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某作協會員，莫言獲諾獎是“媚夷”？兼及劉震云獲意大利文學獎

讀到一篇《從“師夷制夷”到媚“夷”的角度看莫X獲諾獎》，作者王隨學，頭條資料顯示“陝西省作家協會會員，資深媒體人”。

本人也是某作家協會會員，如今證書找不到了。既然沒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那證書就是廢紙一張，我可沒那么大臉拿來裝門面。王隨學先生一定有很好的作品，能否告知我拜讀？

讀了這篇文章，有幾個常識性問題要請教。

1

王隨學說：

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師夷”之路，始終帶著明確的民族訴求——師西方之長，補自身之短，最終實現“制夷”自強，守護民族文化根基。

（莫言）作為中國作家，他本應立足中國鄉土、扎根民族生活，以文學筆觸記錄中國人民的苦難與抗爭、奮斗與希望……踐行“師夷制夷”的文化初心。

師夷長技以制夷，這不是中國人的“文化初心”，王隨學先生對中國近代史一無所知，只是拿了一個新詞亂貼。

“師夷長技以制夷”，這是魏源提出來的。西方用堅船利炮敲開了中國的大門，我們也要有堅船利炮。魏源的主張在當時是可貴的，可是他的《海國圖志》在國內沒有引起什么反響，反而是日本學術界如獲至寶。待他的主張被李鴻章等人接納，中國走向現代的腳步已經落后三十年了。

比魏源更進一步的，是張之洞等人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當時的中一些人看來，西方只是“奇技淫巧”，我們就學他們的“技”就行了。然而甲午戰敗，戊戌變法失敗，讓中國人再次陷入長考：原來軍艦魚雷只是產品，這產品的背后，是整個自然科學體系在支撐，我們要系統學這些“西學”，但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文化道德，這個“中學”是根基。這時候“西學”指表現為先進技術，它只為“中體”服務，凡是大清國的體制、道德、哲學、文學等各方面，全都屬于“體”的范疇。

再以后，是新文化運動。有識之士痛苦地發現，學習西方技術幾十年了，我們仍然沒什么發展；帝制變成民國政體了，仍然不行。于是陳獨秀高揚“民主、科學”的大旗，稱之為請來的“德先生”“賽先生”。魯迅說，如果不改變國民性，“招牌雖換，底色照舊”，“無論是專制，是共和，還是其他什么”，“全不行的”。這倆人說的是一回事。

張之洞的局限正在于把“中學”和“西學”對立起來，新文化運動正是全面突破了張之洞的“中學為體”。

王隨學先生如果沒有時間讀中國現代史，那么去看看電視劇《覺醒年代》，看看新文化運動如何造就了一代新人，看看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等人帶出了哪些學生，看看中國共產黨如何走上歷史舞臺的！

王隨學先生僅僅停留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上，把這叫“文化初心”，你的歷史從哪個學校學的？

2

王隨學說：

諾貝爾文學獎這一原本承載文學價值的榮譽，也淪為西方文化霸權篩選“代言人”的標尺。

部分知識分子的“師夷”初心逐漸異化。他們看清了西方文化霸權的強大，看清了西方獎項對“符合其敘事”者的青睞，便主動拋棄民族立場，迎合西方對中國的刻板印象，以販賣民族苦難、抹黑民族形象為代價，換取西方的掌聲與名利，完成了從“師夷制夷”到“媚夷求榮”的徹底沉淪。

王隨學既然是作家，那就只說文學，看看中國現代文學從產生那一刻起，是不是“迎合西方敘事”。

魯迅的《狂人日記》之所以成功，第一他懂醫學，第二他遇到了一個“狂人”原型，第三他借鑒了果戈里的同名小說。這篇小說對“吃人社會”的發現，從思想到技巧，是迎合了西方敘事嗎？

郁達夫的《沉淪》，寫留學生因壓抑而自讀、偷看女人洗澡、聽野外男女幽會、尋找風月場所，這樣一個不甘沉淪的“沉淪者”的精神上的痛苦、赤裸裸的告白，在當時被罵“肉欲描寫”“誨淫誨盜”，這是迎合了西方敘事嗎？

丁玲的《莎菲女士日記》，寫掙扎在“靈與肉”中的女人，男女之事表現相當大膽，尤其是對女性情愛心理的捕捉，在當時的文壇不啻是個重磅炸彈，魯迅、葉圣陶、茅盾都為丁玲的橫空出世而高興，這是迎合了西方敘事嗎？

柔石的《為奴隸的母親》，寫農民由于欠下高利貸，把妻子典當給了一個急于要生兒子接續香火的秀才；羅淑的《生人妻》寫農民由于貧窮而賣妻的故事；艾青的《贖罪的話》，寫城市的郊外，到處是私生子的尸體，“貧窮、迷信、禮教”，“比任何動物都更狂熱地殘害生命”，這些作品，是迎合了西方敘事嗎？

還有，沈從文的《柏子》《丈夫》《蕭蕭》，老舍的《月牙兒》《駱駝祥子》，太多了。

王隨學既然看到了“西方敘事”，那么對應的，一定有“東方敘事”嘍？

那么李白的“吳牛喘月時，拖船一何苦”；杜甫的“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白居易的“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蘇軾的“人如鴨與豬，投泥相濺驚”，所有中國古代最偉大的詩人筆下的艱難人生，又是迎合了誰呢？

文學，只有表達技巧的區別，從來沒有什么“東方敘事”“西方敘事”的區別，文學表達的是人。所以文學具有超越特征，這是恩格斯都論及過的。

王隨學先生難道認為“東方敘事”，應該是明清小說中常見的大團圓文學、粉飾文學、說謊文學嗎？這可是魯迅等人提煉的“吃人”表現之一呢！

3

王隨學說：

莫X便是這種異化的典型代表。他的“師夷”，早已不是理性的借鑒，而是全盤的臣服；他的創作，已不是民族心聲的表達，而是媚“夷”求榮的投機。

莫X迎合這種需求，徹底拋棄了“師夷制夷”的初心，淪為西方文化霸權的“傳聲筒”，而諾貝爾文學獎，便是對他這種媚“夷”行為的最高“嘉獎”。

這段話實在是太可笑了。

莫言這一代作家知道諾貝爾文學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1985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諾貝爾文學獎叢書》，1986年11月4日，人民日報刊登《馬悅然教授談諾貝爾文學獎》，那時候莫言的《紅高粱》已經誕生了。

王隨學先生應該不小了，對自己的親歷也如此健忘嗎？1980年前后，書店里擺上《新華字典》，三天就缺貨，那時候書籍就是如此短缺，這是《讀書》雜志記載的事。新時期文學發軔的八十年代初期，莫言可能連諾貝爾文學獎都沒聽說過，如何想著自己要“迎合西方敘事”，只為獲得諾獎？！

想著獲得諾獎而寫作，1000年也沒戲，不信王隨學先生自己試試。

王隨學先生更是沒有看懂莫言的書，他只看到了“苦難”，卻看不見莫言筆下那種生生不息的雄強力量。

莫言筆下，你可以看到欲望、無序、混亂、活著如蘇軾“人如鴨與豬”的狀態，唯一看不到的，就是怯懦。

難道你只看到《紅高粱》中余占鰲的亂闖，卻看不到民族意識的覺醒？難道你只看到《豐乳肥臀》的苦難，卻看不到上官魯氏拒絕成為“祥林嫂”的反抗？難道你只看到《生死疲勞》的各種折騰，卻看不到那“義牛”的孤獨的千古英雄氣？

莫言借鑒了馬爾克斯、福克納等人的一些技巧，但他的文學之根是扎進中國本土的，不要說對中國民間故事的偏好，《生死疲勞》連中國舊小說的章回體都用上了，他何曾有什么媚“夷”？

王隨學也在強調“民族文化的繁榮興盛”，然而他的途徑是“唯有堅守‘師夷制夷’的初心”，這途徑荒唐透頂。你愿意堅守你盡管去做，沒人攔著你。今天的中國，根本不存在什么“師夷”，這個階段是150年前的事，今天我們是吸收借鑒人類文明的優秀成果，走向全世界，這一過程中，我們學別人，別人也在學我們，這叫交流互鑒，無論是科技、管理、文學、體育，全都是如此。

因此，從文學角度說，我期待看到更多中國作家走出去，他們的作品走出去，大美漢語走出去，中國文化走出去，這是民族文化的繁榮興盛標志。

剛聽說劉震云獲得意大利國際南北文學獎，我相信這不是劉震云的“迎合”，而是中國文學的又一個成果。

既然體育界世界冠軍拿到手軟，為什么文學得獎就是“迎合西方”？王隨學先生作為作家，你是心里有些不舒服呢，還是腦袋里仍然存在“師夷”“體用”的糊涂賬？或許兩者都有吧？！

硯邊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