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1年6月3日，北京城里，一封掛號信擺上了程世才的案頭。
當時的程世才，身份是解放軍裝甲兵副司令員。
寄信人落款叫郭元亨，是甘肅安西縣的一個地道老農。
這人身份低到了塵埃里，日子也過得緊巴。
信里也沒繞彎子，字里行間透著股求救的意思：他想請程將軍出個面，給自個兒作個證，證明他在24年前曾干過一件積德的事兒。
按常理說，這種隔了二十多年的陳芝麻爛谷子，又是這種天差地別的身份，大概率是沒人搭理的。
畢竟那時候兵荒馬亂，誰還能記得誰？
可偏偏程世才不但認了這門親，還立馬回了信，甚至特意囑咐當地政府，得好好照看這位老人家。
咋回事呢？
因為這筆人情債，是當年拿命換來的。
把日歷翻回到1937年3月。
祁連山的暴風雪里，有一支隊伍正在鬼門關上打轉。
這是西路軍左支隊，領頭的是李先念和程世才。
那時候，西路軍在石窩山會議后分兵突圍，折騰到3月下旬，這支原本一千五百號人的隊伍，能喘氣的只剩下九百來人。
這九百人是個啥模樣？
衣服爛得遮不住肉，子彈打光了，糧食也沒了。
為了不被凍死，戰士們扒下野獸皮披在身上；為了肚子，只要能嚼得動的都往嘴里塞。
有個畫面，看著讓人心碎。
隊伍正如蝸牛般挪動，程世才猛一抬頭，瞧見前頭陡峭的崖邊杵著兩名哨兵，紋絲不動。
他走上前去問：“你是哪個連的？
大部隊都走了，咋還戳這兒？”
沒動靜。
李先念伸手去摸哨兵的臉，手指頭碰到的哪是熱乎肉，分明是像青石板一樣冰冷梆硬的死物。
這兩個兵，早就凍成冰雕了。
戰友們含著淚取下哨兵胸口的槍，用槍膛里最后剩下的兩顆子彈，朝天鳴槍送行。
兩顆子彈。
這就是當時這支部隊僅存的“家底”之一。
在這種把人逼瘋的絕境下，人的野性最容易冒頭。
手里握著槍，肚里沒食，去搶老百姓一口吃的，那是很多潰兵下意識的反應。
可程世才拍板做了一個決定，正是這個決定，成了這九百人最后能不能活著走出戈壁灘的關鍵。
隊伍摸索到祁連山深處時，撞見了一座道觀。
道觀的觀主就是郭元亨，也是個苦命人。
早年間軍閥混戰，為了躲避抓壯丁才逃進深山，守著這座破廟過日子。
眼瞅著大批當兵的壓過來，郭元亨腦子里第一個念頭就是：跑。
這也不怪他。
在西北馬家軍的地盤上，“兵”跟“匪”有時候就是一個意思。
郭道長沒見過紅軍，他只曉得當兵的來了準沒好事，不是抓人就是搶糧。
這會兒，擺在程世才面前的路有兩條。
路子A：沖進去搜。
這是最快的法子，戰士們眼看就要餓斃了，活命第一。
路子B：先講禮數，再談政策。
但這招險，萬一道士跑了，或者偷偷報信咋整？
程世才咬牙選了B。
他下令大部隊在道觀外面的雪地里扎營，哪怕外頭冷得能凍掉下巴。
他自個兒帶著幾個干部進了道觀，攔住了正準備抹油開溜的郭元亨。
“道長，把心放肚子里，我們不是土匪，是工農紅軍，絕不禍害老百姓。”
這話聽著雖然漂亮，但郭元亨看在眼里的是真真切切的做派——這幫人明明手里有槍，卻寧肯在外面挨凍受罪，也不硬闖大殿一步。
就這么個細節，把郭元亨心里的那桿秤給撥過來了。
他開口問：“你們想要啥？”
程世才說：“能不能麻煩道長幫著籌措點糧食，幫弟兄們過這個坎。”
聽聽，是“籌措”，是“幫”，絕口不提“交出來”。
接下來的事兒，讓程世才都愣住了。
這位萍水相逢的道長，簡直是把家底都掏空了。
咱看看這張單子：
面粉一千斤、小麥四千多斤、黃米四百多斤、胡麻油三十多斤、食鹽四袋。
這還不算完，他又趕來了三十只羊、兩頭牛和一頭騾子。
這是個啥概念？
在那個窮得叮當響的西北山區，這些東西是一座道觀攢了多少年的全部家當。
郭元亨這不是在做善事，他是在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賭。
要是讓馬家軍知道他資助紅軍，他是要掉腦袋的。
這還沒完。
臨分別的時候，郭元亨瞧見身為軍長的程世才還在靠兩條腿走路，又把自己養了好些年、腳力最好的大馬牽了出來，非要送給他。
他說：“長官這一去，路遠得沒邊，過了安西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戈壁，沒個腳力不行。”
程世才感動得不知道說啥好，非要給郭元亨打欠條：“等革命勝利了，一定連本帶利還給你。”
郭元亨起初死活不收，后來實在拗不過，才勉強收下。
有了這批救命糧，再加上后來陳云、滕代遠在星星峽的接應，這支僅存的四百多人的革命火種，終于爬出了絕境，到了新疆迪化。
可話說回來，故事的另一頭，卻是血淋淋的現實。
紅軍前腳剛走，馬家軍后腳就聞著味兒來了。
真讓郭元亨猜著了，他被抓進了大牢。
馬家軍對他嚴刑拷打，逼問紅軍的去向。
郭元亨是個硬骨頭，被打得皮開肉綻，愣是咬緊牙關，一個字沒吐。
折騰到最后，他交出了一百塊大洋，外加多年積攢的三兩六錢黃金——這是他的棺材本，才勉強從鬼門關撿回一條命。
命是保住了，可家底全沒了，身子骨也垮了。
重獲自由后，這位曾經仗義疏財的道長，只能靠種幾畝薄田、挖野菜勉強糊口。
這一晃，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1949年安西解放，因為當年的那份善心，郭元亨被評為縣人大代表，日子才算稍微安穩了點。
到了1961年，趕上生活困難時期，年邁的郭元亨想起了當年那位軍長。
他寫這封信，倒不是真為了要回那四千斤小麥，而是希望那段歷史能有個說法，希望自己的晚年能有個依靠。
程世才沒讓他寒心。
信一到手，已經身居高位的程將軍二話不說，立馬回信，并安排當地政府給老人特殊照顧。
1955年，程世才被授予中將軍銜。
在他的回憶錄里，關于走出祁連山的那段記憶，郭道長冒死送糧、送馬的情節被特意大書特書，分量極重。
1976年，郭元亨離世，享年80歲。
回過頭來琢磨，這其實是一個關于“選擇”的故事。
絕境中的程世才，守住了紀律，沒去搶掠。
亂世里的郭元亨，守住了良心，沒去保身。
這兩個選擇，在當時看來都懸得很，甚至有點“傻氣”。
程世才要是搶了就走，大概也能活，但紅軍的種子就在西北斷了根，丟了民心，那就真成了流寇。
郭元亨要是不給或者少給，興許能保住家產，但他保不住那份在亂世中金不換的尊嚴。
那張欠條，最后還了嗎？
物資也許沒法一斤一兩地還清，但那封1961年的回信，以及那位中將后半輩子的念念不忘，早就把這筆賬結清了。
因為這不僅是糧食和馬匹的買賣，更是兩顆心在生死邊緣的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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