍首是一本書，或者確切地說是兩本——《朱斯汀》與《朱麗葉》。在法國皇帝拿破侖·波拿巴的政權眼中，這些并非虛構故事，而是危險的炸藥。

在這兩部小說里，欲望恣意妄為，美德遭受懲罰，而罪惡卻日益滋長。

薩德并非第一個因書寫超越“可接受界限”的愛情而獲罪的人，也不會是最后一個。

罪名有時是“異端”，有時是“淫穢”，近年則演變為“違背公共道德”或“非法經營”。但結局始終如一：監禁。

1572年，在西班牙反宗教改革時期，西班牙修士路易斯·德·萊昂被捕并被押送至巴利亞多利德的秘密監獄，在那里被囚禁至1576年。

他的罪行并非撰寫淫穢詩篇或冒犯王室，而是將《雅歌》翻譯成了卡斯蒂利亞語。

此外，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的批評者指責他將這些詩篇視為“褻瀆愛情”之作，認為他只關注字面含義，而刻意忽視了將戀人比作基督與教會的傳統寓意解讀。

在監獄中，盡管被隔離且無法接受圣禮，他仍完成了《基督之名》的大部分創作，將牢房變成了思想的殿堂。

這一事件傳遞的信息清晰明了：即使是圣經中的愛，若未經官方中介解讀，也可能被視為顛覆性的內容。

薩德的一生充滿了囚禁歲月，他在不同的監獄中度過了近27年。1801年的逮捕成為了他人生的轉折點。

法國皇帝拿破侖·波拿巴因匿名出版的《朱斯汀》與《朱麗葉》被指控為淫穢作品而下令逮捕他。拿破侖宣稱，《朱斯汀》是“墮落想象力所能催生的最駭人聽聞的著作”。

與以往因家書要求平息丑聞而遭遇的軟禁不同，這次是國家機器直接對作家采取了行動。警務大臣約瑟夫·富歇選擇將其行政拘留，而不予公開審判，因為審判只會助長那些當局試圖壓制的思想。

在旺斯堡或巴士底獄等要塞中，薩德曾瘋狂地進行寫作。《索多瑪的120天》便是在墻壁夾縫中寫就的卷軸，證明了他即便身處威脅之中，仍對書寫有著近乎偏執的執著。

1803年，他被轉移至沙朗頓精神病院，被診斷為“放蕩型精神錯亂”。盡管院方禁止他寫作，但他仍堅持與其他囚徒組織戲劇演出。

薩德的小說不僅描繪了極端的性行為，更瓦解了當時的道德與宗教根基。當權者意識到，這些作品并非單純的淫穢故事，而是對權威結構的激進批判。于是，監禁成為了唯一的回應。

1748年，英國作家約翰·克萊蘭因欠下840英鎊債務被囚于弗利特監獄。這位曾任英國駐孟買行政官員的知識分子，歸國時已陷入赤貧。

正是在此境遇下，他創作了《風塵女子回憶錄》，即廣為人知的《芬妮·希爾》。

1749年出版后，克萊蘭及其出版商仍因“淫穢誹謗”和“腐蝕國王臣民”的罪名被捕。

在法庭上，克萊蘭采取了務實的策略：他收回言論，將著作動機歸因于經濟困境，并表示希望燒毀該書。雖然通過這種方式避免了長期監禁，但該作品仍遭到了長期禁令。

此后兩百余年間，該書一直在地下市場流傳，歷經多次司法訴訟。直至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才最終裁定：凡具備“最低社會救贖價值”的作品，均不能被簡單視為淫穢。

1895年，愛爾蘭劇作家奧斯卡·王爾德從倫敦最負盛名的才子淪為“嚴重猥褻罪”的罪犯。在他對昆斯伯里侯爵提起的誹謗訴訟失敗后，其代表作《道林·格雷的畫像》反而被用作對他進行道德審判的證據。

律師愛德華·卡森援引小說片段，暗示書中巴茲爾·霍爾沃德與道連的關系掩蓋了同性戀傾向。

王爾德試圖捍衛藝術的自主性，他主張作品不應以外部道德標準評判，而應以其審美完美性為準。維多利亞時代的陪審團拒絕接受這種區分。

王爾德最終被判處兩年苦役，并被押往雷丁監獄。強制緘默、體力透支和系統性的羞辱徹底摧毀了他的健康與社會地位。

但這段痛苦經歷也催生了《深淵書簡》和《雷丁監獄之歌》。在這些作品中，深沉的痛苦與同情取代了他早期喜劇作品中璀璨的享樂主義。

2016年，埃及作家艾哈邁德·納吉因小說《使用生命》被判處兩年監禁。

敘事在關于性、毒品和齊柏林飛艇樂隊的瑣碎對話中穿梭，背景中卻浮現出近乎末日的景象：風暴與地震將金字塔化作了一堆瓦礫。

矛盾的是，這部小說此前已獲得審查委員會的出版許可。但上訴法院援引《刑法》第178條，以“有悖公共道德”為由予以處罰——盡管2014年埃及憲法明確禁止因藝術創作而監禁藝術家。

納吉在托拉監獄度過了十個月，與普通罪犯和政治犯同處一室。這段經歷催生了《腐朽的證據》，書中描繪了獄中的香煙經濟、即興游戲以及對抗非人化的斗爭。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都市欲望與露骨語言仍成為監禁的理由。指控不再是“異端”或“褻瀆”，而是“傷害敏感性”。

歷經五個世紀與不同的政治體制，審查的邏輯始終如一。“淫穢”的定義不斷變化，而控制的沖動卻永恒不變。

監禁鮮少能真正抹去這些書籍。相反，迫害賦予了它們歷史的厚重感：高墻或許能禁錮軀體，卻禁不住思想，更遑論那些書寫欲望的筆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