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振華：激活中外思想資源，建構厚實認識論

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作者郁振華。視頻采訪：澎湃新聞記者 王俊期(3:23)

【編者按】

上海社聯2025年度十大論文已出爐，議題既有對智能社會、大模型價值對齊、AI時代的教育、未來“社會學”等前沿問題的研究，又有收入再分配、財政與市場等重要問題的分析，也有國家安全、藝術之美、厚實認識論、法律歷史解釋等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探索。

“年度論文”評選活動由上海社聯2013年組織發起，至今遴選出130篇年度論文，是上海哲學社會科學學術評價的一次創新探索。以無申報、廣覆蓋、同行評價+智能輔助的評價方式，將上海學者每一年度在多學科領域的關注議題與研究熱點推向全國。

澎湃新聞記者對話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作者，聽學者講述AI時代的社會治理和學術研究，社科學者如何從理論、知識和方法上去創新，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

“認識論不僅要關注命題性知識，還應囊括親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題性知識形態，如果一種認識論只局限于命題性知識，便顯得單薄纖弱。”在當代認識論研究中，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教授郁振華提出的“厚實認識論”為突破傳統理論局限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上海社聯2025年度論文《知行哲學與認知科學的實踐轉向》（原載于《社會科學》2025年第4期）中，郁振華進一步完善其厚實認知論。他提出了以大三項（理論、實踐和制作）和小三項（親知、能力之知和命題性知識）為經緯的概念框架，并用“多股之繩隱喻”來刻畫人類探究活動。

2026年1月，澎湃新聞記者就認知科學實踐轉向的階段性成果專訪郁振華，探尋“知與行”這一哲學問題的理論意義與現實意義，及其背后東西方哲學的交流與碰撞。

以多股之繩結成“厚實認知論”

澎湃新聞：“厚實認識論”貫穿了您的研究，其核心要義是什么？它如何超越“單薄認識論”的局限？

郁振華：厚實認識論主要針對英美流行認識論而發，后者多聚焦于命題性知識，其研究出發點過于狹窄，因而錯失了人類認識的諸多重要方面。受羅素（Bertrand Russell）、賴爾（Gilbert Ryle）、波蘭尼（Michael Polanyi）等哲學家的啟發，我認為認識論不僅要關注命題性知識，還應重視親知、能力之知等非命題性知識。如果一種認識論只局限于命題性知識，便顯得單薄纖弱；而若能涵蓋人類探究活動中的各種知識形態，它就會更厚實、更強勁。

不僅如此，厚實認識論的建構還需進一步拓展——我將命題性知識、親知、能力之知稱作“小三項”，同時將理論、實踐、制作納入考量，稱之為 “大三項”，通過二者的縱橫交錯構建概念框架。因為人類探究活動展開于理論、實踐、制作等領域，每個領域都涉及小三項所指的三種知識形態。立足于這一概念框架，拙著《知行哲學的新開展》（2025年10月出版）通過回答“如何理解哲學、哲學史、實在、知識、智慧”五個問題，勾畫了厚實認識論的基本輪廓。

澎湃新聞：“大三項”與“小三項”的概念框架如何支撐厚實認識論建構？在現實探究活動中該如何理解二者的“縱橫交錯”？

郁振華：這一框架聚焦于人類探究活動（inquiry）——理論領域的探究離不開命題性知識、親知與能力之知，實踐領域和制作領域亦是如此。比如在理論研究中，我們既需要用命題來表達探究成果，也需要關于對象的直接經驗（親知），更需要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能力之知）；實踐領域的道德行動、社會治理，制作領域的工藝創作、技術發明，都同樣兼具這三種知識形態。“縱橫交錯”意味著大三項為探究活動提供不同領域，小三項則是各領域中探究活動所牽涉的知識形態，小三項（三種知識形態）貫穿大三項（人類活動的三大領域）。我試圖用這一架構來刻畫復雜多樣的人類認知活動。

澎湃新聞：論文中提到克拉克“行動導向的表征”，它如何補正恩格爾的理論缺陷？這種“統合表征與行動”的思路對認知科學研究有何啟發？

郁振華：知行哲學研究要取得進展，既需要消化中外哲學史上的思辨成就，也需要汲取當代認知科學的研究成果。認知科學的發展脈絡清晰：肇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第一代認知科學以“認知主義”為特征，將認知視為對表征的計算，雖成果豐碩但局限漸顯；1990年代以來，第二代認知科學興起，其中最著名的是“4E 理論”，克拉克是重要推動者，而恩格爾受古典實用主義啟發，提出“實踐轉向”，二者同屬第二代認知科學陣營，但存在重要差異。

第二代認知科學內部有表征主義與反表征主義之爭：恩格爾態度極端，認為表征概念存在問題，主張徹底放棄之，他將認知等同于行動，強調“認知主要是造作世界，而非反映世界”；克拉克則認為表征概念需修正而非拋棄，他提出“行動導向的表征”（又稱“基于控制的表征”）概念，它統合了表征和行動，其基本特征是即知即行。

這里需要引入安德森（John Anderson）的區分：陳述性知識（大致對應命題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大致對應能力之知），完整的認知理論必須同時解釋這兩種知識。恩格爾完全拋棄表征概念，用“指令”取而代之，這樣做的結果是難以安置陳述性知識。克拉克的“基于控制的表征”與“基于編碼的表征”相對待——前者對應于聯結主義 AI 與能力之知，后者對應于符號主義 AI與命題性知識。克拉克指出，從發生學上看，基于控制的表征具有優先性，但當某種信息能用于不同的認知語境，我們可將其作為超然的知識結構儲存起來，由此形成基于編碼的表征。這一理論機制清晰地闡明了陳述性知識如何奠基于程序性知識，相比恩格爾的理論更為精致、更具解釋力，它為認知科學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既避免了傳統認知主義的局限，又不忽視陳述性知識的重要性。

澎湃新聞：“多股之繩隱喻”是厚實認識論的關鍵模型，它如何解釋三種知識的復雜關系？相比傳統隱喻其優勢何在？

郁振華：厚實認識論的構想在拙著《人類知識的默會維度》（2012年初版，2022年修訂版）中就已提出，但當時僅聚焦小三項，其理論潛力未充分展開；在《知行哲學的新開展》中，借助大三項與小三項縱橫交錯的框架，這一理論得以轉深轉廣，而“多股之繩隱喻”是厚實認識論理解知識本性的基本模型。

以往學界常用“建筑隱喻”與“冰山隱喻”理解知識關系：約翰內森（Kjell S. Johannessen）的“建筑隱喻”將命題性知識比作上層建筑，將非命題性知識（如默會知識）比作基礎；“冰山隱喻”則把明述知識比作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將默會知識比作海面下的冰山主體。這兩種隱喻本質上是一致的，都過于簡單僵硬，無法體現人類認知的復雜性。

“多股之繩隱喻”則不同，它能容納知識形態間多樣的依賴關系。以極簡版的知識情景“學騎車”為例：教練給學車者實地演示如何騎車，并說：“就這么騎”；面對教練的演示，學車者默記：“就這么騎”。若分別看教與學的過程，教練的指令“就這樣騎”（命題性知識）寄生于其騎車的能力之知之上；學車者對該指令的理解，寄生于對教練演示活動的親知之上；在此脈絡中，命題性知識分別依賴于能力之知與親知，這與建筑隱喻、冰山隱喻的描述一致，但這只是一個向度的依賴性。若綜合地看完整的教學過程，學車者獲得能力之知的過程，既依賴教練的命題性指令，也依賴對教練演示的親知，這展示了另一種依賴性。

更重要的是，“多股之繩隱喻”能涵蓋更為復雜的知識情景：命題性知識有多種類型，可分別表達事實、規律、規范、形上學原理等，它們的認識論地位各不相同；默會知識有強弱之分，弱默會知識有不同形態，強默會知識可分親知和能力之知，如此等等。這一隱喻為這些復雜的知識情景提供了義理空間，能更精準地描述各類探究活動中知識的互動關系。

與“人”交流，保持“活人感”

澎湃新聞：在高度符號化、數字化的社會中，“默會知識”有怎樣不可取代的地位？如何防止“明述知識”對它的侵蝕或遮蔽？

郁振華：“默會知識”是波蘭尼1958年提出的概念，與之相應的基本認知事實是：“我們能夠知道的多于我們能夠言說的”。這一概念揭示了語言的邊界，彰顯了人類認知的不可言說之維。默會知識概念在哲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在過去半個多世紀里，圍繞默會知識及相關問題，形成了三大研究傳統，即波蘭尼傳統、維特根斯坦傳統、現象學-詮釋學傳統。

默會知識的不可替代性體現在人類活動的各個領域，試以科學研究為例——波蘭尼本人是成就達諾貝爾獎水準的物理化學家，他基于自身科研經驗，強調科學研究中的技能、鑒別力、理解力、判斷力、想象力、直覺等精微的認知能力，這與楊振寧強調物理學家的“taste（品味/趣味）”頗為相契。這些能力無法通過明述知識傳遞。如今數據庫人人可及，但如何從海量信息中識別重要問題、選擇研究方向，卻依賴于默會知識。

防止明述知識的侵蝕，關鍵在于重視默會知識的傳遞方式：它無法僅僅通過閱讀文獻來獲得，而需要依托師徒關系，進入研究共同體，通過沉浸式學習來習得。比如年輕學者通過訪問學者項目進入世界頂尖實驗室，近距離觀察大師如何提問、如何面對反例、如何權衡取舍各種假說，慢慢就掌握了那些高級精微的認知能力。

澎湃新聞：厚實認識論強調多種知識形態的交織，這對當代科研創新、教育實踐有哪些具體指導意義？

郁振華：無論是科研創新還是教育實踐，都要兼顧明述知識與默會知識，重視多種知識形態的融合。波蘭尼、庫恩（Thomas Kuhn）等在科學哲學上的突破與他們對科學教育的關注密切相關。年輕學者要成長為杰出的科學家，不僅要掌握文獻、數據庫等明述知識，更要培養研究的技能、鑒別力、判斷力、品味/趣味等默會能力。這是“名師出高徒”的要義所在：大師能教會學生判斷“孰重孰輕”，明白哪些問題值得作經年的努力甚至終身以之，這種判斷力無法通過書本傳遞，必須在研究共同體中耳濡目染，心追神摹。

澎湃新聞：隨著VR、腦機接口、大語言模型等技術發展，人類的“親知”“能力之知”是否正在被重構？如何從哲學層面回應技術介入下的認知與行動危機？

郁振華：我的態度是積極擁抱這些新技術。從知識論角度看，除了肉身賦予的原初形態的親知和能力之知，科學理論與技術發展已讓我們獲得了“擴展形態的親知”與“擴展形態的能力之知”——VR技術能讓我們體驗無法親身抵達的場景，腦機接口可能拓展人類的感知與行動邊界，這些技術讓我們擁有擴展形態的親知和能力之知。

但需警惕技術異化的風險，關鍵是保持活人感的主導性，克服人機感的缺陷，強調人心對算法的掌控。技術是工具，而非目的，人類應始終掌握主導權。我贊同張文宏醫生的主張，診療的主體是醫生，AI可以在輔助性環節上發揮作用，醫生憑其專長能識別其錯誤。換言之，醫生首先須具備相應的知識和能力，才能有效利用AI工具，而非被技術裹挾。總之，決斷權始終要由人來掌握，這是抵御技術異化、應對認知和行動危機的基本原則。

澎湃新聞：知行哲學與道德哲學、行動哲學等多領域有交集，未來是否會推動跨學科融合研究？比如將知行觀應用于社會治理或職業倫理建設？

郁振華：《知行哲學的新開展》開篇說，知行哲學與認識論、行動哲學、實踐哲學、道德哲學等有交集。目前我的研究側重于認識論，目標是建構厚實認識論；今后，我計劃將研究重心向實踐哲學、道德哲學傾斜。如果說之前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知行哲學的認識論維度，那么未來的研究將側重于知行哲學的價值論維度。學術有分工，我將專注于基礎理論研究，希望這樣的研究對應用研究有參考價值。

融會中西思想，做有“自家面目”的學問

澎湃新聞：中國哲學傳統中“知行合一”有深厚淵源，您認為中國哲學能為當代知行哲學提供哪些獨特視角？

郁振華：中國哲學自古就有討論“知行之辨”的傳統，從《尚書》到宋明理學，再到近代哲學，相關探討從未中斷，方克立先生等學者已有專著梳理。西方哲學從古希臘以來就專注于討論“理論與實踐之辨”。在知行哲學研究中，我試圖會通中國的知行之辨與西方的理論實踐之辨。

事實上，大三項、小三項在中國哲學中都能找到對應者。就大三項而言，理論活動對應“格物致知”，實踐活動對應“修齊治平”，制作活動對應“制器尚象”“開物成務”。就小三項而言，命題性知識對應于傳統“知”的核心內涵——把握事、理并以名言出之；能力之知在古漢語中亦有體現，韓愈《進學解》中“子不知耕，父不知織”的“知”，以及“知府”“知州”“知縣”的“知”，都含有“knowing how”的意味；而《墨經》在討論“知”時，就觸及了“親知”這一知識形態。

至于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與致良知說，更是直接關乎知行哲學的核心議題。《知行哲學的新開展》對陽明知論作了專章討論，將其置于當代哲學圍繞“knowing how”展開的理智主義與反理智主義之爭中加以重新詮釋，并提煉出“道德-形上學的能力之知”概念。這一詮釋引發了學界的討論，黃勇教授提出不同見解，認為良知的本質是“knowing to”。這樣的爭論有助于深化相關問題的研究。

澎湃新聞：2026年及未來有哪些研究計劃？對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有怎樣的建議？

郁振華：首先，目前的研究對大三項中的第三項即制作的討論相對薄弱——雖然在拙著中多有提及，但尚未展開系統研究。我們正處在技術時代，如何理解“制作”的當代本質，是我接下來要重點研究的課題。其次，在“如何理解實在？”這一問題上，我提出了“切換論實在觀”，但這一構想還相當初步，需要進一步展開。再次，如何在學理上對世界范圍內出現的“唱衰人文學”的時風作出回應，也是知行哲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人文學的特異之處是開辟一個價值界，其宗旨是提升人的形象，捍衛人的尊嚴，這對人類的生存和繁榮不可或缺。總之，進一步深化知行哲學的研究，貫通存在論、認識論和價值論，闡發融貫的義理，回應時代的挑戰，是我的計劃，這將是一個長期而艱巨的任務。

文明互鑒與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互為前提。在全球化時代，隨著文明互鑒越來越深入，可以取資的中外思想資源越來越豐富。關鍵在于“激活”——在問題意識的指引下，既要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思想的當代價值，也要充分吸收西方哲學的合理成分，在具體研究領域中開拓創新，最終形成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學術成果。就個人而言，我希望在知行哲學研究中致敬中外哲學史上的“思辨的英雄們”，直面宇宙人生的根本性問題，積極運思，努力做有“自家面目”的義理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