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多年成功的秘訣，是“無劇本有方向”

中國政治的現實治理機制，是“無劇本有方向”的，就是這個制度需要通過各級干部的發揮（或篡改）來落地，它本身僅僅提供可能性。有可能讓好官干好事，也可能讓壞官干壞事。制度不寫劇本。這個特點，王軍寫得很清楚。

——著名學者孫歌

1982年從西北大學中文系畢業在西安市委宣傳部工作，到2020年退休，王軍近四十年的干部職業生涯被他自己定義為“人生上半場”。在“人生下半場”，王軍以簡潔的文字描述職場中經歷的那些真實鮮活的人和事，記錄改革開放過程中風云變化的西安，形成了新書《無劇本出演》。

本文摘錄自西安市文學藝術創作研究室的四位作家與《無劇本出演》作者王軍的訪談，內容經編輯，略有刪減。

“人生下半場”

一開始，我只是想把一些有趣的人、有趣的事記載下來。我第一篇寫的是“寇老”，過去一個同事。寫了以后叫寇老看看，寇老看了把假牙都笑掉了。所以我就開始回想過去一些有趣的人和事，開始寫文章，短的100來字，長的1000來字，都是這樣的短文。

同學張維迎看了很喜歡，推薦發在公眾號上。讀者和維迎不斷催更，許多老朋友也鼓勵我寫下去，就這樣寫著、發著，漸漸形成了《無劇本出演》。這本書可以說是新媒體的產物。

這本書的結構一開始沒有預設，結集時就按我當機關干部、秘書、鄉鎮和區縣領導、開發區領導、市委宣傳部長等職業的不同時期，編了幾個“筐子”，把這些短文分類裝進去，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被微博逼出來的“新文風”

我過去當領導，在會議上講話，一是盡量短，二是先講后寫，講話先拉提綱，提出問題、回答問題，講完再整理成篇，少鋪排，少修辭，少形容詞、副詞，少排比句，盡可能用質樸的語言。

我有意識地試驗的一種寫法是“說”出來的文章，可以“說”的文章，文字向口語靠攏。文章是“說”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干部群眾能接受。

寫著寫著我意識到，通過對從政三十多年的若干片段、那些人、那些事的記錄，也許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后的社會風貌和時代變遷。

我寫的這些文章，有意識倡導一種新文風。我長期從事黨政工作，一直和文字打交道，深感繁文縟節和文山會海之弊端，過度地文飾掩蓋了思想的光芒，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就是這么來的。文章鋪排過多，形容詞、副詞過多，排比句、修辭裝飾過多，文彩的華麗實際上淹沒了思想的光芒，語言的格式化導致了思維的格式化。

我追求的就是文字要精煉、干凈，文風要樸素、直白，普通老百姓只要識字就能讀懂，而且情感上要共情。我是有意識地按照這個原則寫作的，這也是我的追求、我的初心。

我們那個時代，每個青年都有一個文學夢，何況我是中文系畢業。但是我一直沒有時間、沒有機會實踐，退下來也沒想著寫一本書。一開始寫著玩，在互聯網、新傳媒低門坎發表，閱讀量不低，不斷有人催更、鼓勵，我就寫了這么一堆。應該說，我這個 “作家” 是互聯網催生的。

我以前寫微博，字數有限制，每篇不能超過140個字。這就逼著我要寫得簡潔，用短文、短句來說明白一件事，這對我是個訓練。我的很多作品都是把以前的微博修改一下完成的，因而說我就是互聯網培養出來的寫家。《無劇本出演》的寫作是這個習慣的延續。

當一個文人決定從政

文人從政有優勢也有劣勢。前些天，有中文系新生問我：讀中文系有什么用？我說，從專業導向看，中文系最弱；從價值觀導向看，中文系最強。人一輩子專業知識只在部分場景使用，而價值觀終生受用。

相對來講，讀書多一點，受先賢影響多一點，對歷史規律認識多一點，正確的價值觀就會多一點，歷史感會強烈一些。

比如我在搞一些工程，會考慮這一鏟子下去，可能一個千年古跡就毀了，也可能一棵珍稀古樹就不見了。一百年后，人們會怎么評價？

又比如，“官不修衙”“官不置產”，這些古訓我都很在意。還有，古時地方官做好事，取信于民，無非“修橋補路，治水種樹，興學濟貧”，這幾件事我在當區長書記時都有實踐。

讀書寫作對從政還有一個好處：自古文人“事以人名”“人以事名”，相輔相成。白居易在西湖修一條堤名曰“白堤”，蘇東坡修一條曰“蘇堤”，我看工程量并不大，傳播這么廣，沾了文名的光。

讀書對從政的影響極大，不讀書很難做個好官；從政對讀書也好處多多，帶著問題讀書會別有收獲。我曾經的同事說得好：“做官是一種大俗，讀書是一種大雅。從俗的、做官的，立場上來看，這大雅對大俗是一種拯救；而從雅的、讀書的立場上來看，這大俗對大雅又是一種成就。”

改革開放三十年

我在給一個朋友贈書時題寫了一句話：“從政最大的好處是可以延展生命的寬度。”這是我寫了這本書后的體會。每個人生命的長度差不多，而從政讓你好像多活了幾輩子。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無論從文從政從商，都走過了與前輩完全不同的道路。很幸運，在我們青年時代結束了文G，迎來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時代。

我們這一代與共和國同命運共成長，幸運地趕上了高考的末班車，幸運地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新長征，幸運地投身了國運上升的全過程。我們所處的偉大的、變革的時代，賦予了我們學習本領、施展才華、實踐理想、建功立業的大舞臺和大機遇。

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職業生涯基本上都是在一種建設的氛圍、改革的氛圍、變革的氛圍、成長的氛圍中展開，所以特別幸運，有機會施展才華、實踐理想。這個時代使我們這些從政者有機會在這個舞臺上，代表這一代人，為這座城市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比起前輩，我們走了更多的路，經了更多的事，干了更多活，受了更多的苦，也享了更多的福，有了更多機遇、更多選擇、更多的成功體驗和更多的成就感，這是偉大時代的饋贈，也是我們努力奮斗的結果。

“無劇本有方向”的哲學

這四十年，特別是后二十年，我主要是做主官、區長書記、開發區領導、宣傳部長。這二十年是國家發展最快的二十年，也是改革開放變化最大的二十年。時代的變化太快，工作中每天遇到的都是不同情況。

總的來講，中央規定了總的方向，規定了總的工作任務和工作重點。比方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為人民謀福利——總的方向是在把握中的。

但是，每天都在遇到新的情況，甚至有突發事件，具體怎么干？

沒有劇本，全靠一線的這些“演員”自由發揮、即興演出，這就包括自寫劇本、自編自導自演，形成了“無劇本出演”。我的書，寫的就是真實“出演”的人和事，是一段歷史和時代的個人觀察。

關于“無劇本有方向”，是政治學者孫歌教授對《無劇本出演》的概括。她說：

制度框架勾勒了藍圖和邊界，但真正的“施工”效果，極大程度仰賴于各級干部的解讀、發揮和執行力。

《無劇本出演》獨特價值恰恰在于，它深入記錄了那些在“無劇本”狀態下，憑借良知與能力，努力將“方向”兌現為民生福祉的好官樣本。

它清晰地展示了：在這個體系里最終落地的“劇本"，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線的“導演”和“演員”們寫就的......中國政治的現實治理機制，是“無劇本有方向”的，這也是我一直以來的觀察。

具體而言，就是這個制度需要通過各級干部的發揮來落地，它本身僅僅提供可能性，而且這個可能性有可能讓好官干好事，也可能讓壞官干壞事。王軍主要寫的是好官，這方面的信息，其實坊間缺少理解。制度不寫劇本，這個特點王軍寫得很清楚。

關于新大眾文藝

好的文學作品應當具有社會學價值和歷史資料價值。特別是記實作品，可以從微觀反映一個時代變遷和變化的過程，人際關系、民風民情、社會經濟發展的運作，乃至一個城市的變化都需要有人記錄。這些也是我寫作時努力追求的。

從《無劇本出演》個人寫作的實踐，進而到對社會現象的觀察：近年來，伴隨著數字媒介和短視頻、直播、小劇場等平臺的興起，文藝創作不再是少數專業人士的專利，“人人皆可創作，處處皆為現場，人人都能傳播"成為新常態。

這一文藝實踐的廣泛性、即時性和互動性構成了“大眾文化”在新媒介時代的嶄新圖景。

從“外賣詩人”“菜場作家”，到短劇創作者和直播表達者，無數普通勞動者在數字平臺上講述真實生活，抒發情感體驗，積極參與社會文化，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不斷提升，形成了覆蓋面廣、參與度高、情感聯結強的“文藝公共空間”。“新大眾文藝”的應運而生，改變了文藝的生產方式、話語關系與價值體系，人民真正成為文藝的主人。

▲紀錄片《我的詩篇》

文化生產力得到空前解放，文藝與人民日常生活的結合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文藝與娛樂的結合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文藝與經濟的結合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文藝作品的變現能力空前增強，極大地滿足了人民群眾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

我和有關領導同志對這種現象進行了歸納、討論，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新大眾文藝”這一概念，其命名邏輯不是對舶來概念的套用，而是對人民文化實踐中“新勢能”的正名、賦義與引導。

在陜西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我組織西安的文藝工作者撰寫了《新傳媒時代與新大眾文藝的興起》一文，在去年七月以《延河》編輯部的名義發表，引發了熱烈反響。

“新大眾文藝”常被誤讀為“網絡文學”或“素人寫作"，甚至被視為內容庸俗、形式低劣的“文化垃圾桶”。這種誤讀歸因于忽視了文藝發展的群眾基礎和媒介條件，遮蔽了技術民主化帶來的文化權力結構轉變，也低估了大眾文化在新時代構建精神共同體中的巨大潛能。

事實上，技術一直在更新迭代，文學的內核卻始終未變。比如古代有評書，民國有話劇、電影，當代有短視頻，這些均為廣義的通俗文學形式，常孕育精品。因此，面對不可逆轉的新大眾文藝潮流，我們不應盲目的貶低或抗拒，也不應該停留在工業時代的思維中孤芳自賞，而是要用“普適認可的好文學標準”，去擁抱、塑造新大眾文藝。

國人眼中的官員，長期以來是兩種極端撕裂的形象：一種是無私奉獻、愛民如子的孔繁森、焦裕祿，從前人們覺得理所應當；一種是貪污腐敗、草菅人命的鄭筱萸、劉志軍，現在人們覺得這就是官場的全部。

而王軍的這本《無劇本出演》以親歷者的第一手資料，描寫了中國官場的真實生態。政治學者王子今認為，本書寫出了當代中國的“吏治得失”和“人情冷暖”。

著名學者孫歌對本書給予高度評價：中國政治的現實治理機制，是“無劇本有方向”的。比如中央只告訴地方“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具體應該建設什么、如何建設，幾乎全靠各級干部的發揮（或篡改）來落地，它本身僅僅提供可能性。這個可能性就是讓好官干好事，也讓壞官干壞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個層級，他都當過干部。制度不寫劇本，這個特點，王軍寫得非常清楚。王軍主要寫的是好官，這方面的信息，其實坊間缺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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