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愿擠,總還是有的。”魯迅先生的這句話,我這些年常常想起。不是為了提醒自己勤奮,而是為了追問——我們是否還愿意為一些共同的記憶,擠出時間與心意?比如,春晚。
作為一個80后,我的童年與青春,幾乎是與春晚一同生長的。那時的除夕夜,電視機是家里唯一的“中心”,飯桌是圓的,聲音是熱的,人是齊的。春晚不是節目,它更像是一種儀式,一種集體的守歲方式。甚至可以說,它是那個年代,最具象的“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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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春晚,確實堪稱“全民開盲盒”的巔峰。1983年首屆春晚采用“直播+觀眾點播”的形式,節目單直到最后一刻才敲定。李谷一的《鄉戀》因為觀眾熱線點播而“破例”登場,那一刻,不只是歌曲的回歸,更是情感的回歸。觀眾參與其中,決定著舞臺的走向,那種不確定性的魅力,如同一場全民參與的冒險。連演員都無法預知命運。1990年趙本山首次登上春晚,彩排時因笑料不足險些被撤,最終卻憑借現場的即興發揮成就經典。這種懸念與真實,成就了春晚最動人的部分。
“不確定性”,是一種藝術的生命力。那時的春晚,沒有劇透,沒有流量預判,沒有提前三個月就公布的節目單。觀眾會“押寶”,會猜測,甚至會根據彩排服裝和道具細節推測節目內容。1987年費翔穿著紅色西裝彩排,有人便猜測那首歌與“火”有關,結果《冬天里的一把火》點燃全場。那種全民猜謎、全民等待的氛圍,本身就是節日的一部分。
然而,今天的春晚,似乎越來越少了那種“等待”的意味。節目單提前曝光,網絡熱搜提前鋪墊,甚至連笑點都可以在短視頻平臺被提前“剪輯”。神秘感被稀釋,驚喜被預支。商業邏輯的深度介入,讓春晚承擔了廣告植入、流量分發、國際傳播等多重任務。某衛視導演坦言,如今節目單提前三個月就要給贊助商過目,連鏡頭切換的頻率都要精確計算。春晚從“全民狂歡”逐漸走向“精準營銷”,它開始變得穩妥,也變得克制。
我并不否認商業的合理性。社會在發展,媒介在變化,春晚不可能停留在1987年。但問題在于,當“精準”取代了“真實”,當“安全”壓倒了“冒險”,藝術的靈魂是否也在悄然退場?
趙本山小品的魅力,絕不僅僅在于笑點密集,而在于那種扎根黑土地的生活氣息。他的小品中,有鄉土的泥土味,有對現實的溫和諷刺,也有對人情世故的細膩洞察。《賣拐》系列之所以成為經典,不僅因為它好笑,更因為它讓人笑過之后心里一緊。那種笑,是帶著思考的笑,是帶著生活溫度的笑。
而今天的語言類節目,常常陷入兩種困境:一是教育性過強,二是網絡梗堆砌。前者過于強調價值表達,卻忽略了藝術本身的潤物無聲;后者試圖迎合年輕人,卻顯得滯后和生硬。當觀眾每天都在短視頻平臺接收最新鮮的段子與熱梗,春晚再去做“段子匯總”,自然難以引發真正的共鳴。笑點的閾值被不斷提高,單純的搞笑已經難以滿足觀眾。
有人說,是觀眾變了。我們不再有耐心坐在電視前四個小時,我們更愿意在手機上碎片化地獲取快樂。或許這是事實。媒介環境改變了我們的觀看方式,也改變了我們的情感節奏。作為80后,我常常在除夕夜打開春晚,卻不知不覺滑向手機屏幕。那一刻,我也在反思:是春晚變了,還是我們變了?
“藝術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句話,在今天依然適用。春晚的喜劇性,若失去了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只剩下對熱點的追逐,那么它自然會失去力量。真正的喜劇,是讓人在笑中看到自己,是在荒誕中照見現實。陳佩斯的夸張、趙本山的質樸、宋丹丹的機智,都源自真實的生活體驗。那種真實,是無法通過數據計算出來的。
但我并不愿意簡單地批評。因為春晚本身,也在承受時代的壓力。它要兼顧老中青三代觀眾,要承擔文化傳播的責任,要在有限的時間里完成多重表達。在這樣的條件下,它難免趨于穩妥。或許,我們也應該承認,春晚從來都不是純粹的藝術舞臺,它本身就帶有教育與引導的功能。
問題在于,教育是否一定要直白?價值是否一定要口號化?真正的教育,是讓人自己領悟,是在故事與情感中悄然發生。思想政治教育亦如此。教育不是灌輸,而是引導;不是說教,而是共情。春晚如果過度強調“教育性”,反而會削弱其感染力。觀眾并不排斥價值表達,但他們更渴望被尊重,被理解,而不是被安排。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這是文學史上的常識。或許,我們不能再用80年代的標準去衡量今天的春晚。但我們可以追問:在流量與算法主導的時代,我們是否還愿意為一場真正有溫度的表達留出空間?我們是否還期待,在除夕夜,聽到一句發自內心的臺詞,而不是經過精確設計的金句?
從某種意義上說,春晚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社會的變化,也映照出我們的焦慮與期待。我們抱怨春晚不再好看,其實也是在懷念那個愿意圍坐一桌、共同等待的自己。那時的我們,物質并不豐裕,卻對未來充滿信心。春晚承載的,不只是節目,更是對團圓與希望的想象。
今天,我們的選擇更多了,娛樂方式更豐富了,信息更充沛了。但我們是否也因此失去了某種“共同觀看”的能力?當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的屏幕中,春晚那種“全民同步”的意義,正在被削弱。或許,并不是春晚先“拋棄”了我們,而是我們先放下了那份耐心與期待。
當然,春晚也需要反思。它需要重新找回對生活的敏銳觸覺,需要在喜劇中注入真實的情感,而不是簡單地堆砌網絡梗。它需要在教育與娛樂之間找到更自然的平衡,讓價值表達融入故事,而不是高懸其上。只有如此,它才能重新成為那個讓人愿意等待的舞臺。
“人類的一切努力的目的在于獲得幸福。”這是歐文的判斷。春晚的意義,也許正是在于為億萬家庭帶來短暫而真實的幸福感。哪怕只有幾個瞬間的笑聲,哪怕只有一首觸動心弦的歌曲,它都值得被珍惜。
作為一名80后,我依然會在除夕夜打開春晚。或許會抱怨,或許會調侃,但內心深處,我仍期待它帶來一點驚喜。因為那不僅是對節目本身的期待,更是對團圓、對記憶、對共同體的期待。
是春晚先“拋棄”了我們,還是我們先“放下”了春晚?也許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時代的洪流中,我們是否還愿意為一份共同的情感駐足。正如泰戈爾所說:“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若春晚仍能在喧囂之中,唱出屬于時代的真誠之歌,那么它就不會被真正放下。
春晚或許不再是唯一的舞臺,但它依然可以成為一盞燈。在除夕夜的萬家燈火中,只要那束光還在,我們就仍然有理由,相信團圓,相信笑聲,相信人與人之間尚未消散的溫度。這就是我關于春晚的思考,或許有些直接,又或許是真實的寫照,言而總之,總而言之,春晚的確已經漸漸離我們80后越來越遠了,80后也越來越不會因為一場“春晚“而突然增加幸福感了,也不會因為缺少了一場”春晚“而缺少幸福感。因為”幸福感“不在舞臺上,而在當下的每一次”奮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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