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田野回答時代課題

春風送暖，萬物競發。馬年新春伊始，廣大社會學研究者已滿懷激情踏上新一年的科研征程。從白山黑水到南海之濱，從田間地頭到數字云端，處處可見社會學人躬身前行的身影。

2026年是“十五五”規劃開局之年。面對社會結構深刻轉型、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治理體系系統重塑的時代大勢，中國社會學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扎根中國大地、回答時代之問，以扎實的田野調查和深刻的社會洞察，聚焦城鄉融合、人口發展、社會治理等重大現實議題，努力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貢獻社會學的理論思考與智慧力量。

立足中國實踐

加快構建自主知識體系

“構建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是時代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新春之際，記者聯系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院長文軍時，他還在為云南楚雄的調研事宜忙碌著。他說，當今全球社會復雜多變，傳統以“確定性、可預測性、線性演進”為基礎的社會學分析框架，已難以充分解釋我們身處的現實。對此，需要發展出一套能夠理解和分析社會發展“不確定性”本身的社會學概念體系，這本身就是對自主知識體系的重大理論突破。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鎮化進程。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成伯清認為，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要通過扎實調查和經驗分析，系統提煉“關系”“家國”“天下”等本土概念的現代形態，構建能夠深刻解釋中國發展路徑、充分彰顯人民性的自主知識體系。

過去一年，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田毅鵬將主要精力投入到“新發展社會學”學科理論體系構建之中。站在新一年的起點上，他期望在新發展社會學的視域下，對中國及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經驗進行學理性提煉，并將其納入發展社會學學科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之中。“中國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要反觀傳統，又要直面當下，還要放眼世界。這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亦非一般性的‘中西結合’，而是一種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把握當代的綜合性創新工程。”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朱濤看來，社會學研究必須始終以人為核心，在數智時代更要關注個體的主觀體驗與權益訴求，彰顯社會學的人文關懷底色。“這是中國社會學區別于技術理性至上路徑的根本所在。”

針對當前部分研究仍習慣于套用西方理論框架解釋中國實踐、基于本土經驗提煉原創性概念和理論范式能力尚顯不足的問題，學者們一致認為，必須堅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在解釋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的過程中，構建起既能深刻揭示中國社會復雜性，又能與全球學術共同體進行平等、富有建設性對話的社會學學術體系和知識體系。

回應時代關切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十五五”時期，社會學研究肩負前所未有的時代使命與學術責任。直面社會發展現實、維護社會長期穩定，成為學者們關注的重點。

過去一年，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赴多地開展深入調研。他深刻感受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體現為經濟的騰飛，更包含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亟須一個體系科學、結構完整、功能完備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作為堅實支撐。南開大學社會建設與管理研究院院長關信平持續關注社會工作高質量發展與社會工作者隊伍建設。他主張通過完善職業資格制度、健全職稱體系、構建產學研融合的人才培養機制，真正讓這支專業化力量在服務人民、服務社會、服務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進程中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人口發展是關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事。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高嘉敏過去一年的研究主要圍繞少子化背景下的人口結構轉型、“一老一小”民生保障，以及高質量發展支撐體系展開。她表示，當前我國人口問題已經從單一的數量議題轉向涵蓋家庭發展、公共服務、社會治理和法治保障的綜合性議題。“‘十五五’時期，要持續深化少子化趨勢下的家庭發展研究，深入探討人口結構變化對教育資源配置和公共服務供給的影響，從健康社會學視角出發，探討社會結構性因素如何與個體的健康行為與結局產生互動。”

深刻揭示社會結構變遷，夯實高質量發展的社會基礎，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重要方向。文軍表示，中國社會結構的深刻轉型，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豐富的經驗素材，使學科邊界得以大幅度拓展。成伯清提出，社會學需將社會結構變遷與民生保障研究緊密結合，深入研究人口結構、家庭形態、城鎮化與區域人口流動等趨勢，為應對少子老齡化、釋放人才紅利、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提供堅實的實證依據。

前瞻研判新型社會風險、推動社會治理現代化，是社會學服務國家戰略的重要切入點。朱濤表示，面對社會轉型和人口結構巨變對養老、醫療、教育等領域帶來的系統性挑戰，必須加強基層治理中的數字化轉型、居民參與機制、資源整合模式研究，在實踐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

勇立時代潮頭

直面人工智能前沿議題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正在對我國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行為、社會心理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社會學研究迎來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新的任務。

新的一年，朱濤最關心的議題就是社會學如何在數智化浪潮中實現理論與實踐的雙重躍升。他表示，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海量數據與分析工具，虛擬與現實融合、人機互動增強、數字勞動興起等新現象，大大拓展了社會學的研究邊界，人工智能社會學、計算社會學、數字社會學等新興分支將迎來快速發展。

人工智能帶來人與非人互構關系及其現實挑戰。算法技術、數字孿生等在持續迭代的過程中，已不再局限于單純的技術工具，而是日益成為參與塑造社會關系、影響決策過程的“非人行動者”。“這迫使我們必須拓展社會學的傳統邊界，從單純關注人類，延伸到人類與非人類共同構成的社會事實。”文軍說。

智能科技對重塑社會團結、信任機制及社會規范帶來深刻挑戰，加強數字社會轉型的系統研究引發學者們高度關注。成伯清認為，應深入研究人工智能、平臺經濟等如何重塑社會結構、權力關系、勞動形態、人際信任與群體認同，高度關注數字鴻溝、算法倫理、虛擬社群等前沿議題。

在朱濤看來，社會學研究要從以“線下現實社會”為主，延伸至“現實—虛擬”全域，更加關注人機互動關系、算法建構的社會互動等嶄新問題。動態數據的實時獲取將更好地推動社會學既“解釋過去”，也“預測未來”，有力提升學科的前瞻性與決策價值。面對數據使用可能存在的風險，朱濤呼吁探索數據“合理使用”框架，明確數據使用邊界，在保障研究客觀性的同時切實保護個人隱私。

人工智能的快速發展可能帶來AI型結構性就業壓力，對傳統就業體系和社會保障制度構成深刻挑戰。對此，關信平表示，社會政策亟須作出前瞻性、系統性調整。應主動將AI作為方法論工具，融入社會政策研究全過程，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的前提下，推動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政策知識體系，為全球數字時代的社會政策創新貢獻中國智慧。

肩負時代使命

以社會學智慧服務中國式現代化

在“十五五”規劃謀篇布局的關鍵階段，社會結構深刻調整、科技革命加速演進、治理格局系統重塑，既為社會學研究提供了豐沃的實踐土壤，也對其理論創新力、政策服務力和國際對話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向未來，文軍表示，要充分發揮社會學整體性的視野優勢，主動將具體問題置于社會結構、歷史脈絡與文化情境交織而成的復合網絡中進行審視，全面揭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浮現的問題根源和事實本真。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引領，堅守經世致用的行動品格，不僅要對國家發展中面臨的現實困境作出解釋與說明，更要以實踐性的姿態介入其中，在社會實踐中自覺承擔起推動社會進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

針對當前部分社會學研究或偏重宏觀結構分析，而缺乏鮮活經驗支撐；或沉溺于微觀個案，而難以連接更大社會圖景、中觀機制橋梁作用發揮不充分等問題，成伯清表示，未來的社會學研究應更加注重對這些“中間地帶”的系統性挖掘。例如，圍繞人口負增長、老齡化加劇、家庭規模小型化等趨勢，提出系統性應對策略；探索超大城市治理、縣域治理、鄉村共同體建設的有效路徑。在堅持“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同時，也要胸懷天下，高度關注全球性議題，提升向國際學術界清晰闡釋中國道路社會學內涵的敘事能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深刻的社會學洞見。

在回應人口結構轉型和民生議題方面，社會學研究仍有進一步提升和拓展的空間。高嘉敏提出，一方面，可以在既有研究成果之上，更加注重將學術分析與政策實踐緊密銜接，推動研究成果向制度設計和公共決策轉化；另一方面，有必要持續加強宏觀制度分析與微觀家庭經驗之間的互動，通過多層次、多方法的實證研究，深化對社會運行機制的理解。“我們要在夯實現有研究基礎的前提下，持續深化對人口結構轉型、家庭支持體系和公共服務制度創新等領域的研究，更好服務國家人口發展戰略和社會治理現代化進程。”

未來，城市研究將成為社會學界關注的熱點領域。在田毅鵬看來，這實際上是中國社會進入新發展階段、國家戰略導向和學科內在邏輯共同作用下的必然趨勢。在新型城鎮化的“下半場”，城市發展從外延擴張轉向內涵提升，城市治理、公共服務、包容性發展、生態宜居等議題變得至關重要，亟待社會學研究者深度參與。此外，城鄉融合發展的提出及實踐，將使中國社會發展步入新的發展階段，這也為社會學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理論檢驗場和政策實踐場域。

一年之計在于春。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社會學人正以高度的學術自覺和強烈的時代擔當，扎根中國大地、深植時代沃土，在構建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社會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征程上奮勇前行。廣大學者一致表示，將以更加飽滿的熱情、更加昂揚的斗志，把握時代脈動、傾聽人民呼聲、反映群眾需求，以高質量研究成果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用實際行動踐行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使命擔當。

中國社會科學報記者 段丹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