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游日本】博多古寺松風里我與黑田家的時間相遇

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在日本福岡博多的街巷之間行走，很容易被商業氣息與車流聲牽著往前走。但是，只要轉入御供所町一帶，腳步就會被一股更深沉的氣息拖住。這里坐落著東長寺——一座與博多歷史幾乎同齡的古寺。與其說這是一次普通的游覽，不如說是在城市心臟處，與往日的正面相遇。

東長寺的山門并不張揚，卻自有一種不動聲色的氣勢。這座寺院，相傳草創于日本平安初期，相傳由遣唐使弘法大師空海在大同元年（806年）開基。日本各地許多真言宗古寺都與這位高僧有關，但東長寺的意義更具體——它被視為博多最早的密教據點之一。在唐風文化仍帶著熱度的時代，密教儀軌、梵音咒語與外來思想，曾從港口進入這片土地，而東長寺正是這種文化流動的見證者。

穿過山門，院內意外開闊。松樹高立，碎石鋪地，被歲月磨出柔光。與日本千年古都——京都名剎的精致不同，這里帶著九州土地的樸實感。博多自古就是對外貿易港，城市氣質中既有開放，也有務實——寺院也呈現出這種性格：不浮華，卻深沉。

本堂旁最引人注目的，是寺內供奉的“福岡大佛”。這尊木造坐像高達10.8米，重達30多噸，從1988年——也就是我啟動旅日生涯的那一年開始雕刻，前后用了4年的時間，號稱是是日本目前最大的木佛像。步入佛堂的那一刻，光線驟暗，佛像從暗影中浮現，面容沉靜，像是從時間深處緩緩抬頭。參拜者在腳邊顯得渺小，呼吸聲都不自覺放輕。城市的節奏在此被截斷，只有木材的氣味與空間里的回響提醒你：歷史不是概念，而是可以被身體感知的存在。

然而，這次造訪真正牽動我心的，是寺院后方的黑田家墓所。福岡藩主黑田長政及其后繼藩主的墓地靜靜安置于寺域一角。黑田氏是筑前福岡藩的統治者，自江戶初期入封此地后，奠定了福岡城下町的格局。其實，博多與福岡原本是兩個不同的城市單位，但在黑田家治下，武家町與商人町并存，城市結構由此定型。今日福岡市的雛形，其實就埋在這些墓石的時代之中。

墓所并非宏大陵園，而是典型的武家墓地格局：石塔整齊排列，松影低垂，空氣中帶著草木與石材混合的氣味。沒有喧鬧的解說聲，只有風聲掠過塔身的輕響。站在這些墓前，日本江戶時代的時間仿佛并未遠去——城郭政治、參勤交代、藩政運作，都曾以這里為精神坐標。

黑田家在九州歷史中可以說相當地有分量。長政之父黑田如水（官兵衛）以智略聞名于戰國末期，而長政本人則作為德川政權的有力大名，參與奠定近世秩序。福岡藩在江戶時代是重要外樣大名藩之一，既有軍事義務，也需維持財政與治安。城下町的寺院，正是這種政治——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藩主家墓所設于此，并非偶然，而是武家與宗教空間相互依托的歷史結果。

需要贅述的是，那個年代黑田藩的一個農民一鋤落地，竟然挖出了一顆金印，那上面的文字印證了中國典籍《后漢書》上有關東漢漢光武帝賞賜給日本倭王金印的事情，從而鑿實了中日兩國二千年交流史開端的起點。這顆金印，現在存放在福岡歷史博物館。

我在墓地石階旁坐了一會兒。陽光從松針間落下，像碎金一樣鋪在墓塔上。這里沒有觀光式的“震撼感”，卻有一種緩慢滲透的重量。所謂歷史感，不在于轟動的事件，而在于這種持續數百年的秩序與記憶。藩主、家臣、町人、僧侶——各自角色不同，卻共同維系著一座城市的運作系統。

東長寺也因此顯得格外特別。它既是宗教場所，也是政治記憶的容器。佛像讓人面對永恒，墓所則讓人直面時間。一個向上，一個向下，卻都指向同一件事：人終究要被歷史收納。

離開墓所時，院內鐘聲正好響起，低沉悠長。鐘聲越過圍墻，與遠處車流聲短暫交織，又各自散去。那一刻我意識到，東長寺并未被福岡這座已經現代化的城市吞沒，它只是靜靜與之并存。商業街在發展，高樓在生長，而這座古寺仍以自己的節奏呼吸。

旅行走到這樣的地方，人往往會放慢。不是因為景觀宏大，而是因為時間在這里變得厚重。黑田家的石塔、弘法大師的傳承、木造大佛的沉默——這些元素把博多的過去牢牢系在當下。

當我走出山門回望時，忽然明白：東長寺之于福岡，就像年輪之于樹木。你平時看不見它，卻正是它支撐著一切生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